一、宏观经济：增速“下台阶”、总量“无亮点”、转型“迫在眉睫”
2013年至2015年国内经济增速接连“下台阶”。从2010年开始，随着“四万亿计划”刺激效果的逐渐消退，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快速放缓。2013年-2015年，经济持续“L”形探底难见起色，GDP当季同比陆续跌破8%、7.5%和7%的阈值。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的矛盾日益明显，经济转型“迫在眉睫”。一方面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连番冲击之下，全球实际需求疲软的问题突出，出口趋势性回落，另一方面城镇化快速推进下房价高企的弊病也愈加显现，共同导致我国在“入世”之后借着加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东风”，所形成的以出口为导向、投资快速扩张的经济运行模式难以为继，反而陷入到产能过剩、增长点不足的困境中。为此，2012年至14年连续三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全面化解产能过剩”、“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
二、流动性环境：“钱荒”冲击，由紧到松
2013年国内维持了较强的货币政策定力，全年无降准、无降息。与此同时，由于货币派生上仍较为依赖外汇占款，在2013年年中美联储开始逐步收紧货币政策导致中美利差迅速收窄，海外资金回流美国后，国内通过2012年连续升准降息营造的较为宽松的货币信用环境很快终结，M1、M2增速转头向下。
期间，由于货币传导机制不通畅，国内市场一度出现“钱荒”并持续蔓延、发酵，6月20日盘中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30%。期间，6月18日央行紧急发行20亿央票，此后又通过SLF等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并窗口指导流动性充足的银行向市场融出资金，带动“钱荒”在6月底时基本结束。此后，10月和12月，市场又经历两次“钱紧”，但得益于央行及时出手呵护，冲击远小于6月。
然而，尽管“钱荒”很快结束，但其“余威”仍在。2013年年中之后，企业融资状况明显恶化，社融增速也开始快速回落。至2013年四季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加大，企业盈利开始回落。尤其是地产方面，由于高库存等问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地产价格从2013年初便已趋缓，至2014年5月时更开始回落，带动地产投资开始回落。
面对再一次出现的经济下行压力，2013年底，货币政策开始逐渐转向宽松，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2013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要求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2014年4月22日央行宣布从4月25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4月23日，央行宣布在分支行开展信贷资产质押试点。
4月25日，为贯彻落实4月2日国常会的精神，央行创设PSL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改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来源。6月9日，央行再次宣布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不含4月25日已下调过准备金率的机构)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然而，尽管2014年初开始政策便已在持续放松，但由于实体经济加杠杆动力较弱，下半年宏观数据仍持续不达预期。2014年8月-11月，制造业PMI持续低于市场预期。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疲软、原油价格大跌进一步加重国内通缩压力，抬升实际利率水平。2014年和2015年的CPI和PPI一路下行，CPI从2014年3月的2.38%，至2015年初时一度下行到0.76%，创5年新低。与此同时，PPI从2014年3月的-2.3%滑向了年底的-3.32%，并且整个2015年间PPI仍在持续下滑，到2015年底时进一步下滑至-5.9%的深度通缩水平。
终于2014年底，货币政策转向全面宽松。2014年9月，央行创设MLF并随即向市场投放5000亿中期基础货币。2014年9月30日央行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放松限贷。此后首付比例也多次下调。2014年10月中旬，PSL开始实际投放。2014年11月21日，央行超预期宣布将于次日分别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和0.4个百分点，标志着全面宽松开启。此后2015年央行又连续实施五次降息、五次降准(含2次定向降准)。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降125bp至1.50%和4.35%，存款准备金率则下降3个百分点至17%。市场利率大幅下行，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从年初的3.85%大幅回落至2.25%。大放水下，流动性走向泛滥。
三、产业趋势：转型政策密集、产业趋势明朗，互联网+崛起
3.1 产业政策：深化改革、寻找转型新方向
2012年底以来，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政策重心开始加速聚焦中长期转型和升级。2012年11月，十八大新一届党中央上台后便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并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主攻方向。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定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本途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从2013年1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和《关于深化科技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开始，科技政策支持力度加大。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总方向、时间表陆续问世，此后各项深化改革、加速经济转型升级的工作进一步加速。此后，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人提出要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科技被正式提升到战略顶层高度。
在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下，各新兴产业专项频出，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成为政策的“宠儿”。3月8日，发改委发布《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明确了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产品。同期，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国两会上表示，4G牌照将于2013年底前发放，8月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互动新媒体、移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促进数字文化内容消费。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要超过3.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
3.2 产业趋势：移动互联网从高速发展迈向全面成熟
2009-2011年，3G技术和智能手机渗透率的提升使移动互联网逐渐开始萌芽。一方面，2009年1月7日，工信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G牌照，此举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3G时代，中国移动3G用户渗透率也由09年底的0.65%快速提升至12年底的12.4%。
另一方面，苹果Iphone 4“问世”，智能手机进入到了普及阶段，我国智能手机渗透率也由11年初的15.8%飙升至12年底的68.6%。随着3G移动网络的部署和智能手机的出现，移动网速的大幅提升初步破解了手机上网带宽瓶颈，移动智能终端丰富的应用软件让移动上网的娱乐性得到大幅提升，标志着我国打开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新篇章。
进入2012年以后，移动互联网逐渐进入高速发展乃至成熟阶段。(1)2012-2013年，我国4G进入“铺垫期”，移动互联网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各大厂商纷纷效仿苹果推出手机应用程序商店和触摸屏式手机，叠加厂商竞争使智能手机价格下行，智能手机大规模量产并在中低收入人群的大规模普及应用，移动互联网爆发式增长。(2)2014年4G技术标志着移动互联时代逐渐进入成熟期。随着4G网络的投入使用，移动上网网速得到极大提高，上网网速瓶颈限制得到基本破除，移动应用场景得到极大丰富，4G技术真正实现了通信和互联网的融合。
4G技术催生一轮新的科技周期，上游设备、中游运营、下游应用全产业链受益。
2012年1月，国内4G技术入选国际标准，10月，4G频谱划分已定，2013年3月工信部部长确认将于年底发放牌照，4G进入快速建设期，从频谱划分开始到牌照发放的准备阶段中，对通信设备、光模块、天线和射频等硬件的投资需求率先上升。
随着2014年4G正式开始商用，凭借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稳定性，4G渗透率快速提升，运营商开始收益。以中国移动为例，其4G用户占比“无中生有”，截至2015年中已达到20%以上。
当智能手机和4G网络走进千家万户后，以手机游戏、移动视频和社交软件等下游应用的需求快速放量。以盛大游戏为例，其于2013Q1发布的游戏《百万亚瑟王》在4G加持下焕发“第二春”，在2013年高基数的背景下，盛大游戏手游戏日均活跃用户数再创新高。
随后，2014年底开始，科技周期不再局限于移动互联网和TMT内部，逐渐开始向互联网+、万物互联进化。2014年11月，李克强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2015年3月5日，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四、股市环境：IPO暂停与并购重组崛起，助燃成长股行情
2013年 IPO暂停，市场转向挖掘中小创成长股，大量成长次新股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2012年11月2日起IPO暂停，12月证监会下发《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开展了号称史上最严的IPO公司财务大检查，直至2013年12月得以重启(14年1月新股再度发行)、下半年IPO才逐步回暖，历时14月之久，是A股历史上IPO暂停最长一次。资本市场供给大幅收缩，在缓解市场资金面压力的同时，也带动市场由专注“炒新”，开始转向挖掘存量中亮点。2010年以来，新上市个股中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占比大幅提升，大量成长次新股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
2013年起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拉开序幕，2014年新“国九条”将资本市场抬升至顶层设计高度，监管步入放松周期。面对经济下行和债务上升的双重压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呼声再起。伴随着2013年3月17日证监会主席换届，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正式开启。2013年作为新一轮改革元年，全年围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展开，例如推出RQFII试点、新三板试点推广至全国、并购重组审核、现金分红、发展券商资管业务、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并购重组新股、优先股试点等陆续展开。2014年5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下资本市场地位得到空前抬升。2013年底IPO重启、2014年5月创业板再融资松绑、2014年11月并购重组松绑，股市迎来扩容的黄金时代。
随着股市监管的放松，A股也迎来了定增与并购重组的黄金年代，中小创定增快速崛起，成为成长股牛市的重要推手。2014-2016年A股迎来定增的黄金年代，季度平均定增实施数目达到175项左右，2015年四季度更是达到了333项之多。同时，并购重组及借壳上市也同样迎来了爆发增长，2015年分别达到345例和42例的高峰。并且，中小创板定增快速崛起，成为成长股牛市的重要推手。2014年一季度，主板定增数目占比还在50%以上，但伴随创业板再融资新规落地，中小创板块上市公司定增实施愈加频繁。到2015年四季度，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定增实施数目分别达到89项、107项和137项，渐成“三足鼎立”之势。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尧望后势”，作者：兴证策略团队；智通财经编辑：徐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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