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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性交友软件Blued运营公司蓝城兄弟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云敲钟”,正式挂牌纳斯达克,股票代码为“BLCT”。
上市首日蓝城兄弟开盘价20.45美元,较发行价16.00美元高开28。随后多次触发熔断,最高一度冲至35.89美元高位,较发行价上涨124.31%。
虽然对于Blued服务的群体,社会都表示着默认态度,但对于Blued,争议最大的就是其 2017年便已经推出的“蓝色宝贝”计划。
打着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辅助生殖咨询服务的旗号,实际就是“代孕”,服务价格在40-100万元。
蓝色宝贝介绍得很隐晦:是向生殖障碍者、单身主义者、同性恋群体、HIV感染者以及其他“特定需求者”,提供包括基因筛查、冻精冻卵、试管婴儿内在的海外辅助生殖方案,帮助这些群体获得下一代。
早在2017年,也有网友质疑过代blued上的“满满孕味”:
据悉,Blued创始人耿乐本人在2017年3月12日通过在美国代孕得到一个孩子。
2020年7月,在blued刚刚上市之后不久,也有媒体注意到Blued的App上有代孕业务,并可根据客户需求生成报价。
新闻爆出后,Blued下架该项业务,原本栏目位置改成知识科普。
2021年1月19日,有媒体登上Blued,发现同样的位置又变回曾经下架的代孕项目。
1月19日16:00,媒体再次登陆Blued时,发现该项目又被下架。
以公司的名义,做代孕能赚多少钱
蓝城兄弟这项family planning services(也就是上文所述的代孕计划),2019年,业务收入约921万元,但2020Q1收入就达到了413万元,约占总收入的2%,2020Q3则没有详细披露 。
2020 Q1,Blued在全球已拥有超过4900万注册用户,覆盖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到了2020 Q3,blued的全球注册用户达到5800万,其中月活跃用户630万,总付费用户数同比增长43.8%。从注册人数和付费人数的增长中,我们可以推测出,Blued代孕的收入“只多不少”。
除了Blued外,港股市场则有作为“专治不孕不育第一股”上市的锦欣生殖,因为也有代孕业务,一改此前因为“代孕女子查出梅毒”事件的影响,连跌数日。
在郑爽事件爆出后,1月19日,锦欣生殖股价结束7连阴,盘中一度涨至8%,20日截止发稿,又涨了接近6%。
锦欣在其官网上主打的是试管婴儿,但是2019年,锦欣收购了hrc fertility,这家美国top生殖医疗诊所主打业务之一就是代孕。
2020年锦欣又收购了赴美生子的著名中介公司梦美,该公司专注代孕业务,利润占营收的80%。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比例为10%至15%,其中需人工生殖辅助技术介入才能怀孕的约有20%。
大多数人都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在自己和伴侣身上努力未果之后,就将目光投向代孕服务。
代孕除了会引起不孕不育夫妇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对此关注度极高,那就是同性群体。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类孕育新生命的基础条件是一男和一女,无论是双女或是双男,都注定无法延续自己的基因。
或许是对繁衍的渴望,或许是单纯觉得有孩子才算完整的人生,这部分人群,同样非常想拥有自己的孩子。
其中男同性恋者由于没有子宫,所以想要自己的孩子,除了需要有卵子之外,还需要一个代孕母亲。
代孕,郑爽不是特例
其实,代孕早在悄悄渗透,郑爽事件,并不是特例。
时尚博主gogoboi也被爆出女儿是在美国代孕生出的混血宝宝,在郑爽代孕曝光后,他迅速清空了女儿的个人社交平台动态,以及大号里关于女儿的内容。
徐静蕾曾经在某个节目中,提到自己想要去海外冻卵,当主持人问她是不是在自己肚子里怀的时候,她坦然说出“不,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这很正常,我很多朋友都去那边做。”
不论宣传的代孕服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在中国发布代孕广告都是违法的,国家卫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委发布《关于印发<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明令要求网站禁止发布代孕服务的相关信息,但是小广告总有办法让想看到的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在代孕未被立法禁止之前,便引起过大讨论,有需求就会产生商机,但是人体是否应该被作为商机?
举个例子,美国部分州虽然可以合法代孕,但代孕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海很多国家限制出境,不少代孕公司只得把生出来的孩子放在酒店里,甚至有一些代孕孩子的买家,因为收入下降,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代孕的尾款,直接拒收已经出生的婴儿。
除了孩子本身之外,代孕母亲本身的人权也无法得到保证。
如果在妊娠中、生产时出现需要流产的原因,或者代孕母亲本人不想生,那么她是否有权进行人工流产?
如果孩子还没有出生,委托人就已经死亡,那么这个孩子未来应该由谁抚养?
如果代孕母亲在怀孕中出现任何与怀孕有关的病症是否属于工伤?
如果代孕出生的婴儿有缺陷如何判定责任?
代孕费用应该如何结算?
以上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可以引起纷争。
另外,代孕母亲的人权难以保障,委托人也未必一定顺心。
1986-1987年间,美国有一起著名的由代孕协议引起的监护权案件。由于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威廉·斯特恩找了一位代孕母亲玛丽·贝丝·怀特海德。然而孩子出生后,怀特海德拒绝将其还给斯特恩。
最终,法官判定怀特海德为孩子的合法亲生母亲。
所以,就算郑爽不是代孕的个例,有上市公司在打代孕的擦边球,都不能表示“代孕”的法则像点个外卖下单那么简单,对代孕说不,是对人类最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