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合作媒体：DoNews，作者：李昊原、翟子摇、何菲菲、翟继茹。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代孕，一直存在于世界声音中，与其随之相伴的话题则是道德伦理。
近日，“代孕弃养”事件将郑爽卷入舆论漩涡，也让“代孕”这一在中国并不见光的产业，被放到聚光灯下，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道德、人权、法律的广泛讨论。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虽然目前商业代孕在包括中国在被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受到限制，但有需求就有市场，在一些人群中受到了欢迎。
郑爽代孕所选择的美国，就是对商业代孕最开放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共有47个州允许合法代孕，许多代孕中介机构与组织也应运而生。这些中介机构集中在代孕合法州，比如郑爽孩子所出生的内华达州与科罗拉多州，可以提供代孕的“全产业服务”，除了美国人，也会有很多像郑爽这样的海外客户慕名前来。
包括像汤姆·戴利（Tom Daley）和达斯汀·兰斯·布莱克（Dustin Lance Black），坎耶·韦斯特和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和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这样选择了代孕生子的知名人士也不在少数。
有数据显示，早在2018年，美国代孕的市场规模就超过了55亿美元，辅助生殖技术上的进步是一方面，但真实的需求才是支撑起这样庞大市场规模的基础——无论是无法自然怀孕的夫妻，还是渴望家庭的同性伴侣，以及希望成为单亲父母的单身群体，都有正当的理由选择代孕。
中国也是这一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还在快速增长。这一点从一些中介机构聘请会说中文的工作人员、设置中文网站便可看出——虽然解开这个面纱的事件并不体面。
不过总体而言，在美国，代孕是一个正当的行业，也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护。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明确要求，每一位代孕者必须在代孕前接受心理评估、性格测试和传染病检查，如果是已婚女性，其配偶也将接受传染病检查，他们的血液样本将通过各大医院和诊所直接送检。
除了审查严格外，美国代孕法还明确规定，代孕所生的孩子依照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属于委托客户，在代孕合法州，孩子出生后就可在出生证上直接写上委托父母的名字，从而避免了繁琐的收养手续，杜绝孩子归属权的纠纷。
美国代孕法规定，一旦代孕开始，委托客户的资金将存放于律师管理的托管账户内，代孕机构、代孕母亲、医院、委托父母都没有权利去使用存放在该账户里的资金，律师依照协议和法律定期从该账户里提出一定金额发放给代孕母亲，如果妊娠中止，剩余金额将退还给委托父母。
有着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与医疗体系的美国代孕产业存在的唯一缺点便是代孕价格非常高昂，一般来说，在美国代孕的总体花费在10万-15万美元（约64万-97万人民币）之间，其中包括中介费、律师费、卵子捐献者补偿金、代孕费和医疗费用等。
而美国普通的健康保险并不覆盖治疗不孕不育的相关的高额的医疗费用。因此在美国，许多大公司都将补贴代孕的相关费用纳入了为员工提供的福利。Progyny就是为员工提供生育福利的大型企业之一，截至2019年底，Progyny拥有80多个企业用户，覆盖了150多万员工。其中最大的前三位客户是谷歌、亚马逊和微软。
相比之下，另一个代孕产业大国——乌克兰，就相较美国在代孕费用方面便宜很多，全程费用大概只需要4万欧元（约31万人民币）左右。但是，虽然乌克兰规定了商业代孕的合法性，却并没有通过法律和决议来规范代孕细则，比如哪些群体可以进行代孕、客户是否有国籍限定、代孕母亲的合法权益等。
据「DoNews」了解，在乌克兰代孕并不违法，但对代孕双方的权益均没有法律保护，2020年就曾有消息爆出，有部分代孕宝宝由于疫情原因滞留在乌克兰。
根据乌克兰《家庭法》,为不孕不育夫妇代孕是合法的，孩子的父母身份与代理孕母及精、卵的捐献者无关。因此，乌克兰也成了世界上公认的代孕案例数量最多的国家，素有“欧洲子宫”、“代孕之都”之称。
2015年以来，随着泰国、越南、印度等多个亚洲国家宣布禁止向外国人提供代孕服务，乌克兰的代孕需求迅速激增，其也由“欧洲子宫”变成了“全球代孕中心”。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世界约有3000对夫妇在乌克兰代孕，约有1500对到2000对是来自中国的患者。2020年4月，第2003届的“世界小姐”冠军罗珊娜·戴维森最近在个人主页上宣布，她和丈夫韦斯·奎克通过在乌克兰代孕获得了一个女儿。
在乌克兰，成为代孕妈妈的广告遍布公交车和地铁。
代孕母亲的母亲多为农村或小镇等地区的贫困年经女性，要求必须至少有一次健康的生育经历。一个代孕母亲成功生下一个健康婴儿大概可获得1万-1.5万美元的酬劳以及每月250至300美元的津贴，其中仅津贴总额一项就与乌克兰的人均收入持平。
在代孕母亲由医生最终确定后，客户才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代母也不能主动与客户联系。成为代孕妈妈之前，她们要进行各种健康检查，并会见心理学家和律师，说明是否有其他病史，胚胎移植成功后代母便可回到自己家中生活。
目前，乌克兰大约有59家持证的代孕机构，其中规模最大最为知名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BioTexCom。据悉，在乌克兰每年大概有2500到3000名婴儿通过代孕手段出生，而通过BioTexCom出生的大约就占了三分之一，该机构的年营业额也高达3000万欧元（约2.3亿元人民币）左右。近两年，该机构被爆出文件作假、逃税等种种丑闻。
2015年，纳迪亚建立了乌克兰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胚胎遗传学NGS实验室，使用高通量NGS技术（ 主要是进行DNA分子序列测定）进行三代试管婴儿的PGS（PGT)系列染色体和DNA检测。据了解，这是乌克兰唯一成功开展第四代试管婴儿技术的医院。
目前全球已出生的16例四代试管婴儿中，11例出生于纳迪亚生殖医学诊所，而成功率是检验生殖医院的基础，有相关数据显示，纳迪亚在所有年龄段的患者中，平均每次胚胎移植的成功率为51%。
乌克兰各个代孕机构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从外资医院一家独大，到乌克兰政府干预打压外资医院，再到乌克兰本土医院明争暗斗抢占市场，最后出现Lita医院这样的寡头巨鳄，利用雄厚的资金疯狂收购整合，挖角乌克兰最好的医疗团队，整合最好的医疗资源抢占市场份额，目前看来颇有行业垄断之势。
去乌克兰寻求代孕的大部分客户中，70%为国际客户，其中中国客户占总客户人数的三分之一。
由于中国客户涌入，导致代母供不应求，不少在乌克兰的患者需要等待半年才能匹配到代孕妈妈进行胚胎移植。为了减少疫情对中国客户造成的不便，乌克兰政府于2020年8月批准了中国公民的免签证旅行，该政策将持续到今年1月底。
尽管商业代孕在乌克兰属于合法范畴，但该国相关法律仍然对代孕服务的申请人群作了硬性要求。
根据规定，在乌克兰申请代孕服务的人群的必须是拥有婚姻关系的异性夫妇且女士需要提供不孕不育的医疗证明并进行公证。除此之外，单身人士以及同性伴侣的代孕合约则不受当地法律保护，这就导致后者有可能面临得不到孩子监护权的风险。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通常中介或代孕机构会建议甚至协助申请人办理假结婚以达到申请条件，然后让其在卵子/精子库中挑选一位优质的捐赠者，一切准备就绪后，剩下的就是帮客户寻找一位合适的代母开始整个代孕过程。
其实，与乌克兰相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康乃狄克州等部分代孕合法州对单身人士和LGBT人士（一般指同性恋）要友好许多，当地法律不仅承认该群体代孕需求的合法性，甚至还建立了专门的代孕机构只为这几类特定人群服务。
虽然美国的代孕服务对象更为广泛、法律方面也更有保障，但仍然有大量客户宁愿冒险也要选择乌克兰，这主要是因为对许多资金并不十分宽裕的客户来说，乌克兰在价格方面的优势要远胜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
作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克兰的代孕相关费用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算得上相对便宜。以上文中提及的代孕机构BioTexCom为例，其官网显示该机构根据不同规格的服务提供了4种不同类型的套餐：代孕一次尝试套餐、代孕标准套餐、代孕标准+套餐以及代孕贵宾套餐，价格分别为3.2万、4万、5万以及6.5万欧元。
对比之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代孕机构Conceptual Options的费用则要昂贵许多。
根据其官网介绍，在美国加州，代孕费用通常不是一个固定的价格，而是试管医疗、捐精/捐卵、代母、律师、保险、代理、生育以及客户在美国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的总和。
其中，除去第一项（2-4万美元/周期）和最后一项费用，该机构预估的最低费用就高达12万美元（10万欧元）。另外，该机构还在费用说明中补充道，“总而言之，20万美元（16.5万欧元）左右的总预算会让您有更多选择并且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很明显，在这轮价格悬殊的对比之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乌克兰代孕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价格相对“低廉”，加之乌克兰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为外国人提供合法代孕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乌克兰作为寻求代孕服务的第一选择。
而随着全球的代孕需求日益火爆，乌克兰代孕机构的相关服务也已经供不应求。去年9月，BioTexCom已经暂停了与来自法国、荷兰、墨西哥、希腊、韩国、日本等17个国家的客户签订合约，而官方给出的理由是“由于诊所的代孕服务需求太高，为了避免出现客户签约之后排长队的情况，所以只能被迫暂时推迟与来自上述国家客户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17个国家中并不包括中国。相反，从乌克兰近期的相关政策来看，当地政府和机构已经将中国客户作为主要服务对象。
在2018年BBC的一部纪录片中，一位专注代孕事业的人士就表示，“过去两年，到乌克兰寻找代孕者的需求增长了大约1000%”。
虽然官方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CNN的一项数据称，现在在乌克兰每个月似乎就有“数百”个婴儿通过商业代孕出生。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众多女性开始尝试代孕工作，也走进了风险的漩涡中。
从事这一工作，对于乌克兰代孕妈妈来说意味着是一场“豪赌”，有可能是数万美金的收入，也有可能是竹篮打水。它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健康方面，虽然在代孕前会经过一定程度的健康检查，但代孕期间依旧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
为保证代孕的成功率，代孕妈妈通常会“携带”多个胚胎。《英国医学杂志》称，多胞胎会增加剖腹产的风险，住院时间更长，还会导致妊娠糖尿病、胎儿生长受限、先兆子痫和早产。另有研究数据称，用于胚胎移植的药物利普隆(Lupron)会使代孕女性面临颅内压增高的风险。
而因为法律、规范模糊等各种原因，绝大多数代孕者因身体原因导致代孕失败，甚至身体出现健康问题后，几乎拿不到任何酬劳和补偿。
代孕妈妈的风险还来自心理的煎熬。据《伊朗生殖医学杂志》一份对8位代孕母亲的追踪研究称，代孕母亲对她们所怀的孩子有着重要的情感依恋。研究人员总结道：“代孕母亲怀孕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高风险的情感体验，许多代孕母亲可能会因此面对糟糕的负面经历。”
在乌克兰要成为一名代孕妈妈，就要先拥有至少一个孩子。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代孕妈妈对孩子的依恋，而这并不解决本质问题。
在美国等发达地区，多数代孕机构中都会要求配置心理医生为代孕妈妈做心理辅导，而在乌克兰还没有这样的“服务”。
外媒评价，乌克兰代孕妈妈更像是“机器”，绝大部分乌克兰代孕妈妈在生下孩子后都会被机构带走。在BBC的记录片中，一位名叫“嘉娜”的代孕妈妈回忆，“宝宝一出生就被带走了，只剩下自己一人筋疲力尽的躺在床上。”
一位乌克兰代孕妈妈说，“我现在做代孕是为了今后我的孩子不再从事这一工作。”
在代孕妈妈之外，有健康缺陷的代孕婴儿也成为这一产业链的受害者。当新生儿出现健康缺陷时，绝大多数生物意义上的父母并不会接纳他们。他们或被抛弃，或被进行儿童买卖。
由于各种问题的出现和潜在风险的威胁，乌克兰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将立法禁止为外国人代孕。
在商业的巨大利益和伦理道德的拷问之间，代孕这一“产业”或许永远不能被置于阳光之下。
在国外某反代孕论坛上，有人写到，“我们反对代孕，是因为我们相信婴儿不是用来买卖的商品；我们反对代孕，是因为我们相信婴儿应该被受孕，应该通过父母的爱结合“生”出来，应该认识他们的父母；我们反对代孕，是因为我们反对贬低和奴役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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