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凭什么这么牛？

编者按：本文来源华商韬略，作者安小曼，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在整个苏州，8840平方公里，随便走到哪儿都觉得是可以的。”

一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叔父从水城威尼斯出发，历时3年半，终于抵达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奉忽必烈之命，马可・波罗巡视全国各地，游过苏州后，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

民性善良怯懦，他们只从事工商业，在这方面的确能干。但如果他们的勇敢像机智那样优越，就凭他们众多的人口，不仅可以征服全省，还可以放眼图谋更远的地方。

马可・波罗想不到，700多年后的工业文明时代，苏州人民的机智，让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成为了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感，超过全省，超过更远的地方。

英国经济学人每年都要发布《全球宜居指数报告》，分别从城市安稳程度（25%）、城市文化与环境（25%）、医疗服务状况（20%）、教育（10%）以及基础设施建设（20%），五个纬度进行考量。《报告》显示：

2016年至2019年，苏州在中国内地排名中，三年连续第一！

2019年，苏州市人均预期寿命83.82岁，位列全国第一。同年，世界各国总体寿命预期排名中，日本以83.7岁排名世界第一，瑞士以83.4岁紧随其后——苏州人比发达国家的人都活得久。

人的寿命与遗传、医疗卫生、经济发展、居住环境等因素有关——苏州没有弱项。

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紧随大势，苏州的生物药品制造增长最为迅猛——翻了6倍还多。

2020年全年，苏州的GDP总量突破2万亿大关。从1万亿到2万亿，苏州用了九年。

一个地级市GDP突破2万亿，实属不易。目前，GDP大于2万亿的城市，只有北上广深和重庆——要么是直辖市，要么是省会城市。

从人口数量上来看，5个城市也大都远超苏州。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均超过2000万，重庆常住人口超过3000万，但苏州的常住人口才刚过1000万。

2018年，时任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明曾自豪地说：“在整个苏州，8840平方公里，随便走到哪儿都是觉得可以的。”

王志明说这样的话是有底气的。

从人均收入上来看，2019年，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68629元，排名全国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2020上半年，苏州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484元，同比上涨2.1%。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893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16元。你没看错：

苏州的农村居民，在最艰难的2020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呈上涨趋势，平均每个月可支配收入超过3000元。

更让苏州人民备感幸福的是，政府仍在将民生工程持续推进。苏州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上半年，苏州全市城乡公共服务支出达到846.2亿美元。其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全部呈增长态势，它们分别增长15.3%，27.5%及13.7%。

苏州今天的成绩和当地的企业规模不无关系。截至2021年1月，一个地级市，有144家A股上市公司，36家境外上市公司，占整个江苏省上市公司数量的42.73%——江苏省每7家上市公司里就有3家是苏州的，南京、无锡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仅2020年，苏州就新增上市公司28家，其中A股登陆25家，占全国上市公司数量的6.31%，远超GDP的比重。

苏州为什么这么牛？

二

1987年6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来访时，谈起中国的乡镇企业面露喜色。他颇为自豪地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邓小平所说的“异军突起”，最为生动和典型的范例之一，当属苏州。

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要逐步把调整农村经济体制提上日程。苏州成了最先跟上步调的地方之一。那时候乡镇还叫社队，各县上下的领导班子，打了鸡血一般“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大力扶持社队企业。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资料显示，通过整顿现存企业，组织开展横向联合、搞城乡经济联合体、筹资借款等多番操作，苏州的社队工业总产值两年就翻了一番。到1983年，苏州已经成功创办和扩建社队企业2200家，吸纳了超过10万名职工。

这是苏州抢先起跑的第一步，在上海沉浸于“城市化”时，一水之隔的苏州通过发展乡镇工业的方式，率先完成了农村工业化资本积累，缩小了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也为后来的乡镇企业转型打下了基础。

1984年5月，继沿海经济特区之后，中国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推动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昆山的干部看了眼热极了：

“那么昆山要发展怎么办，要学特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

1985年，中国第一个自费开发区，在苏州市昆山县区东侧的一块农田上诞生了——这是苏州抢跑的第二步。

5年后，仅1991年，昆山开发区就新批了20个三资项目，合同利用外资4000万美元，已经超过了前几年的总和。

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昆山开发区晋升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个苏州扬眉吐气。

目前，苏州有14个国家级开发区、6个省级开发区、7个综合保税区及1个保税港区。这些开发区中，除了苏州新区作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在很多的地级市进行布点以外，其余都是像昆山这样一个一个地，经过主动、积极的争取、策划得到的。

昆山晋升的那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了扩大外向型经济发展，第一次来到苏州。第二年李光耀到苏州考察时，苏州市政府就与新加坡展开了合作——苏州工业园区正式落户于苏州金鸡湖边上。

后来，以三星、哈里斯、超微、日立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以格兰索、礼来为代表的医药化工企业，以艾默生、格兰富、安特优为代表的精密机械企业，云集于此。

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会议预计，2020年，园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2900亿元，占到苏州GDP的14.5%。从1994年到2019年，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已为国家创造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贸和8000多亿的税收。

苏州市政府官网数据显示，仅2020年一年，苏州工业园就认定高企（高新技术企业）744家，有效高企1840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116个；备案科技型中小企业2630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9600件，同比增长近30%，新增PCT1250件，万人有效发明175件。

第三次抢跑是发展基建。

中国城市意识到要“发展城市基建”，大都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但苏州有这个意识要早十年。

从昆山被列为省级开发区的那年一直到千禧年，是苏州发展基建的初期。在这段时间里，苏州建设的工业园区、城市交通等都已超出其当时经济体量的规格建设，投入消耗之大让人肝儿颤。

2003年后，当全国大部分城市开始大拆大建，抢先起跑的苏州，其早期的基建投入已见成效，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架构搭建完成的情况下，苏州又率先搭上了WTO这列快车。

开发区相继崛起，把经济腾飞的喜悦带给了百姓。但是，中国的古代哲学著作中曾有一句话：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三

1983年，昆山开发区成立的前一年，为了大力发展乡镇经济，苏州曾提出城乡一体配置资源。这是一次成功的试验：

农民不再外流，乡村社会快速发展。

后来，当开发区相继落地，外向型经济愈发显著，苏州的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开始突出。

人民网的一篇报道显示，苏州工业园早期就业的被征地农民中，有超过1/3处于灵活就业或未主动登记失业状态；配合园区开发的阳澄湖村村民，虽拿到了补偿金，但部分农民失地失业，固定收入显著下降：

2008年，已经由拆迁前的年入2万元，下降至1.2万元。

于是，苏州市政府重提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无非是就业、收入以及公共服务等问题。

在政府的带动下，苏州许多农村集资成立了社区股份合作社，搞起了多元化经营，包括房地产开发，兴建厂房和宿舍楼，同时发展物业管理等产业，以此形成了一批优质集体资产，入股的农民可以通过分红的方式获得稳定收入。

以“民发富民合作社”为例，2007年成立时就吸纳了1万户农户入股2.3亿元，后开发建设集宿区，成立6年连续分红9%，累计兑现股红1.38亿元。

十年前，苏州市高新区、吴中区、相城区等地的股份合作社，每户每年的分红，高则10000元，低则5000元——这样的股份合作社，一个街道可能有二三十个。

比分红更重要的是，这些合作社还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09年末，苏州农村的非农就业率已达85%；背井离乡打工的村民只占9.2%。这不到一成的村民中，超过80%都去了苏州市里：

几乎没离开苏州的他们，平均每月拿回家现金近2000元。

为了改变农村的生活方式，苏州木渎等23个先进区域，提出了“三个置换和三个集中”。

“三个置换”是，把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保障和住房。

置换很成功，苏州基本建立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农村基本实现了全面的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农村老年居民享受基本养老待遇或养老补贴覆盖面达到了99.9%。2011年，苏州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并轨，统一提高到500元/月。

“三个集中”是：推动农村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居住向新型社区集中。

后来，苏州全市超过九成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超过九成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超过一半的农户实现集中居住，累计140多万农民离开了原本的居住地，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为了鼓励发展农村的金融体系，苏州政府还在农村探索成立金融企业。2010年就建立了32家农村小额贷款公司，累计达50家，公司总数与注册资本均居全省第一。

在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苏州市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和财力。2009年，全市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资金36.5亿元。

从2010年起，苏州开始逐年增加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财政专项资金，次年规模达到1亿元。

2014年，城镇化率超过70%的苏州，正式晋升为国家试点。5年后的2019年，苏州的城镇化率达到了77%。

四

苏州的今天，最先得益于先天优势：地处长江三角洲，紧靠太湖、长江、运河，水运条件得天独厚；临近经济大市上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千年古镇，旅游业资源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苏州人尤其是苏州干部的努力。

有个段子：苏州两个土特产，一个是丝绸，一个是省长。

苏州历任市委书记，在离开后大都得到了晋升。梁保华成了江苏省省长、陈德铭成了陕西省省长、王荣成了深圳市委书记、石泰峰成了江苏省省长……

以昆山为例，曾在9年的时间里，出了4个市委书记、两个省级一把手厅长、江苏省的一把手厅长以及江苏省的副省长。

1992年之前，在没有政策支持，没有经费拨款，甚至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昆山的外资引进工作是十分困难的，当时甚至有段子流传：

市长要敢于给外商端洗脚水。

他们的第一个外资项目，需要到南京跑102次审批，昆山的干部全权受理跑完了这102次，拿到了批准证书。此后，“007”式的工作状态，从不对外商说“不”的服务理念，让昆山迅速成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

昆山自费开发区，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件触动人心的事，让当地百姓直到很多年后讲起这段辉煌的经历，还会着急地解释：

不是批了才发展起来，是发展起来才批的！

苏州的百姓知道，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观念更开放、更上进，以及有一批敢做事、能做事的人。

昆山被批为国家级开发区的那年，江苏省委给张家港派去了一位新书记——56岁的秦振华，一上任就喊出了“三超一争”、提出了张家港精神：

样样工作争第一。

此后6年内，张家港创造了28个全国“第一”：抢到了第一个长江内河港口开发权，抢到了全国第一个内河港型国家级保税区，抢建了全国县级市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城市步行街……

很多年前，一个苏州干部的报告里说：

不能带民富的干部不是好干部。

有媒体当时想去苏州看看，到了以后就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氛围：干部、事件、项目，全都围着经济转。

苏州的干部们忙得很——如果没事先约好，直接去办公室大概率要扑个空。这些人都是“三三制”：

三分之一国外跑，三分之一国内跑，三分之一留在家里。

人少事多，不耍花架子，是苏州的一贯作风。苏州工业园管委会只有7个常设的职能机构，却承担着与苏州市80多个机构对口的职能。

秘书局行政联络处一个30来岁的干部，名义上负责统计，实际上，苏州市的法制、体改、信访、旅游部门布置的工作也要他负责，开会、汇报、布置落实、督促执行、收集反馈上报，全他一人包办。

当年，苏州工业园项目刚成立时，省、市领导多次向国务院汇报申请，能不能给点资金支持，但每次带回的消息都是不给钱。

中新合资的苏州工业园，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中方占比35%。按照规定，中方这1750万美元要在合资公司营业执照签发3个月内出足。苏州的老领导吴克铨急中生智：

只要新加坡把这笔钱先打过来，他们就可以利用一个时间差解决问题。

新加坡先打过来的钱里，有一部分要被用作土地款——苏州园区动迁农民的补偿安置费。但如果这笔钱可以先欠着，中方就可以直接将其用于出资。

一次拆迁行动，连动迁政策都没有拿出来，农民还是非常配合地完成了拆迁。这番景象，不是随便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都能看见的。

这样的配合，源于苏州人民体验过跟着政府和集体走的好处。他们知道，自己的干部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