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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 HealthInsight），作者吴晔婷 朱雪琦，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过去一个月，新冠疫情在中国东北、河北几个地方小规模爆发。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东北小城通化时，2021年1月20日，通化2000公里外，一例尚未确认阳性的新冠检测“可疑结果”的消息，迅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比起通化每天新增几十例阳性确诊，当地物流瘫痪、家门上贴封条的居民在网络上发出“断粮求助”的窘迫和慌乱，一例仅仅为“可疑”的检测，为何此时引起举国关注？
因为它发生在上海。
这座有2400余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有13000余个居民小区，即便在去年国内疫情最严峻和一直以来境外输入病例全国最多时，它也从未陷入封城或全城核酸检测等最严峻的疫情防控的处境中。它给人安全感，让人们最大限度地维持了日常生活的秩序。
但这次不一样。
第二天被确诊阳性的本土病例，是上海连续两个月无本土病例后增加的第一例，是一位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的护工。
这名护工，不像去年11月的上海确诊阳性的浦东机场工作人员，后者在流调和病毒溯源上很快被锁定，是境外输入（货物传人）的清晰传播链上的一环。
而肿瘤医院护工，反倒和本次河北、东北的第一例被发现的病例一样，似乎是已隐秘传播一段时间链条上的一环，孤零零地让人联想不到源头。
哪怕只有一个病例，但是不知从何而来，风险也很大。河北、东北的此次疫情已证实了这一风险——一个月来，每天都有几十新增病例，绵延不绝至今。
当遇到和北方新冠疫情同样的开头时，上海能否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1月20号下午3点，是一个分水岭。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下文称肿瘤医院）里的几位住院病人发现，忽然，病区走廊里医生护士开始忙乱，随后电梯停运、医院大门封闭，医护人员只进不出。
几乎同一时间，同样的场景发生在距离肿瘤医院不到10公里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区。
仁济医院的医生孙林（化名）听到当天（20号）在西院区工作的同事，未下班的同事不能离开医院，已下班的医生被紧急召回医院。孙林想了一下，自己是在19号晚上在西院区出的门诊，不需要回医院。
当天下午，网络上已有一些传言：“肿瘤医院一个推送病人进出手术室的护工被检出阳性”。
这当然让住院的病人们感到紧张：他们大多是需要化疗、放疗手术的癌症病人，免疫力低下，一旦感染新冠，后果不堪设想。
公众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当天和第二天（1月21日），两家医院分别发出通报，在医院对工作人员进行的例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可疑检测结果（复核后，两例可疑病例被确诊阳性）。
他们执行的是2020年11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高风险岗位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方案》：高风险岗位至少一周检测一次，其他岗位至少每月测一次——两个确诊阳性的病例，是属于一月检测一次的岗位。
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上海市卫健委、疾控等几个部门马上同步了信息。他们有一个共识：确诊阳性的数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判断（疫情）是否在可控的范围内，哪怕只有一个病例，但是不知道从何而来，这样的话风险也很大。
幸运的是，两个医院发现的两个病例，是医院在排查中主动发现的，而不是当患者出现了发热等症状去医院发热门诊时才被发现。这为对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下文称流调）和控制疫情传播发展，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但第一时间发现的这两个病例，是专家眼中“孤零零的病例”，疫情依旧存在未筛查出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也存在极大扩散的风险。
病例所在的两家医院，是最直接的密接疑似人群的直接所在地。密接人群立即进行核酸检测、就地隔离，这是防止扩散的关键一步。20号晚上，时间已经过了零点，肿瘤医院正门的东安路上，车辆依然排起长龙。当天在仁济西院工作的医生，就地隔离。
除去肿瘤医院的本院医生外，现场陆续有近百名医护人员一批又一批的进入医院，他们大多来自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大华医院、徐汇区中心医院等，不少医护还带着行李箱，前来支援医院核酸检测。
1月21日早上，肿瘤医院大门紧闭，门口已经贴上了门诊停诊的通知，广播一遍遍播报着停诊公告，有工作人员在门口对不知情的病患做解释工作。
停诊的还有仁济医院西院区，当天凌晨3点多，该院也发布通告，因疫情防控需要，门诊停诊。
上海市各大医院都在这一天开始全院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21日早上8点，在仁济医院东院工作的孙林，和同事们一道在东院8号楼楼前广场处参加了全院核酸大检测。刚检测完，19号在仁济西院值班的孙林接收到了“准备进行隔离”的电话通知，此前，他已填写过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表格。他得知发现阳性病例的前三天，即1月17、18和19日在西院上过班的医护人员，是第二批需要集中隔离的人群——医院要求“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到仁济西院集中报道。”
那些和确诊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过的“重点人群”，会有专人护送。孙林这类只在西院值班，没有和病例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可以自行去集中隔离点。他回家收拾了换洗衣物，赶到了西院。到了现场，他看到封锁的院区、许多同事有的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有的坐在行李箱上，他顿时有一种“逃难”的感觉，难免有些紧张。
一位参与此次上海市流调的人士谈到，病例在检测出阳性之前的几日，病毒感染给他人的风险是最高的。而且两位确诊病例都是护工，在医疗机构工作，接触的人多，病毒传播的风险很大。因此，他们在排查密接人群的范围时，不仅按照国家要求往前推算了2天，更是在一开始就延长至提前4天。到了最后，确定提前至5天，即从1月14号开始，根据对于病例的流调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都需要集中隔离。
流调，是一份严谨、专业和需要技巧的工作。上海市去年组建了一支共有3100人的流调队伍，这次流调涉及18名确诊病例、300余名密切接触者，以及大量密接的密接。据疾控中心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29日，共计1900人次参与了此次流行病学调查。
前两个阳性确诊病例的流调，由疾控中心负责，上海市和两家医院所在的徐汇区、黄浦区两级联防联控单位都参加。
在20号、21号的两个通宵中，流调人员分为两个专班，通过分析医疗机构不同点位的视频，查找确诊病例的轨迹，以及确定在这条轨迹上的风险人群。人的轨迹很复杂，线路很长，流调人员按分钟查找他们的轨迹，一些和确诊人士有过接触、且口罩戴在下巴上（口罩无效佩戴）就是需要进行进一步排查的风险者，这部分人群，需要及时锁定、辨明身份。
肿瘤医院的那位确诊病例的首次流调轨迹排查，一共进行了12个小时——从20号晚上9点到第二天上午9点。流调专班由院内8、9位看监控的流调人员和在徐汇后方的20多人构成。而专班之外，还有更多的市区各部门的、乃至社区的力量，随着视频的进度，从没有间断的是，对于三类人员——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和一般筛查者——的确认、排查和固定。
对于行动轨迹复杂的情况，复盘视频轨迹能够得出更多的事实和细节。在看仁济医院西院确诊者的行动轨迹视频时，流调人员内心咯噔一下，感觉“麻烦了”。因为这名工作人员不仅在工作的两个小时内出现在医院，在工作时间之外，也出现在医院。
在界定这条轨迹上的风险人群时，流调人员发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曾和确诊人员一前一后同向走。但因为老太太走得很慢，引起了流调员的警觉。“虽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是他们距离很近，视频中他们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的时间有5-10秒，但我们推测实际近距离同行的时间更长。”流调人员迅速连夜通知家属，告知了这一情况，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当晚没有吵醒老人，核酸检测推迟到了第二天进行。万幸的是，这位老人最终检测的结果无碍。
21号下午两点的第一场疫情发布会，是上海自新冠疫情暴发后，举办的第90场新闻发布会。也是两个月以来，让公众望眼欲穿的一场发布会。
发布会在下午两点准时召开，会上通报了大家最关心的确诊病例情况和初步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幸运的是，流调结果显示，肿瘤医院和仁济医院在例行检查中分别发现的两例可疑病例，是住同一小区的邻居。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处于一个感染链条上，而不是两起散发病例。
当天凌晨，市疾控中心在对肿瘤医院确诊者的密接者排查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阳性病例——这个细节表示，在发现疑似病例后的几小时内，确诊病例、流调和密接人员检测隔离几乎同步进行。
参加发布会的除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黄浦区副区长左轶梅等专业部门官员、所在区官员外，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张文宏。
过去的这个夜晚，对张文宏来说，也不平静。上海疫情的防控，一直将专业意见做为最高指导和行动决策纲领。
作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21日晚上9点钟左右，张文宏赶到徐汇区疾控中心，了解可疑病例的具体流行病学调查情况。0点后，复旦肿瘤医院和仁济医院的两例可疑病例都被转运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张文宏又赶到公卫中心查访。
这位自新冠疫情发生后，因敢于直言，频频爆出金句的感染科专家，已经成为公众最信任的专家之一。
发布会上，张文宏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这个信息更像一个“定心丸”，肿瘤医院6000多位医生和工作人员全部完成了筛查，跟病例一起工作的人“现在看来是安全的。”
张文宏甚至给这次上海疫情下了一个断言：“我们再次跟病毒进行了‘赛跑’，这次我们还会比病毒跑得更快，我们有把握把疫情控制住。”
他的自信并非是空穴来风。他将上海应对疫情的机制概况为“我快速”和“你快速”，“主动筛查是‘我快速’，你发烧了马上到医院看是‘你快速’。”
去年11月初发生在上海浦东的疫情，上海的快速反应就是一个范本——8例本土病例中，有3例都是通过基层发热门诊预警发现，得以第一时间确诊；三天内，流调团队突破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现有认知，完成首发病例的溯源，明确此次本土新增病例只是一次偶发性境外输入病例，从而只锁定了一个小区和一家医院，作为隔离和实施闭环管理的对象——核酸检测范围精准控制在这一小区和浦东机场，而没有进行更多范围或者是全城的全员核酸检测。
最终，上海浦东疫情的确诊数停留在了8例。
而一个月前爆发的河北疫情，第一例阳性病例的发现，是确诊病人已出现发热症状时，去医院筛查才发现的。而前几例新冠阳性病人确诊时，他们的亲人、也是密接者，不仅没有第一时间被集中隔离，甚至还自由出入公交车——后来，他们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这意味着，当应对疫情的第一步出错时，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病毒将会继续隐秘传播，最后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和成本控制疫情。
直到22日，上海新增的6例确诊病例，和最早发现的3例病例均存在流行病学联系，且地点均在黄浦区，疫情似乎并没有蔓延。
6名确诊病例，共牵涉15918人（密接者，密接者的密接者和一般筛查人员）。22日中午，上海完成了对15907人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检测的同时，所有人均落实相应隔离和管控措施。
但忽然传出了一个坏消息。22日，除了两家医院所在的徐汇区和黄浦区，上海北边的宝山区又发现了2例确诊病例。
宝山区的两名确诊病例为夫妻，是21日确诊病例的父母，他们作为确诊病例的密接者接受排查时，被发现检测阳性。
早在22日一早，宝山的社区工作人员就收到了应急办的紧急通知：立即排查14天内到访或居住在临江一村、二村的员工，排查结果于10：30前上报。
市民也发现，22号上午，宝山区临江新村（一、二村）小区已经实行单项封闭管理，附近的道路机动车禁止通行。公安、疾控，以及宝山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进驻小区，小区的主要通道口也支起了蓝色帐篷，用于核酸检测工作。
宝山区的两例病例，又延伸出了与此前确诊病例相关的一条新增传播链。
在22号宝山区临江新村发现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当晚，有小雨，天气非常冷。上海市、各区两级多个部门配合组成的专班，开始了连续15个小时的通宵工作。
这条传播链的复杂程度，涉及的人群，使得排查难度并不亚于两家医院。专班当晚要做的是分析这条传播链有可能延伸多长，要排摸这条传播链上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关键的场所，甚至进一步传播风险的可能。
在这条传播链上，流调人员发现了30个密接，当天晚上全部隔离完毕，界定了密接的接触者（不只是密接的密接）——2817个高风险重点人群。虽然这些人跟密接的接触的方式非常有限，但是在吃不准的情况下，卫生、疾控部门、120不敢掉以轻心，采取了先管控的策略。
这背后涉及大量的工作。上海是个超大型城市，共有13000多个小区，其中一小部分小区是无围墙，甚至无物业、无业委会的“三无”居民住宅小区，尤其考验各部门的联动和社区的组织动员能力。
2817个高风险重点人群，社区工作人员连夜去敲门排查通知。“一晚上2817个人，在全市各个地方，又是深夜，社区组连夜要去敲人家的门，赶在天亮之前告诉他，明天天亮你先不出门，先等对30个密接人员排查的结果。”
除了重点人群，还有重点场所，一个场所如果被认为有风险，流调和疾控人员要先去这个场所里，还原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了解他们在不同点位上停留的时间，活动方式，并分析判断这些活动是不是有可能污染环境，或传播给其他相关人员。随后，要对场所涉及到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采样，对场所里可疑的环境进行采样。
这一晚，一条传播链上的重点场所就又在密接、次密接人群外牵涉到476人，采样的环境样品也达到了821件。
经过一夜的工作后，23日上午，对这条延伸出来的传播链，专家们已经获得了一个综合的分析研判结果：检测的样品基本上都是阴性，这条传播链进一步传播的风险极低。相关部门可以将人力物力转移到其他的场所、其他的传播链上。
1月27日下午，在2021年上海两会闭幕记者会上，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最近上海这轮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距离20日发现第一例疑似确诊阳性病例，仅过去了7天，只有168个小时。
在孙林被隔离了一周后的1月30日，上海本次新冠疫情共出现了18例新增确诊病例。每天零星出现的个位数新增病例，每一个都在前期确诊病例的接触链条上。
在这个2400余万人的超级大都市里，上海只划定了3个居民区、一家大酒店为中风险地区。
宝山临江新村是封闭管理的中风险区之一，那里的居民们发现，小区门口支起的蓝色帐篷下，已经有了买菜登记处，燃气充值处和快递接收点。
△ 宝山区临江新村（一村、二村）小区门口。傍晚，被隔离的居民到小区门口领取购买的菜品和物资；帮助小区居民充值煤气卡的志愿者前来送卡；广播提醒着“请大家不要拥挤” （吴晔婷/摄）
在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后，小区内有近500个居民报名当志愿者，每一户均有自己对口的一名志愿者，每天两次上门问候：一张收集居民需求清单，一张是提供政府服务供给清单。
小区共有2984名相关人员，其中包括154户独居老人、残疾人员、低保家庭、重残无业等需要关照的对象。一位位身患慢性病的独居老人，其子女直接把钥匙交给了社区，由志愿者全权负责老人的一日三餐。一名癌症患者被隔离在家中无法配药，社区、街道为其衔接医院，及时配送特需药品，每天送餐、送药。
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1月21日列为中风险地区后，因为该区域属于老城厢，房屋结构属于二级以下旧里，较长时间小区封闭管理对居民的日常生活将会造成极大不便，区政府决定，组织居民入住宾馆集中封闭管理。
需要集中隔离的，有1800多个居民，其中还有50多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人士，转移的工作量巨大，但一直有序完成。隔离居民还发现，宠物是可以带着去隔离点的，不必担心它们独自留在家中。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仁济医院西院区仍然在封闭管理之中，18例确诊病例都在公卫中心接受治疗；截至1月29日24时，累计排查到的380名密切接触者，1021人的密接的密接，仍在集中隔离；累计筛查相关人员53863人，而这些人，还在相应的管控之中。
在这些几个地点之外的90%以上的上海人民，依旧继续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疫情之下，上海这座城市做出了它必要的牺牲，却也最大程度上维持了人们日常生活，维持了隔离者的尊严和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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