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资本侦探，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作者 | 颜宇
在不同公开场合，科大讯飞（SZ:002230）创始人刘庆峰盛赞过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言语之间，他十分羡慕任正非能把知识分子训练成“粗糙”的工程师部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科大讯飞和华为开展了战略合作，还认为自己与之“相似”。这句话对也不对，某种意义上两家公司都深度参与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受益者，核心业务均被国外巨头卡过脖子。
不对的地方在于，两件公司创始人一个是秀才、另一个是兵。刘庆峰是知识阶级的精英，从走进象牙塔到开始创业均与中科大牵连颇深；任正非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挂在华为墙上的标语有“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付出，胜利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内部常出现“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等革命词汇。
华为身上的狼性与纪律性，是刘庆峰想学却又“东施效颦”的地方。在科大讯飞的合肥总部，墙上的“革命”标语进行过改造，显得既鸡汤又理想。比如，“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舒舒服服实现不了发展，按部就班完成不了跨越。”这些在一定程度映射出，知识阶级在商业世界里的感性和软弱。
但实际上，刘庆峰也有杀伐果断的一面。不管是知乎、贴吧还是脉脉，很多被科大讯飞“优化”的员工吐槽过：
这么大的一个上市公司，工资低于一线水准；
加班情况严重，面试前说好的朝九晚五，上班后成了996；
管理“混乱”，技术标杆能被提拔成业务负责人。
基层只谈钱不讲贡献其实很正常，《武林外传》中白展堂大声讲过：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所以，真想改变世界还得靠“人工智能”。2015年初，科大讯飞在年会上秀了下肌肉，发布第一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小柔和小智，实现了人机语音交互。刘庆峰企图用语音、智能、梦想等字眼来鼓舞人心。之后，有员工表演了小品《讯飞合伙人》，深度还原了“他们”曾经的故事，刘庆峰几度落泪。
内心深处的软弱在公开场合释放，刘庆峰身上表现出的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在了公司身上。支持科大讯飞的投资者，把它当作科技时代的中国信仰；反方代表则大肆宣称其是骗子，因为它政府补贴拿个不停，几个亿净利润难以支撑千亿市值；西方人把它称作“中国最聪明”的公司。
科大讯飞这家公司的根本基因到底是技术、还是商业亦或是“柔软”？这是一切分歧和争议的起点。
科大讯飞身上有着很鲜明的技术性，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
1992年，中科大的大二学生刘庆峰正谋划转专业到数学系，因为电子工程系不能让他学会“修电视机”。此时，这位19岁的少年无愧天才之名，在高手如云的中科大所有数理学科几乎都是第一。这让王仁华教授决定打破惯例，让刘庆峰加入国家级的语音实验室。
王仁华做出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从美国回来，十分开明；第二刘庆峰聪明且努力。第二年，经刘庆峰之手改造，一个日本的语音分析工具效率提高了10倍。尝到了“天才”创造的甜头之后，1995年王仁华大胆地让研究生刘庆峰承担实验室的国家“863项目”——语音合成技术。
简单来说，语音合成就是把文字转换成语音，让机器设备开口说话。这是块具有商业前景的大蛋糕，IBM、微软等巨头均开始抢滩中文语音市场。所以，该项目被列入了863计划。这个计划是1986年时四位科学家写信给总设计师，由国家支持建设最前沿、最重要的科研项目。
但做语音合成有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如何让机器说话不像机器一样冰冷？
1997年，王仁华推荐刘庆峰拜入语言学大师吴宗济门下，学习实验语音学。连续三个月高强度学习12小时后，刘庆峰问“老师您累不累？”88岁高龄吴宗济兴奋地给出答案“我不累，几十年研究被你三个月全部学会，我们成了忘年交”。所以从出道起，刘庆峰身上就承担着上一代、上上一代交给他的“梦想”。
当时，每次11点从实验室回宿舍，刘庆峰都能看到科大西区舞厅灯火通明，小县城出身的他没有羡慕，反而是在回味，做科研时口腔内那种“吃了蜜”的感觉。他这种勤奋是能换来回报的。1999年，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李开复建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后，相中了“路灯读书族”之一的博士生刘庆峰。
但名震世界的微软被这位26岁的青年回绝，因为没出过学校的刘庆峰决定自主创业。这是何等的“自负”，初出茅庐便心比天高。他带着18位师兄弟，拿着中科大的投资，以做最好的中文语音软件为方向，喊出“三年做到100亿”的稚嫩口号，憧憬着能用产业来强国的梦想。
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多少有些公平，因为即便是天才，也会被商业世界毒打。
2001年，刘庆峰有点管不动科大讯飞了，不只入不敷出，团队内部还出现去做房地产的声音。为解决问题，科大讯飞开了场整顿思想的“半汤会议”，讨论出了《科大讯飞发展战略规划》，并坚定不移地走中文语音路线。要知道他们的底气是既有学校，又有政府，还有各界关系。
最早是科大讯飞账上只有十几万时，合肥领导让三家投资机构投了3060万元占股51%；后来是郭广昌让复星高科时候接手了机构的17%股份；接着，在2001年刘庆峰亲自与柳传志促膝长谈后，拿到了君联资本300万美元的投资，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联想手把手的教导。
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柳传志的管理三要素是“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班子、战略刘庆峰都有，尽管很稚嫩，但最重要的打仗队伍那是毫无头绪。主导联想分拆工作的朱立南亲自教刘庆峰管队伍，联想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王建庆教他们搞绩效、规范财务体系。
君联资本的这笔投资背负了很大压力，原联想财务部总经理杨琳第一次参加科大讯飞月度会议后，回去便忍不住哭了。
这让人想起了网络小说里“废材流”的故事：主角本是个天才，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成为了废人，在遇到“老爷爷”后，开挂般地逆袭，实现了“恐怖如斯”的故事。但现实还是很残酷的，有技术、有背景、有资源、有“外挂”的科大讯飞还是因为时代问题差点泯然众人矣。
不过，这并不影响刘庆峰“吹牛”，他当时可是对着柳传志说：我要超过联想。
如果只是靠深度模仿联想，那必然无法实现超越。
所以，刘庆峰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师父——华为。1999年到2004年间，科大讯飞进行了痛苦的商业化摸索。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产品不落地，研发模式是刘庆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成熟的研发流程和决策机制，毫不顾及市场的感受。这也就导致花费大量精力的畅言软件的失败。
其次是只重研发，对渠道、宣发一头雾水。科大讯飞找代工做过当时最火的PC手写板，还建立了代理商模式。实验室出身的人去做产品有个很大问题，不考虑实际情况和成本，只想应用最好的技术。讯飞手写板售价高达千元，但AMD已经崛起，正和英特尔大打价格战，PC售价从云端跌至三四千元。
代理商模式失败后，刘庆峰做了一个路线转移的大胆决定——放弃个人用户，打进华为供应链。也就是说，科大讯飞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基石，开始去做别人的“门下走狗”，把命运交给大客户。当时，为了自己的语音技术能通过华为测试，刘庆峰带队在公司睡了两个月，才得以迈入华为的门槛。
所以，从千禧年开始，刘庆峰就得以近距离观察起华为的变革。
1998年—2003年的华为，是变革时期最脆弱的华为。任正非拍着桌子喊道：谁要是抵触变革，就得离开华为！因为他亲赴美国考察，掏出超过20亿元，向IBM学习IPD（集成产品开发）研发管理模式。这条改革之路，完全是按照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模式来的。
《一曲无声的赞歌》里将华为如何改革分成了五步：解放思想、对外开放、改革立威、特区试点、全面复制。刘庆峰显然是学到了几手的，并且也应用到了科大讯飞身上。他心里或许还要超越的想法，毕竟华为的内部论坛叫心动，而科大讯飞的叫“钻石”。
解放思想：针对同伴提议不如去做房地产的正确建议，刘庆峰化身PUA大师，不断对内对外地去强调要做“中文领域世界第一”，还给出了纲领参要《科大讯飞发展战略规划》。李开复招揽刘庆峰时曾直言科大讯飞与美国巨头差距颇大，中国市场还缺乏有需求客户，但他就是不听。
对外开放：年轻时的刘庆峰对于开放的态度是保守的，他能接受最大的开放就是把技术卖给合作伙伴。但2010年DNN（深度神经网络）在语音识别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导致刘庆峰全力开放科大讯飞。先是做了“讯飞语音云”平台，先是扶持创业团队，又与大公司合作开发APP，来充实数据库。
改革立威：《讯飞合伙人》里讲过，那场半汤山会议对科大讯飞的意义来说，不亚于遵义会议。当时那个年轻的团队有个问题，虽然领头羊是刘庆峰，但一群天才在一起工作是各有各想法的，所以才会有人提议去做房地产。但刘庆峰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立住了权威，“如果不看好语音，请走人！”
特区试点：科大讯飞作为中科大的校办企业，不只后台硬，更重要的是技术倾斜。2000年就和中科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建实验室，后来还有清华大学。两年后，不只承接了国家语音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还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说它是语音界的国家队，丝毫不夸张。
有限复制：2005年的时候，科大讯飞实现盈亏平衡，刘庆峰也看出来自己公司的能力不是市场，而是技术和背景。所以开始在与大公司合作上蒙眼狂奔，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与市场脱节。但是为保持技术优势和积累，刘庆峰开始复制实验室模式，建立讯飞研究所，以此为重要技术支撑。
2008年，科大讯飞在鲜花与掌声中走向上市，媒体用两个第一来夸张它：中国第一个在校大学生创业的上市公司，中国语音产业第一个上市公司。实际上，科大讯飞的基因是一家只在乎技术且高高在上的“美国公司”。
这是家很特殊的公司，既然联想痕迹，又有华为烙印，但偏偏忘了怎么做自己。
2017年，一场重要的科研会议上，川普突然出现在大屏幕中，用他夸张的语气流利地说起了中文：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科大讯飞真的很棒。李开复坐在台下，吃惊地望着科大讯飞所展现出的技术，甚至感慨幸好刘庆峰当初没听自己的劝告。
在《AI·未来》一书中，李开复总结了四次人工智能革命的浪潮：互联网智能化、商业智能化、实体世界智能化、自主智能化。今天的世界站在了第三阶段，人工智能模糊了数字和现实的分界。而产业界有个共识，一家好的人工智能公司需要三个要素——深度神经网络、大数据、涟漪效应。
深度神经网络能对相应输入的信号，由机器做出反应和感应；大数据在AI的应用上起了关键作用，因为不管人脸识别还是声音识别等应用技术，需要的训练数据和计算都是海量的；涟漪效应略微抽象，可以简单理解为AI应用最开始会出现很多错误，但等数据越来越多后，错误将越来越少。
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如今科大讯飞的基础。
在iPhone问世后，Siri震动了世界。受益于此，语音识别技术开始爆发，科大讯飞的研发能力才开始商用落地。罗永浩用子弹短信把讯飞输入法推到台前时，市场才猛然发觉，这家公司在语音识别上有着强力技术。但事实是，刘庆峰在2010年才开始做语音识别，之前一直都做语音合成。
2014年，刘庆峰启动“讯飞超脑计划”。科大讯飞股价随即暴涨，之后更是在2017年的熊市中，逆势走出行情，最高市值破了千亿。但在2015年-2018年期间，科大讯飞的基本面毫无变化，营收虽然逐年增长，但净利润都在雷打不动的5亿元左右。
相比2015年，科大讯飞在2019年营收翻了4倍，归母净利润也几乎翻了一倍。但市场对科大讯飞一直有个印象，那就是不赚钱。其实科大讯飞的毛利率很高，超过40%。净利润低是在于，把收入拿去发工资、搞研发、做销售去了。
前文提到过，科大讯飞放弃个人用户，身上的商业性没那么浓，客户大多是企业和政府。
这个策略在早期是为科大讯飞赢得了生存空间，但弊病也很明显：第一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第二抗风险能力弱。所以，刘庆峰提出的新理论是“‘平台+赛道’战略布局，To B和To C双轮驱动”。这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开放平台、占据赛道、维护原有关系、接近消费者。
做出这么大的战略调整，刘庆峰不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技术。首先是如今的世界处于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阶段——实体世界智能化。各种AI应用不断落地，而在AI公司必须具备的三要素中，数据是基石。而科大讯飞手中数据是大而全的：
政府数据，智慧教育是科大讯飞各项业务中最赚钱的，常态化服务38000所学校；并且承接了很多地区的智慧城市项目。
企业数据，科大讯飞祭出了开放者平台的杀招，向157万开放者提供支持；在智慧医疗、智能服务、智能汽车等领域发力。
个人数据，2019年科大讯飞消费者产品收入占比第三，为 19.72%，开始在硬件端发力。
据资本侦探了解，科大讯飞在K12校园内的场景里占据了主流的软件市场，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从“软”向“硬”。这其实就是科大讯飞创立的初心“让技术为个人用户服务”，只可惜后来为了向投资人负责，科大讯飞选择战略性放弃。在被市场打磨多年后，刘庆峰终于有底气大展拳脚了。
因为以技术为渠道的科大讯飞在变得“柔软”——未来将以用户为中心。
2月7日，刘庆峰卸任总裁，他的老同学吴晓如接手。这次总裁换任标志着，科大讯飞这家公司有了自己的基因。从前它似联想，学华为，还把华为发明的轮值总裁制直接拿来用。2014年科大讯飞开始实行“轮值总裁制”，经过六年时间、两轮的“轮值总裁制”实践，如今正式演变至“总裁制”。
如今，市场对于科大讯飞的理解分别三种，语音公司、教育公司、AI公司。这些理解既对也都对，因为大家常常会犯一个毛病，那就是用过去的眼光理解未来，这其实是盲目自信。从国家战略的大风中刮来，到市场经济的火焰山里去，千亿市值会是“成熟体”科大讯飞的起点还是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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