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合作媒体：燃次元（ID：chaintruth），作者：谢中秀、冯晓亭、侯燕婷、曹杨、杜晓玲、郭一梦、邓双琳，编辑：饶霞飞。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前几天，江西南昌一位奶奶用塑料筐装着80万元的百元大钞发压岁钱的视频走红网络，每个人至少一沓，最少也有一万元。令人直呼：奶奶还要孙子吗。
虽然也有人质疑，是否真实、是否为摆拍，也有人说这种行为不值得炫耀和提倡。但也的确引发了艳羡。今年，你在哪个地方，拿了多少红包？
挖财记账理财APP曾根据平台的记账数据得出一张全国压岁钱地图。“地图”显示，分省份来看，福建省发红包最大方，平均压岁钱金额达到了3500元，位居全国第一。其中莆田更是以12000元创造了全国压岁钱“天花板”。而最“抠”的则是广东，只有50元。
红包厚度可能的确存在地区差异，毕竟发红包也要看“财力”。根据2020年全国31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市——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2232元。其次则是北京，达69434元。第三位则是浙江，为52397元。同时，根据上述全国压岁钱地图，上海、北京、浙江也是压岁钱比较多的区域，分别有1600元、2900元和3100元。
同时，家庭的“财力”差距更影响“红包收入”。就好比腾讯、快手“壕”发100股股票作为年终奖之外的“加鸡腿年终奖”，但有些人连100元都没有。厦门的菜菜就告诉燃财经：“厦门一般红包金额都在100元以上，100元、200元、500元都有。但我家一般是给我5000元。”
本期小酒馆，燃财经和各个地方的人聊了聊，他们的红包有多少。福建莆田的钱鑫最多的时候拿到了两万多元的红包，并且在莆田，万元起步的红包并不稀奇。但在广东，确实是10元8元的聊表心意。
对于拿红包的年龄来看，有些人是上了大学就没有红包“收入”；但也有人不管多大都是父母心中的孩子，直到成家立业后还是可以收到父母封的红包。但有的人，已经到了给长辈红包的年纪。比如北京的周琪，今年的红包收入就是-5000元。
小时候可能会攀比，你的红包拿到了多少、我的红包有多少。因为这是我们全年唯一的“收入”。这笔钱也决定了我们和小伙伴一起买零食、买鞭炮时的底气。有童谣唱道：“正月初一拜新年，腰里装满长岁钱”、“三星在南，家家拜年；小辈儿的磕头，老辈儿的给钱”。这些也唤醒了一部分人的童年记忆。
现在我们长大参加工作了，过了能拜年领红包的年纪，但长辈还是会给压岁钱、封利是。在这个千年传承的习俗中，更多能感受到长辈对我们的爱和祝愿。即使长大了、可以自己赚钱了，我们依旧可以做一个被宠爱的孩子。一个红包，带着“利利是是”、“顺顺利利”的祝愿和期盼。
早几年网上一个关于全国各地红包金额大小的图流传大江南北，其中福建莆田以“12000元”巨额红包登顶榜首。以至于我在外地上大学，每到讨论红包问题时，都会被反问“这是不是真的？”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是真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红包都有这么多，在我家，一两千元的红包才是最普遍的。
要说莆田最壕的地方有哪些，忠门和东庄俩地肯定榜上有名，恰好，我就是福建莆田东庄镇人。提到东庄镇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但是提到那些自称“专治不孕不育”的民营医院，可能没有人不清楚，而全国绝大部分民营医院的创始人就来自东庄镇。我家族里不少叔叔伯伯哥哥也从事这行当，钱自然也赚不少。
在我们当地，有句话叫“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因此，春节成了一年到头在外赚得盆满钵满的东庄人“衣锦还乡”的好时机。彰显自己有钱的方式，除了盖别墅开豪车外，钱成了最直接的体现方式，过年给红包自然也就成了大老板们“衣锦还乡”的一种方式。
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我上中学时，家人带我去了一位在外承包寺庙的远亲家中拜年，在他家客厅茶几上摆着一摞摞的现金，全是打着封条的成捆万元钞票。凡是晚辈上前拜年，远亲就会随手拿起一沓钱当作红包。
那一次，我收到了至今为止最大金额的红包，两捆钞票一共两万元。因为远亲说太久没见我，但他还记得我小时候乖巧懂事的样子，于是边说着“好事成双”边随手便多拿了一沓钱给我。
打那以后，我再没收到这么高金额的红包，只不过凡是去亲朋好友家拜年，收到的红包金额也不会低于500元，基本都是一千元起，五千元封顶的样子，当然如果碰上某位亲戚一年生意兴隆时，我也会收到一万元的大红包。
或许是我收的红包金额都比较多的原因，在我上大学之前，我都认为广东人五元十元的红包，正如他们所说的“广东人吃福建人”一样是玩笑话，因为在我自小的印象中，过年红包一千元起步已经是约定俗成。
不过，正如我父母所说，其实红包也是双方亲戚你来我往的礼数罢了，我收别人一千元红包，我父母自然也得给出一千元红包。而且即便在同个地方、不同家族之间，红包金额也有所差别，像我一些高中同学，收的红包有三五百元的，也有三五千元的。
这两天“福建莆田压岁钱全国第一”的话题又兴起了，话题里有不少莆田人现身表说法，甚至不少老乡还觉得这说法属于“造谣”，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确实收到过五位数的大红包，当然我说的情况也仅能代表我个人。
家在广东潮汕一个小村庄，小时候过年，大年初一，爷爷会给小孩每人20元红包，到初四，爸爸的四个姐妹陆续回娘家，每个姑姑也会给我们发20元红包。这就是每年春节我能收到的钱，加起来最多也就100元。我一度认为，这是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才会给这么小的红包。
而且，高中之前，亲戚走后，我们姐弟仨还要把红包上交给我妈，自己并不能留下，我妈会说，“反正你们要买什么东西，都是我付钱。”每一年，收红包对我来说没什么惊喜。
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后，我就不再有红包可收了，但相应地，姑姑会把给我弟弟的钱上调到40元或50元，似乎是保证给我们家小孩的红包总额不变（约100元）。
在潮汕地区，家里人如爷爷奶奶等给的红包通常很少，20元、50元是正常情况。虽然外甥、外孙收到的红包会多一点，但基本都是200元以内，超过200元的很少见。“如果过年收的红包总数超千元，说明家族很大。”
在广州读书并工作，发现原来广州的红包也很小。一位土生土长的广州朋友从小收到的红包都是十块八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100元，而且是要见到面才会给，“一年加起来最多几百块，我从不在乎。”
在广州，节后回公司上班，已婚的同事也会给其他人发红包，但红包数额不超过10元，5元也是屡见不鲜。
广东地区的十元红包，基本上就是图个吉利。在阳江，朋友的爸爸会拿一打红包，保安或保洁说一句“新年快乐”就会给一个红包，表达新年祝福。“意思意思”、“一点心意”，就是字面实话，心意是到的，但给多点钱是不可能的。
我们家比较传统，每年春节都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比如腊月二十八一定要做大扫除，大年三十要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年夜，而且年夜饭必须有鱼，还不能“光盘”，因为“年年有余”。在发红包这个环节，也必定是趁孩子们洗漱去了，偷偷塞在枕头下。
虽然知道这个“套路”，每年除夕夜睡前都会摸一摸枕头下面，手指头触碰有棱角的硬纸，内心直言：“稳了。”但也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才能拆。因为这是压岁钱，要在枕头下压一晚上来压住“邪祟”，保证除夕夜无虞、安稳过年。
印象中这个传统从我记事起就有，小时候还偶尔因为一整晚都缠着爸妈，他们抽不出身去给我们姐妹放红包，就会安排一个人把我们支开，说你们来帮我洗一下碗，或者快来洗漱之类的，然后另一个人偷偷去塞红包。一般都是妈妈把我们叫住，爸爸去往枕头下塞红包。
后来我们心知肚明，每年吃完年夜饭，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不在客厅，那就是偷偷去给我们塞红包了。
四川的红包金额并不大。印象里小学初中的时候，50元、100元都拿过。后来到大学，红包金额高了一点，有200元了。工作以后，又升到500元。今年，爸妈包了800元，说：“你北漂太苦了。”
我问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人的红包也都是在1000元以内，还会拿666元、888元这样的吉利数字。当然也有拿到20000元的大佬，但这就是“视家庭情况而定”了。
小时候过年是很开心的事情，会串门、去亲戚家拜年，也能收到好多红包。但是工作之后，就只有爸妈还会给红包和压岁钱，每年“收入”就500元。然而幸好我们家乡的规矩是结婚成家之后才需要给小辈发红包，所以还不至于“倒贴”。
我的家在山东淄博，直到现在，领红包还需要向长辈磕头、行礼。
山东是孔孟之乡，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很多中国的国学、传统文化也是在这里比较兴盛。同时，世界文化遗产曲阜孔庙、孔府、孔林都在山东，山东大学还有国学大学堂。所以在领红包这个环境，也非常注重“礼”——初一一大早起来，长辈坐在客厅正中央，小辈挨个儿向长辈磕头、行大礼，还要说吉祥话，然后长辈就会给小辈红包。
红包的金额看各家的情况，如果家族里小辈多，也会有少的。但一般都不会低于200元，多也不会超过500元。今年我爷爷奶奶就每人给了我们200元。
小时候我们磕头都磕得很快，“哐哐哐”，让磕几个磕几个。因为那时候对这个没感觉，想到的主要是拿到红包之后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疯玩，买好吃的、好玩的。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就开始稍微有一点难为情。
我们家里的规矩是结了婚的就没有红包，不用磕头，但是只要是单身，不管多大都要照例磕头领红包。
而我今年已经29岁了，还是单身，所以还是需要大年初一起来给长辈磕头领红包。我尝试过抗拒，拖延到最后一秒才起床，因为这个还被爸妈骂了一通。但最后还是得按规矩去给长辈磕头，站在一群比较小十多岁的弟弟妹妹，还有个头比我矮半个头的侄子侄女中间，我像是不小心混进儿童乐园的巨人，太尴尬了。
一个大男人给长辈磕头，虽然无可厚非，但是要当众，而且还是为了领红包，还是有一点难为情。但没有办法，还要要磕，因为这是礼数，也是过年的仪式感之一。
马上就要三十岁了，虽然有红包收很开心，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快脱单。
今年春节又收到来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以及叔叔和舅舅们的压岁钱了，虽然我已经工作近三年，但是家里人还是一直把我当孩子看待。
东北人出了名的宠孩子，尤其是宠女儿，我的表姐都已经结婚生子，但是每年也会收到家里长辈的红包。在长辈眼里，我们小辈就算已经成家立业，也还是孩子，过年发压岁钱对长辈来说是一种表现疼爱的方式。
我记得小时候收到的每个红包数额是50元，后来涨到了100元，前些年涨到了500元，而现在大人们包的每个红包都有1000元。
以前每年都期待过年收红包，因为每年的红包就能让我小小地“暴富”一把，我妈从来不没收我的红包，每年的红包都能让我自己自由支配。现在自己能够工作赚钱后，反而不那么期待红包了，但是心里更加清楚的知道，这些红包承载的是家人满满的爱意。
现在微信转账那么便捷，但是家人还是习惯和以前一样，提前去银行换成连号的新钱，再封进红包，在新年凌晨的钟声敲响之时，发给拜年的小辈们。
而我们给他们的红包，他们基本都不会收。所以工作以后收到的红包，我都会想办法换成东西去，再送给家人们，例如按摩仪等。
新的一年，希望我的长辈们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顺心，这是我每年最大的心愿。
从小长到大，我收到的红包数量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我一直都觉得，过年收红包不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因为这在我家根本就不怎么会发生。上学的时候，每当年后同学们讨论收了多少钱时，我永远都是最好的倾听者。
在我30岁的记忆里，也有过那么几次收红包的经历，但也都是十几元、二十几元。只有一年过年称得上是真真正正收到过红包。我记得那年我上大三，哥哥刚刚大学毕业。爸爸喝多了，然后“大手一挥”给了我和哥哥每人300元，拿到红包那一刻，真的是难以言表的喜悦。
不过虽然他们很少给哥哥和我红包，但是他们每年都会给爷爷奶奶红包，所以在我的认知里，过年父母给不给孩子红包不重要，但作为子女，是一定要给父母的。
于是，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便将年终奖包成了红包，全都给了父母。
我记得很清楚，毕业那一年的月薪是5000元，临近过年那个月发了双薪，所以我毫不犹豫的包了5000元给父母。然后又给了奶奶和姥姥各自500元。
结婚之后，除了要给自己的父母红包，还要给公公婆婆。今年也是一样的，给四位老人各包了一个红包，公平对待，每人2000元。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哪里的人最好面子的讨论，最后东北众望所归成为“面子之王”。平时结账你争我抢已是常见，逢年过节送礼给红包更是非常夸张。因为给长辈红包打肿脸充胖子、花光我所有工资的事情，我真的经历过。
从小到大，过年的时候都是家里长辈们会第一时间将压岁钱送到你手里。如果是姑姑姨妈，只需要一句新年快乐，但是如果面对的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想要拿到红包你是需要磕头拜年的。但其实这没什么，这是身为一个晚辈应该做的。
那时候我觉得收红包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请，从来没想到给红包的烦恼会轮到我头上。
在我们家里，参加工作以后，过年的时候，长辈就不会再给我们发红包，而是我们给长辈和小辈发红包。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因为发红包的事情和爸妈在过年的前一天争吵起来。本来满心欢喜的新年却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之间有太多问题需要沟通。
准备回家过年之前，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需要给长辈和小辈红包，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掏空几乎两个月的实习工资。
爸妈第一次问我：“你打算过年要给长辈包红包吗？”我想都没想就回答：“给肯定是要给的呀，多少都是我的心意。”爸妈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一位老人给1000元吧，这样你也有面子。”
听到面子两个字，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沉默了。我犹豫了一下：“不是我不想给，是如果每个人都给，几乎要花费了我这两个月以来的实习工资，没必要因为这个去掏空了我自己，以后也还有孝敬的机会。"
作为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哥哥姐姐还没说给太多，而我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的给长辈钱。可爸妈并不理解，他们觉得如果不给钱，就是没有那份你作为小辈该送到的祝福。爸妈看出我的不高兴：“你如果钱不够多，我们可以帮你给。”
我说服不了爸妈，只能老老实实的掏空了钱包，陪着笑脸把所有的钱如实上交。我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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