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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大数据DT（ID：bigdatadt），作者达雷尔·布里克（Darrell Bricker）、约翰·伊比特森（John Ibbitson），译者闾佳，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导读：“韩国的未来就没有什么理由让车永泰抱以期望了吗？”
车永泰停了下来，撑起手指，身子向后一靠，接着摇了摇头。
“我怕是没有了，”这位首尔国立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回答说，“韩国的未来毫无鼓舞人心之处。”
这么想的并不只有车永泰一个人。第二天，在首尔的另一边（隔着相当远的距离），一场北美和韩国知识分子的聚会上，一位韩国最资深的政治家，私下发表了他对韩国政治和社会风貌调查的一些看法。他说：“似乎没人感到乐观。”
从表面上看，这简直不合情理。首尔固然算不上全球最可爱的城市，却无疑是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当然，这要看你怎么定义首尔的城界）。
韩国经济模式以财阀（也就是国家支持的工业集团）的发展为重点，现代、三星、起亚和LG由此成为在世界各地都家喻户晓的名字。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赤贫中飞速发展，到1988年，甚至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向现代世界展示了自己。今天，韩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第15位。
朝鲜战争后，韩国的医疗保健状况得到改善，再加上6.0的出生率（这对当时的农村贫困社会来说很典型），带来了该国的婴儿潮，1950～1985年，该国的人口翻了一倍，从2000万增加到4000万。
事实证明，这庞大的年轻人队伍成为亚洲的“人口红利”：大量热心的年轻工人涌入生产廉价晶体管收音机及同类产品的工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第一波增长。
一些评论家坚持认为，大量年轻人口是亚洲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经济飙升的唯一原因，但这其实只是个基本条件：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同样有着人口红利，却被挥霍殆尽。
但亚洲政府对数百万的年轻工人并不欢迎，反而感到担心。各国政府都接受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长鸣的警告，加强了性教育和生育控制——这些本身都是很好的事情，只是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
由于担心人口爆炸，韩国军政府发起了一场积极而成功的社会运动，以降低出生率。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生育率跟替代率相差无几。但到了今天，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韩国的出生率降低到了荒唐的水平：1.2。
高生活水平将韩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到了82岁，属全世界最高之列。老龄化指数是60岁以上的人口与15岁以下人口的对比值。韩国的老龄化指数已经达到了89%。到2040年，这一指数将达到289%，也就说，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对应着3名老人。这就是车教授陷入悲观的原因。
刘秀妍（音译），23岁，学习经济学；朴智惠（音译），24岁，专业是国际关系；23岁的沈秀真（音译）专攻国际商务。
这3个姑娘都是韩国顶尖的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生，午餐时，我们一边吃着日式盒饭，一边聊着工作、男朋友，还有未来。她们有很多阿姨和叔叔，她们的父母，总共有21名兄弟姐妹，但她们自己，每人只有一个兄弟或姐妹。
她们口齿伶俐，雄心勃勃，机灵干练，专注于成绩、毕业以及毕业后的工作。结婚？没想过太多。“我爸爸劝我别结婚，因为单身生活更自由，靠自己生活更自在，”智惠解释说，“而且，找到合适的人真的很难。我爸说，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个人，就别结婚。”
至于孩子么，“如果我结了婚，我只想生一个孩子。”秀妍说。其他人也认同。也许不生，也许一个，绝不超过一个。“韩国职业妇女面临着太多其他的不利因素了，”秀真解释说，“那就是韩国的玻璃天花板。边抚养孩子边追求自己的事业太难了。”
韩国的千禧一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的父母是爆炸性经济发展这一代际奇迹现象的一部分。但韩国没能来得及为退休工人制订适当的养老金计划。于是，韩国有着所有发达国家最高的老年人贫困率：45％。
为了缓解困境，韩国政府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以便老年职工能够继续工作。但由于韩国同时还高度重视资历，这些高龄职工堵塞了整个系统，令年轻工人无法晋升。这导致了韩国作家凯尔西·庄（Kelsey Chong）笔下的“放弃一代”（Give-Up Generation）不断升级的一系列牺牲。
首先，他们不得不放弃约会、婚姻和分娩：“三抛”。“如果一位女性结婚怀孕，大多数雇主都会让她走人，”智惠解释道，“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大部分职场女性会尽量避免怀孕。”
更糟糕的是，韩国雇主对年轻的新雇员只采用合同雇用制，这样可以避免承担终身职工的成本，但也会使得年轻人愈发难于在房价本就高企的首尔买下公寓。没有固定的就业，无法安家，把“三抛”变成了“五抛”：放弃约会、结婚、分娩、可靠的工作和房屋所有权。
如果你再加上那些为了再多拿一个文凭而待在大学里牺牲了收入、晚上还会再选修一门课以谋求竞争优势的学生们，“五抛”又变成了“七抛”。
如果说，今天的这一切令人畏惧，那么，等韩国的婴儿潮一代大部分达到退休年龄，政府被迫提高医疗保健支出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医疗保健的支出，靠的是本来就麻烦重重的千禧一代的税收。凯尔西·庄形容他们的困境是“N抛一代——N是指数增长的变量，没有上限”。
车教授没有送女儿去上补习班——许多韩国家长都会聘请私人教师，以便孩子有更大机会升入好大学。这些私人教师收费很高——这是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利于生孩子的另一个因素，但车教授认为自己的女儿升入韩国230所公私立大学之一应该没有问题。
40年前，他刚上学的时候，韩国有100万跟他同龄的孩子。而等到车教授的小女儿上学的时候，韩国的学龄儿童只有43万了。“许多大学都会关门，要不就重组。”他预测。大学不会再拒绝学生的就读申请，还会求着年轻人来注册。
但肯定这是一个优势。如果车教授的女儿能够选择学校，那么，随着数百万韩国婴儿潮一代退休，她毕业时不也就能选择工作了吗？既是也不是。
“等她上大学时，她的生活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她读完大学以后，也很容易找到工作。”车教授认同说，“表面上看，人口少，世道会变好。但也不尽然。未来的工作不会是固定工作，更多的是临时工。她的生活水平会很低。”
虽然已经冲进了领先阵营，刘秀妍、朴智惠、沈秀真的就业和住房前景仍不确定。雇主们将不愿意为她们提供终生工作保障，她们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影响，因为抚养老年人的税收将吃掉她们越来越多的薪水。也难怪她们并不急于结婚生子。
韩国女性推迟婚姻和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韩国男性。虽然千禧一代的男士们坚持认为自己比父母一辈更开明，更乐于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但统计数据另有一番说法。
确实，日本男性2011年所承担的家务活（每天96分钟）是1996年的3倍（27分钟）。但这仍远远小于日本女性在家务上平均所花的时间（3小时），也远低于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男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是一个以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为主要会员的俱乐部）的一项研究表明，较之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日本男性投入照料孩子的时间最少，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比除韩国（韩国的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每天不到1小时）之外的其他各成员国都少。
家庭责任，加上基于资历的薪酬制度（不利于离开工作去生孩子的女性），让日本和韩国妇女越来越难于同时兼顾工作和养育孩子。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韩两国的儿童保育政策（确切地说，这两国根本就缺乏儿童保育政策）也将置女性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背后的原因在于文化。韩国人认为，婚姻不仅仅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这种观念曾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近几十年才逐渐在欧洲和北美消失。
“跟我们同龄的小伙子都知道应该帮助女性，”智惠说，“但我不知道现实中有没有这回事。而且，男方的家人肯定不乐意男人做女人的工作。在韩国，婚姻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而是家族之间的事。所以，我们很在乎对方父母的想法，尤其是婆婆。婆媳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既然没福利，工资政策又惩罚休产假的妇女，还有让男人少承担家务活的社会规范，你大概会以为，日本和韩国女性就会待在家里生孩子。但她们并没有这么做。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非亚洲的发达国家，但低得并不多，日本为49％，韩国为50％，相比之下，美国为56％，德国为55％。
虽然得不到来自国家、雇主或丈夫的支持，许多亚洲女性仍然决定工作（大概也是因为需要钱），并且推迟生育，直到几乎要错过最佳生育期。日本女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30岁，美国是26岁。
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切是怎样转化的呢？根据韩国统计机构的数据，2015年，该国的结婚率降到了自197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每1000人中只有5.9人结婚。女性结婚的平均年龄首次达到30岁，韩国人口中20岁到30岁出头女性的比例首次下降了。至于非婚生子，别想得那么远，在韩国社会，私生子仍然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耻辱感。
全球的城市化趋势赋予了女性权利，导致生育率下降，这是事实。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在旅行中，我们发现许多影响生育的地方因素。
亚洲四小虎就有一个特点，依旧有些重男轻女。社会欢迎女性接受教育，欢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但社会同时也期待女性照顾家庭。一旦生了孩子，她们就该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抚养孩子。因而这些地区的女性越来越少生孩子，但谁又能因此怪罪她们呢？
还有另一种应对人口下降的办法：移民。但韩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并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为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请让我们来看看困扰当今世界的难民问题。
2015年的难民危机，让欢迎难民的国家和排斥难民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已经讨论过欧洲人怎样努力适应绝望的新来者。但亚洲国家是如何回应的呢？简单的答案是，它们根本不回应，他们绝不回应。
这些亚洲国家发自内心地不愿意接受难民，日本每千人难民为0.02，韩国在0.03左右。没有人指望那些富裕的亚洲国家接受难民。难民们也不想去那里。问题和距离无关，加拿大跟战争热点区域同样隔着一个大洋，但每千人接受了4名难民。
研究为什么发达的亚洲诸国如此重视民族的同一性，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并不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东亚国家就是高度重视民族的同一性。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极少授予外国人公民身份的国家？韩国也几乎不接受任何移民或难民。
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认为，自己是同种同质的，并将这种民族的同一性视为一种值得奖励和保护的东西。在日本，“‘日本人论’的中心原则（一种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流行文体）是，日本人是‘单一民族’，他们构成了一个种族同一的国家。尽管‘日本人论’在学术领域已经彻底失去信誉，但它仍然深深植根于大众话语中。”
韩国人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排外心理感到尴尬。2011年，韩国军队改变了效忠的誓词，用“公民”取代了“民族”一词。尽管如此，大韩民国基本上仍然对外国人关着大门。
韩国有4种外国人：大约200万的中国裔朝鲜族，有权返回故国；无法找到老婆的韩国男性（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有时会从越南或其他地方弄一个来；从事“肮脏、危险、地位低下”工作（这些工作，韩国人自己不愿做）的外籍劳工；在韩国大学学习的外国学生。（我们还应该提到来韩国教一两年英语的外国人，每年大概有24000名。）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朝鲜族中国人移民韩国的人数减少了。城市化减少了找外国老婆的农村男性的数量。外国临时工几乎无法获得长期岗位，更不可能获得公民身份。此外，学习韩语很难，外国学生毕业后很少留在韩国。
通常，人们认为语言问题是东亚国家不利于移民的一个原因：一位日本外交官曾经解释说，日语很难学，就算你学会了，在日本以外也毫无用武之地。
但这只是颗烟幕弹。韩国人相信，只有韩国人才是韩国人。就这么简单。
亚洲各国政府知道自己碰到了多大的麻烦。除非它们能够逆转本国的婴儿数量下降，否则，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在未来数十年逐渐消亡。由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府政策降低了出生率，或许，今天的政府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出生率。
新加坡别具创意：它有着全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1.2），再不拿出创意来是不行的。政府成立了“社会发展部”，还创办了政府支持的约会机构（“速配！莎莎舞工作室！”），2012年，政府宣布8月12日的国庆节晚上是“国庆夜”，鼓励夫妇为国生育。
宣传视频里的配套歌曲唱到：“我知道你想要，社会发展部也想要……出生率不会自己往上飞。”
新加坡的国庆夜以失败告终。
韩国采用的是更为传统的政策。夫妇接受生育治疗、丈夫陪同休产假都可以获得政府补助，有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子女可优先进入公立托儿所。
2010年，在每个月第3个星期三的晚上7:30，政府会关掉建筑物的灯，好让工人早回家（按韩国的工作狂标准，晚上7点30分算是“早下班”），“帮助员工专心生儿育女、抚养孩子”。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无济于事；2015年的出生人数还是比前一年减少了5％。
但韩国人认为自己有一项独特的人口优势：朝鲜。人们热切地希望，总有一天，朝鲜半岛将重新统一，人口立刻可增加2500万。而朝鲜的出生率是2.0，大致跟替代率相当，远高于韩国。但是，无论统一能带来什么样的人口红利，整合都将带来压倒性的挑战。
亚洲的部分国家靠着人口红利向前迈进，让人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和安全，但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医疗保健和养老需求增加，抚养比率将走向相反的方向，年轻一代挣扎着让父母和自己收支相抵，人口红利将成为负担。
未来30年里，韩国有可能成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按照目前的趋势，最后一个韩国人将在公元2750年左右死亡。
当然，这不会发生。车教授说，导致韩国人排斥外国人的种族纽带已经在渐渐变弱。“我女儿在课堂上对外国人很友好。”他说。尽管如此，他仍然态度悲观。他认为，韩国人并不甘心忍受即将到来的人口降低的时代。“一切都在发展。没人料到社会将越变越小。”
但它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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