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东北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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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蓝洞商业，作者贾紫璇，编辑郭朝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阿祖兜里只剩10块钱，他必须挺过三天，挨到结款的日子。

第一天、第二天，他什么都没吃，只喝水。更难想象的是，他的住处简陋到，连个烧水壶都没有，渴了就在公司喝水。扛到第三天，路过一个卷饼摊，他终于迈不开步子了。掏出6块钱买个卷饼，又花3块钱买了瓶可乐。最后，兜里还剩一块钱，他期待着明天。

他说，东北是那个受到委屈时，心里最常想起的地方。

晚上，雷哥又在酒吧唱了4个小时，已经很疲惫，嗓子要冒烟了。买醉的客人不管这些，推推搡搡，拉着他喝酒。虽然内心抗拒，他还是接过酒杯，灌了下去。

午夜，他拿着120块钱酬劳，走出酒吧，定定神，把糟心事都留在那扇门里。

薇薇接到房东通知，一周后必须搬走，这是她连续第三个沿街找房的夜晚了；北漂八年，深漂两年，高兴终于拿到深圳户口，她觉得自己不再漂泊；父亲去世后，郑刚犹豫着，要不要留在东北老家陪母亲，可母亲坚持让他回上海打拼。

他们都是走出家乡，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如果缩小地域，他们都是飘在异乡的东北人。

其实，不止东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口要素在全国大范围流动，各地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为实现梦想而打拼。

相比某一个省市，东北是一个更宽泛的地域概念，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在经济“南强北弱”的论调下，东北经济变化与人口流动自然更受关注。

“你后悔过离开东北老家吗？”“你想过再回东北吗？”这是时常被问到的问题，他们用自己的故事给出不同版本的答案，有笑有泪。这些受访者，大多是离开东北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事实上他们也是所有走出家门、在外奋斗的年轻人的缩影。

他们的故事，或许正是你的故事。

01

“摸到暴富之门”

雷哥 现居北京 制片人

那是北京的秋天，天很高，也很蓝，不冷不热，这几乎是北京最好的季节。我很沮丧，从国贸走着回通州，脑子里全是刚才试镜的场景。下午两点开始排队，一直到晚上九点，乌泱乌泱的全都是人，北京真是太大了，让人希望渺茫。

即便是这样，我也从未想过回东北老家，我只想抓住每一次机会，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但生活似乎总是在考验我。

2009年，我从东北来北京上大学，音乐专业。从大二开始，我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酷的另一面是，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想办法挣钱。从那时起，我做过各种事儿，在剧组帮人拍照、做外模经济人、在后海的酒吧唱歌、在秀水街卖玉石、做文案、PUA培训和制片人。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但现实也远比你想象的残酷得多。

真正改变我的，要从2016年结识的一个富二代老板和一个特别会忽悠的公关说起。

公关劝说我们一起创业，合伙开一家PUA培训公司。现在，大家都知道PUA是什么，但六七年前，没几个人知道，就连我自己也怀疑，真会有人上这种课吗？

但是架不住那个公关能忽悠，我和富二代老板被洗脑，感觉PUA培训是很前瞻的想法，好像已经摸到了暴富之门。我们找了很多所谓的知名PUA培训大师做讲座，最终还是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那些PUA老师自己所在机构都很难招生，更何况是我们。另外，好不容易有人来听课，培训内容却很空洞，没什么实战经验与案例分析。

PUA培训失败后，我们三个又决定合伙拍电影。那时候网络大电影很火，至少我不是抱着玩票的想法，确实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

我是制片人，处理公司内外各种琐事和突发状况，真的是狼狈不堪。比如，资方分批打款，有时候该给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付款时，钱都没有到账。拿不到钱，别人就不干活，剧组几百号人每天都在消耗，但不能停下来，我在各方无奈地奔走协调。

很多时候，制作方就是给投资人画大饼，比方说这个片子能赚200万，会吹嘘到500万、1000万。资方其实也很复杂，各有诉求与目的，找钱、权衡、协调等等，让我身心疲惫。

意外的是，我们三个合伙人之间，也出了问题。

办公司、做电影，有很多环节，也有不少灰色空间。公关出身的合伙人，在公司装修、采买中中饱私囊。被老板和我察觉后，他跑路了，留下一堆烂尾的事情。他给一些潜在投资方做过虚假承诺，我们花了不少精力摆平。

虽然苦苦支撑，项目没有夭折，还通过关系邀请到朱亚文参演。但是，戏拍出来效果并不好，赔了不少钱，做完这个项目公司也黄了。

影视行业公司倒闭很普遍，影视剧需要精心筹备、资金稳定，很多小公司都挺不过去的。而且这个行业太假、太累、太复杂，我不想做了。

因为疫情，2020年我开始做抖音，做到了两万多粉丝，但没有好好研究探索，没抓住机会，所以也只赚了个生活费。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还是会离开东北，或者说是想尽办法一定要离开东北。

上大学走出来，想法很纯粹，就是觉得我想要的东西离我很远，应该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2018年回家过年，待了很久，心里忐忑不安，感觉必须回北京，就像有好多事没做完似的。回到北京，心里踏实了，就像以前回到老家才有的感觉。

好多人会说：“在北京能赚多少钱？实在不行就回东北吧。” 其实不是赚钱多少的问题，是你看到的人和事、接触到的信息不一样，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在给自己标价。

02

“无数次的希望，无数+1次的失望”

大鹏 现居上海 民宿老板

在长春待到24岁，我决定出去看看，还会不会回老家，当时的我也不知道。

我选择了上海，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起初，我做建筑设计，忙的时候三十多个小时不能合眼。虽然老板也算赏识，但太累了，我辞职了。跟几个朋友一合计，一圈市场调研下来，决定做民宿。

那是2017年，一开始小打小闹，都很难算是创业。我们四个合伙人，租一套三居室，把一间改成民宿，其他自住。就在客厅，我们聊创业、谈设计，后来一些房客加入进来，有的成了朋友，甚至投资人。

后来我们在上海找房子、找机会。前期四五套民宿，四个人每人投了三十多万，后来有了投资人，也跟亲朋好友借过钱，还有民间借贷。算下来，各种途径借了一百三四十万。期间，一个合伙人退出，回了南京老家。

第二年，我们将民宿开到了重庆，有四五十处，每个月盈利三十多万。2019年，我们发现上海迪士尼周边有机会，就开始拿房。那一整年，差不多是在装修和筹备中度过的。

2019年年底，我们踩了一个很大的坑。

一个合伙人的朋友做投资，拿了几处房子，把装修、运营包给我们。谁也没想到，一处房子出了问题。起初，房主委托他公司的员工，跟我们签房屋租赁合同，装修后运营了一段时间。一天，突然接到法院通知，房子在银行作过抵押，房主跑了，房子已经被拍卖。

对我们来说，这是晴天霹雳。报案后，警方说，这个房主有多处欠款，找不到人，已经上了“老赖”名单。我们可以起诉，但何时能拿到赔偿就不确定了。

因为这个事，我们亏了十几万。一个大坑之后，紧接着又出现了新冠疫情。

疫情考验的是心智和耐力，我们一面关停重庆的民宿，一面纠结还要不要做下去，每一天都很煎熬。那段时间，看着疫情的各种数字，心里想着应该很快就过去了，然而却不断反复，就好像无数次抱着渺茫的希望，又无数+1次的希望破灭。

为了维持生计，我们还做过土特产代购，赚了点儿零花钱。

真正复工，已经是2020年下半年了，在迪士尼那边又开了两处民宿。希望2021年疫情不要再反复，我们民宿应该也可以迎来一小波“报复性消费”。

这些年在外打拼，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过不少事，疫情期间民宿关停，算是离家以后经受的最大考验。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多经历一些。

回老家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我希望每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住些日子。未来，如果民宿在吉林发展的好，也可以考虑回去做，但依旧不会长久待在那里。

我并不觉得，一定要在某处安定下来，不论这个地方是否是家乡。

03

“东北的审美水平真高，穿貂最好看！”

阿祖 广州 互联网教育公司总监

我不怕折腾，就怕钱赚不够。

我2010 年离开东北，到广东珠海上大学，毕业后去过北京，还去过深圳。后来，我在广州买了房子，为了更好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2020年再次来到北京。

过去这十多年，我对东北的感情一直在变化。

我清楚地记得，大一开学时，老师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选择这个专业？”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学成之后，回东北建设家乡。

四年后，大学毕业，到了真正选择的时候，我的内心已经发生变化。我发现，上大学这四年，东北没什么太大变化。比如，我家楼下的那些餐馆、理发店都还在，老板也还是原来的老板，和过去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一直在改变，回去已经无法适应。我在北京呆了几个月，发现很多地方跟东北差不多，就又回东北待了一段时间。

直到2016年6月，在广东开了一个学前教育培训班，才算安定下来。外面的世界开始让我怀疑，自己曾经对东北偏执的骄傲可能是不对的，甚至听到有人说东北人不好的时候，我会暗自幸灾乐祸，以此证明离开东北是正确的。

做培训很不容易。为了省去办理各种执照手续、租赁房屋、添置桌椅等琐事，我直接在一家成人英语教育机构租了三间教室，每月由这家机构给我结款。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离结款还有三天，我身上只剩下10块钱。这意味着，我必须靠这10块钱撑三天。前两天我什么也没吃，只喝水。我住的地方很简陋，连个烧水壶都没有，索性就在培训班的饮水机喝。到了第三天，我无力地走在大街上，想着只要挨到明天，就能结账。

走到一个卖卷饼的摊位，我要了一个6块钱的卷饼，又花3块钱买了一瓶可乐。最后，兜里还剩一块钱，回家。

还算幸运，第二天如期收到了钱，一个人去吃了一顿68块钱的自助火锅。

教育培训不适合单打独斗，于是我终止了自己所谓的创业，加入一家线下教育培训连锁机构。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我开始频繁换工作，大概半年到一年一次。还有过一段失业期，我很焦虑。

有一次，面试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我和大老板也相谈甚欢，最后却没有成功。那天，天气阴郁，下着小雨，我从那家公司走出来，在公交站的长椅上坐下，想了很久。

2020年到北京，也是因为薪资待遇好一些，当然公司也好，对未来的发展也相对较好。所以，哪怕广州的房子正在装修，我也愿意承受半个月飞回去一次的折腾。

北京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工作风格与节奏，跟之前在广东完全不一样。除了入职培训，没有人跟我说同事们都负责什么业务。第一个星期，我被领导骂得很惨，硬着头皮挺了一个月。

说实话，背井离乡的滋味不好受。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审视自己对东北的态度，我对东北不那么抵触了。我发现，东北仍然是我受到委屈时，心底最常想起的那个地方，那里的人、发生的事，包括一草一木。

回头想想，这些年一直没变的是，“我从始至终都觉得，东北的审美水平真高，穿貂最好看！”

后记：

一位受访者说：“家乡是用来怀念的，不宜久留。”

“离开故乡一段时间后再回来，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栋楼这么小，这棵树这么矮，这段路这么短，这条街这么窄。”——《后会无期》

其实，只是远方已到，家乡已远。

（应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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