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华商韬略，作者宽叔，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工人年年缺，今年最严重。
廊坊一家电子厂的HR王璐春节前就因为招工很犯愁：“不少员工都回家了，整个1月份我都在和各种中介联系，催他们招人。”
中介也着急，“时薪都涨到40元了，一天400元，还是招不够人。”无奈之下，王璐只好联系一些以前在工厂里工作过的工人，但打了近百通电话只“召回”5个人。
“有总比没有强！”王璐自我安慰道。本想着春节后情况会好一些，结果发现，招人更难了。
像王璐这样为找人操碎心的人不在少数。
从北方到南方，最近这些年，提到开工厂，很多人最大的担忧就是，到哪里找工人。
去年以来的疫情，让招工难的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复苏持续加速，企业订单爆满，需要加班加点，但疫情导致人员流动减少，有时只能找中介或劳务派遣公司安排一些临时员工顶上。
一位工厂主说，去年以来，他的车间工人就没真正招满过，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临时工。
对于生产性企业而言，临时工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临时工的技术和熟练程度不如正式工，工作效率和成品质量没法保证，遇上大订单，心里更没底。
人难找的同时，还有人更贵。北京大兴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向华就介绍说，现在一个临时员工的日薪都到了300元甚至400元，这还不包括中介服务费。
在制造业更发达的广东等地，用工荒问题更为普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春节后，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海珠大塘村一带，招聘市场已出现了老板排长队等着被挑的场景，常常是上千名制衣厂的老板们手持招工牌和样衣，等待着工人们的选择，但常常两三天也招不到一个人。
一位老板感叹，世道真的变了，之前是工厂挑工人，贴个广告就有人来，现在工人挑工厂，“不只是今年，而是早就很难了，越来越难了”。
作为外出务工人员主要输出地的西南地区，工厂招不到工人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春节前，一家为成都富士康招工的中介，招人招到了北京。他们在招聘启事中写道：急招组装工、操作工、质检员，要求18-45周岁，有无经验均可，300元一天，北京发车，免费买到成都的高铁车票。但广告发出很久，也等不到什么回音。
招人难，不少公司开始想方设法让老员工带人。
比如，绿源新能电子日前发出通知，鼓励老员工介绍新员工入职，介绍1-4人奖励500元/人，介绍20人及以上奖励1000元/人。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也在印证制造业的人力短缺问题。
1月26日，人社部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从总缺口上，第四季度从第三季度82.4万人上升到了92.9万人（上升12.74%）。
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中，有36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与上一期相比新进排行25个职业中，有15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60%；短缺程度加大的34个职业中，有16个职业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47.1%。
近些年缺工问题不时出现，而且越演越烈，人们不禁要问：人都到哪里去了？
制造业缺工，固然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但老龄化进程还没有那么快，根源在于，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再进工厂了。
2021年1月底，在河北邯郸临漳县老家一年多没外出的小伙娄小飞（化名）接到了王璐的电话。娄小飞以前在王璐所在的电子厂工作过几年，电话接通后，王璐开门见山，说出了想高薪“邀请”娄小飞回去上班的想法。不过，娄小飞婉拒了王璐的邀约。
“现在不想再去流水线上干活了，一天10多个小时，累得要死，也挣不下多少钱。”
家住保定农村的陈夏也和娄小飞一样不想再回工厂上班。陈夏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就去了一家工厂，一干就是5年。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过往这5年的工作经历：拿时间换金钱，所谓的技术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只有快慢没有技术含量。“每天两点一线，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最多休息4天，没有生活，没有娱乐。”
陈夏说，比起枯燥的工作和生活，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看不到前途和未来。“岗位都是可替代的，随便招个年轻人就能顶替你的位置。这里没有晋升空间，如果不是正规的大学毕业，只能做到班组长，打工十年也只能在底层，晋升根本轮不到普工。”
江西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辅导员赵老师介绍，以往他们很多毕业生的头一份工作是工厂技工，而现在有些学生毕业之后宁愿自己做网店、开专车也不去工厂。
据他提供的数据，2020年他所带的毕业生有280多人，去工厂的只有不到30人，占比只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在四五年前，这个比例会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今非昔比。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工厂，背后有工作辛苦乏味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就业选择空间广阔了、多样化了。很多年轻人不去工厂上班，也能找到一个体面且赚钱轻松的职业。
科技进步催生许多新职业，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直播、电商、自媒体，拍短视频等，这些工作少了苛刻的时间约束，多了一份与人交往的乐趣，收入也不菲。
而且这些工作更符合年轻人的兴趣和追求，年轻人自然前赴后继，而那些本身就拥有高学历、更多选择的年轻人，以前都不进工厂，现在就更不想进了。
以前招工的另一个核心群体农村青年，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做农民比做工人收入更多，前途更好，而且更自由，也在越来越多地方现实。
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此前向媒体感叹：“当下年轻人宁愿去做物业保安，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
年轻人抗拒进工厂背后折射出来的职业选择多样化和科技进步，固然值得欣慰。但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更不能让制造业人才长期供不应求。
看不到前途和未来，是很多年轻人不去工厂的理由。其实，这只是被工厂墙外的繁华遮蔽了眼睛。制造业并不低等，工人也可以大有前途，制造业也从来不缺少“造富”的故事。
30多年前，21岁的王来春成为第一批富士康员工。每天下班后，别的女工不是休息就是去逛街，王立春则偷偷回到车间，在不同的工位上调试机器，想办法提升生产效率。她还悄悄地跟老板郭台铭和厂里的其他管理层学，学他们怎么管理工人。
努力总有回报。十年时间，她从流水线女工升到课长。32岁的时候，不甘于一直做工人的王来春决定自己创业，于是有了后来的上市公司立讯精密。
当立讯精密成功上市，王来春被“百亿女富豪”“千亿帝国掌门人”光环笼罩的时候，她也从不避讳谈起富士康的打工生涯，她说“能与凤凰同飞的，必是俊鸟。”
从车间打工人逆袭成为富豪，又何止王来春。
“亚洲铜王”、正威集团创世人王文银也是打工仔出身。1993年，王文银南下深圳，在一家生产电源线、插头的日资企业做仓库管理员。两年后离开这家日资企业时，王文银收获了人脉、行业经验和第一桶金，为他日后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2019年，王文银创立的正威集团营收已经高达5200亿元。回忆起在工厂的打工岁月，王文银依然感慨地说，“打工的日子让我受益无穷”。
中国女首富周群飞的故事更励志。因为家境不好，周群飞15岁便辍学到广东一家生产手表玻璃的工厂打工。既无学历又无背景的她坚信“技多不压身”，想改变命运，唯有一个字：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群飞业余时间自学的一项技术——丝网印刷，后来凭借这项技术，周群飞盘活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工厂，帮工厂顺利渡过了危机。三年后，周群飞离职创办了一个小作坊，干起了丝网印刷加工的生意。
后来，周群飞进入玻璃镜片行业，创立蓝思科技，转型研发手机视窗玻璃，身家暴涨至千亿。
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企业家中比比皆是。国内液压元件龙头恒立液压创始人汪立平、玻纤行业全球最大制造商中国巨石创始人张毓强、全球最大的纺织企业魏桥集团创始人张士平……他们都曾拥有过难忘的车间工人岁月。
一个人不论起点在哪儿，只要有强烈的欲望和勤奋的性格，依旧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制造业和工厂能够承载起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也给了年轻人更多机会和更大的舞台。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的战略，这也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关键在于技术，核心在于掌握技术的人才。这就需要更多本领高强的技术工人支撑，呼唤更多大国工匠。
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工人短缺的问题，早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人社部近日提出，到2021年底，努力实现全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的目标。
让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回归制造业，从来没有变得如此重要和迫切。
年轻人对制造业的认同需要靠教育和引导，但让年轻人招得来、留得住，还得企业先“栽下梧桐树”。我们固然可以倡导艰苦奋斗，但良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更能激发工作热情。
于是，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待遇，就成为留住工人一个不得不提的建议。这样可能会增加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但是可以这样算一笔账，如果员工稳定，生产不会受到缺工影响，也可以节省临时招聘的经费开支。一句话，给工人“加鸡腿”的钱可以通过管理效率“报销”。
王璐说，他们厂已经开始制定新的工资方案，预计所有的时薪制员工加班小时工资都会上涨。比如，平时加班时薪会由17元调高到20元，周末加班时薪由21元调高到25元等。
让年轻人沉下心来从事制造业工作，归属感的获得与满足也非常重要。
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助于企业形成凝聚力、吸引力和竞争力，也有助于员工形成对企业的强烈认同感。建立合理的企业文化制度，形成积极向善的企业文化氛围，既是企业的软实力，也能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热爱和情怀。
让年轻人进得来、留得住，是新时期工厂需要考虑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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