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极点商业评论，作者黄枪枪 杨铭，编辑杨铭，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伴随大厂在二三线城市纷纷落子布局，互联网行业边界正被逐渐打开，二线城市大厂分部的薪资待遇、晋升机制，与一线大厂总部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吸引到了更多技术人才，甚至是北上广深人才的回归。
过去多年，在各路资本疯狂打Call、总部基本都扎堆一线的互联网大厂光环下，以北上广深为首的一线城市，始终是广大毕业生、年轻人们心中的就业第一选择。
虽然一线城市仍是经济增长、高新和互联网产业排头兵，但伴随一线城市各行各业内卷化越来越严重，职业发展、住房、通勤、生活等带来的焦虑度也越来越高，“不幸福”成为各大榜单中，对一线城市的共同评价。“要不要逃离北上广深”，或者赚够钱就撤退到二线城市，成为最近几年一直讨论的话题。
能否回到更具有“幸福感”的二三线城市？此前，各种北漂、深漂、沪漂，总是感慨家乡，甚至二线城市回不去的原因很简单，二三线城市很难找到高收入工作，或者说找不到对口的互联网和IT岗位工作。即便加入某个创业公司，也难以忍受从“大厂”到“小企业”得“心理落差”。
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过去几年，随着腾讯、阿里、华为、小米、字节跳动、滴滴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在各大二三线城市纷纷落子布局，相继设立分部、分公司或研发中心，互联网行业边界正被逐渐打开，二线城市大厂分部的薪资待遇、晋升机制，与一线大厂总部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吸引到了更多技术人才，甚至是北上广深人才的回归。
“逃离一线焦虑，去二线城市大厂体验幸福感”，正在成为另一种新选择。
李帅（化名）多年的渴望，终于在2020年6月变成了现实。
他毅然离开呆了多年的北京，到一个距离2500多公里外的二线城市，在让爱情、生活“幸福指数”更高同时，成功在大厂分部有了新的事业，迎来人生新的篇章。
家乡位于内蒙呼和浩特、出生于1992年的李帅，2014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北京某互联网大厂总部，负责技术开发方面的工作。
大厂总部快节奏工作几年间，程序员李帅收获了爱情——一个来自重庆的女孩，成了女朋友。
“一线城市”焦虑接踵而来：虽然在大厂总部工作，互联网氛围浓厚但竞争惨烈，眼看没几年就30岁了，未来又有多少晋升机会？35岁之后呢？更重要的是，在北京高房价下，能否给女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没有北京户口情况下，孩子未来教育等问题又如何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字：不幸福。
在外界，因为上述问题，“逃离北上广深”话题正讨论纷纷。李帅也想动一动，“急流勇退”从一线去二三线城市，问题是，去哪里？
需求不足、岗位不对口、收入下降太多，是很多程序员在职业规划，考虑去二三线城市时的顾虑点。毕竟，虽然二三线城市竞争没有一线那么激烈，也有很多创业公司将此作为梦想起点，但无论是IT氛围，还是岗位、薪酬，都与一线城市大厂总部有着明显差距。
幸运之神青睐了李帅——2019年，猎头找上了他，希望将他推荐到腾讯西南总部。
相比上海、深圳、成都等，重庆并不在李帅首先考虑之列。“此前给我的感觉是，互联网氛围并不算浓厚。”
在重庆，本土萌芽的互联网独角兽公司的确较少。不过，随着腾讯、阿里等大厂，将西南总部落地于此，IT氛围已逐渐改变。
2018年首届智博会上，马化腾宣布腾讯西南总部落地重庆，布局核心业务，助力本地数字经济发展。根据规划，在西南总部建成后，腾讯技术工程事业群、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互动娱乐事业群、平台与内容事业群等核心业务均将布局于此。
这意味着，腾讯西南总部需要大量的中高端研发技术人才。李帅命运，由此改变。
对程序员李帅而言，如果能顺利加入腾讯西南总部，岗位恰好对口，而且恰好也是女朋友的老家，事业和生活显然能更好兼顾，“如此两全其美，在北京不敢想象。”
2020年6月，腾讯西南总部正式“开张”10个月之后，经过一系列面试的李帅，从北京某大厂总部来到重庆，成为腾讯西南总部的一名程序员。
李帅没有透露具体薪酬水平。不过，2020年2月，腾讯官网为西南总部进行了新一轮的技术研发岗位招聘，其月薪为2-3万元——以重庆平均工资水平、房价来看，这个薪酬水平已是顶尖水平，足以让人生活得更舒适。
的确如此。对李帅而言，相比身处北京，从生活上来看如今“幸福感”体验明显强上太多，没有“未来何去何从”的恐惧迷茫，精神压力也小了很多，属于个人和女友、家庭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明显更多。
而且，购买的房子就在公司附近，买车对他收入来说也不是难事，计划着与女友结婚生子，孩子将来教育也不是难题——原本，这些都是他离开一线城市前的最大忧虑。
生活上的忧虑，迎刃而解，这不仅是李帅一个人的体验。“从幸福感来看，大家都觉得相比北上广深更好一些。”阿里成都分公司一位员工坦言：“相比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生活成本和压力相对较低，买房可期，让员工能有更多的空间去追求更多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
现在，李帅所在负责客户端研发的小团队有7个人，大多在其他互联网大厂有过工作经验，也有像李帅这样，从大厂总部回到二线城市的程序员。
在李帅看来，虽然身处二线城市，生活方面确实更为安逸，但工作节奏却和大厂总部同轨，统一在“研发规范”流程下进行。
“由于公司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我们是按照某业务或某个项目，各分公司联合协作、并行开发，产品开发涉及的职责分配到每个团队和各位成员身上，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项目进度和排期，不会因为身处二线城市就可以慢一点。”李帅透露。
“作为程序员，我们上下班时间，在项目需要时，和北京、深圳、西安的同事几乎同步。”李帅的感觉是，无论是工作氛围，还是所负责的工作，以及leader能力、晋升机制、福利待遇，跟深圳、北京大厂总部几乎没任何区别。
同轨，让李帅避免了从一线大厂总部“沦落”到二线城市大厂分部的心理落差。
此前，这正是很多大厂程序员们，是否回到二线城市的最大忧虑之一。一位曾在北京某大厂总部，如今在二线城市某创业公司担任研发负责人的艾伦（化名）就很苦恼：2019年，他抱着一起成长心态，加入某创业公司后，老板除要求他技术好之外，还需要“身兼多功能”，比如与营销人员一起加班写方案、招标投标项目，和B端、G端（政府端）客户直接对接。
在大厂，这些更多是市场等部门深度参与的内容，艾伦们此前并不擅长。“一些老板对开发需求的描述都不明确，团队协作、组织架构更是难以谈起。”艾伦说，“种种水土不服”让自己感觉相当失落，他正计划着重新职业规划，二线城市大厂分公司是第一选择。
为让这些二线城市的同事们体验到更多“幸福感”和归属感，除和总部保持一致的晋升机制、培训考核外，作为腾讯西南总部的行政人员，蒋林莉（化名）们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关注公司员工的每一位成长，以及安排好公司员工更多的日常活动，以提高生活的充实感。“工作上和一线总部压力一样，但却像一个创业公司，在生活上更有活力与激情。”
两年间，蒋林莉见证了腾讯西南总部，如何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4000多人规模。“虽然没有计算过比例，但不少同事，都有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厂的工作经历。”
李帅和蒋林莉都谈到了“压力与生活的结合”，这意味着，无论是大厂分部，还是创业公司，虽然物质层面生活压力相比一线有所减小，但从工作来看，二线城市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和轻松，更非一线程序员们挣够钱后的“养老地”。
“无论是在北上广深，还是重庆、成都、武汉、西安这样的二线城市，35岁焦虑症同样会有，技能需求、职场沟通、职业规划，并不会因为在哪个城市就会太大改变。”李帅认为，破除“焦虑”关键，仍与个人能力、努力程度直接相关。
一位要求匿名的某二线城市大厂负责人同样透露，公司实行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制度，没有严格打卡制度，但每年有年中、年末两次考核，“用结果说话，员工可以不用按时上班，但以KPI说话。”
“尽管看到以前带的一些实习生，在一线城市大厂几次跳槽后有了比我更高的薪水，但幸福指数，向来不是和钱相关，而是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节奏。”李帅说。
如果对29岁的李帅来说，是逃离一线焦虑，在二线城市大厂分部体验到什么是“幸福感”的话，对毕业就得以进入二线城市大厂分部的蒋林莉（化名）来说，则是在熟悉的生活圈子，就实现了大厂就业梦的“骄傲”。
2019年，在重庆念完大学的蒋林莉，没有和其他到北上广一线打拼的同学一样选择，而是通过实习生转正方式，成为西南总部一名正式的腾讯员工。
“虽然是做行政工作，但能在距离家很近、生活朋友圈子都习惯的二线城市，顺利成为一名腾讯正式员工，无疑也是很多应届生梦寐以求，甚至家人、朋友都羡慕骄傲的事情。”蒋林莉说。
毕竟，无论是腾讯在重庆西南总部以6500元-10000元招聘编辑及客服岗位、月薪2-3万元招聘技术研发岗位，还是华为西安研究院给研究生开到1.5万-2万，或者中兴西安给到1.5万，即便和大厂总部有些差距，但相比当地工资水平，薪资仍然竞争力十足，幸福指数相对一线普遍更高。
更何况，对就业者而言，大厂的工作经历，将成为人生职场一块“亮闪闪”的金字招牌。
个体到一定数量，也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在“稳就业、保民生”基本方针下，尽管各家大厂二线城市招聘重点有所不同，但由此带来的合作、投资、招商，对当地缓解就业压力、拉动经济转型不容忽视。
“像重庆、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经济虽然发展快、总量大，但质量和效益相比一线城市不高，想要真正成为新一线城市，必须跟上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尽快实现智慧城市的转型升级。”一位资深财经分析人士就此表示。
多年来，武汉、西安、郑州、长沙、成都、南京、重庆等二线城市，在争夺更多国内外科技、互联网巨头落地的同时，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优惠政策，以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吸引大学生入户、就业、优惠买房、租房补贴等相关政策。
巨头的布局，加上政策优惠，大厂们过去几年间给各大二线城市带去了数千甚至上万计的就业岗位。
以腾讯西南总部为例，2020年上半年，腾讯西南总部新招员工近2000人，2020底在渝员工数达4300人，同比2019年翻两番。这些员工中，不仅包含测试、运维等基础技术岗位，以及产品研发等核心岗位。同样，还包括营销、客服团队，大部分员工均采用属地化招聘策略。
其他互联网大厂们的招聘同样“疯狂”。阿里成都员工超5000人，正快速扩张。华为成都员工超一万人，同样扩张中。字节跳动同样如此，5年前在成都只有20人，如今拥有员工总数超6000人，覆盖研发、商业化、创作空间等在内的多个业务团队。
小米在武汉的第二总部，2020年1月疫情前就增至2000多名，其中大部分是在本地招聘，核心业务已达到十余项，根据小米此后规划，武汉总部万人规模不变。就连猿辅导，2020年也曾表示计划在武汉办扩招5000个就业岗位。
“上述大厂提供的数千、上万就业岗位中，是广纳各种层次的人才，虽然并非全部高端紧缺人才，也有大量一般人才、低端人才，但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来说，却相当重要。”一家大厂HR相关人士就坦言，比如客服、营销人员，目前客观而言想在一线城市更好立足相对来说竞争力不够，这些岗位薪水和二三线也差不多，但在二三线城市，却可以找到更好的奋斗舞台。
小米武汉总部
目前，不完全统计显示，腾讯、阿里、百度、滴滴、字节跳动、京东、小米等等互联网大厂，其落子的分部、分公司、事业群、研发中心，遍布重庆、成都、西安、苏州、合肥、郑州、厦门等二三线城市，并且仍在不断落子之中。
“差不多每一个二线城市，都能列出一长串大厂入驻的名字。”有分析人士表示，同时，这些大厂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生态链或下游公司，也逐渐多了起来，由此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的感受是，无论是腾讯，还是阿里、字节跳动，分公司薪资待遇可能和总部虽略有差异但并不大，工作方式、晋升激励机制与总部差距越来越小，个人跳槽、创业可选机会也越来越多。”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二线城市IT土壤，虽然与一线还有明显差距，但已没有十年前那么大，并且在紧追不舍、不断缩小差距之中。
那么，这些互联网大厂为何要纷纷布局二线城市？
这里面有多重原因。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二线与一线的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商业综合体、产品结构分布等差距越来越小，拥有薪资福利、品牌平台等优势的大厂，看到了在二三线城市留下人才，实现人才储备的更多可能。
比如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本身就有不输深圳、广州的本地高校资源，人才积累较多，这可以为企业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而且，这些人才储备还有利于大厂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人脸识别和区块链等创新技术方面的研发，以及与当地传统产业的有效融合、落地，抢占先机。
另一重要原因，是在下沉市场成为最后流量洼地情况下，大厂们对二三线城市的布局，能做到更好的技术、服务下沉——比如腾讯、阿里都将西南总部落户重庆，是因为在东联西出、贯通南北中，重庆可以辐射川、滇、黔等地。
这显然不是深圳或杭州总部可以做到。
当然，各种优惠的产业、政策优惠措施同样很有吸引力。不少二线城市为吸引知名企业入驻，会给予大厂更多优惠政策，与大厂签署一系列合作计划、联手共建智慧城市等等。
这些措施，无疑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企业业绩和利润。同时，大厂入驻也可以为当地创造就业，减少当地人才流失，助推当地城市数字经济转型，形成多赢局面。
“人才一定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财富，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未来不仅仅是企业挑人的单向选择，人才对企业挑选也变得极为重要。”有观察人士就表示。
而站在从业者角度，钱多离家近落户门槛低，置业更容易，而且还是和总部日渐同轨的互联网大厂，无疑是更多就业者的理想。
事实上，如今像李帅这样的“回流”故事，正在全国众多二线大厂分部上演。
“头部企业都来武汉了，我也跟着机会跑回来了。”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张佳晨，去年从深圳选择回到武汉，入职小米武汉总部。“武汉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我所在的计算机、互联网行业，机会够多，只要技术过硬，不愁找不到好工作。”
此外有消息称，伴随二线城市分公司与大厂总部待遇差距缩小，越来越多的大厂员工，试图通过内部申请转岗方式，去到想要的城市。
现在，发展迅猛的新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愈发强劲。猎聘大数据显示，2018Q1-2020Q2全国各城市互联网行业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TOP20中，杭州、长沙、西安、武汉、成都、重庆、郑州等均跻身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前十，净流入率均超过6.8%。
光明日报发布的《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同样显示：本科毕业生选择在“新一线”以及二线城市就业比例，从2015届的22%上升到2019届的26%。而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
多位业内人士就说：随着更多大厂在二三线城市的落地布局，将会有更多就业者，选择到二线城市工作，收获与一线不一样的风景，而不是去一线城市挤得“头破血流”。
“给就业者多一种选择机会，这很好，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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