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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智本社，作者智本社社长清和，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日前，央行研究局陈浩等四位博士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上刊发的《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引发热议。其中，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观点：“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1】”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么大一口锅扣在文科生头上，被人解读为“文科生误国”。其实，央行工作论文想要表达的或许是文理科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给力？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如何才能越过这一陷阱？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逻辑
一、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二、人文科学为技术创造空间
三、宽容文化是经济文明底色
中等收入陷阱是制度陷阱
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彰显着理工科的重要性。事实上，理工科在中国长期居于优先地位。政府每年对以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的财政投入是巨大的。中国设有自然科学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在职称级别上，一级教授皆为理工科教授，几无文史哲教授。文理科教授在学术经费、津贴、住房等待遇上的差距甚大。
如今，人口红利日渐消失，“卡脖子”问题凸显，对技术创新的渴求愈加强烈，理工科热在“双一流”工程的推动下再入高潮。
问题来了，按照央行工作论文的说法，东南亚文科生太多导致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将理工科拔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为何技术创新依然捉襟见肘？在中等收入的爬坡攻坚期，经济增长衰退，到底是文科生太多，还是理科生不行？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是一种经现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及中高收入（人均生产总值在97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时，经济长期停滞或反复波动，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典型的国家有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比如，阿根廷在1964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从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开始，阿根廷反复爆发债务危机，经济增长起伏不定。1989年和2002年两次债务危机再次将阿根廷的人均生产总值拉到2600美元以下。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多数国家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与折腾。这是为什么？
通常认为有两个原因：
一是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失败，技术创新不足的同时，老龄化、少子化又导致人口红利衰退。
数据显示，2003年的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阿根廷为0.41%，马来西亚为0.69%，韩国高达2.64%。2006年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阿根廷为1.1人，马来西亚为0.42人，韩国为4.8人。
二是金融过度自由化，反复爆发危机，比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些人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理科生不足，技术创新不足；文科生（经济学家）误国，金融开放后被美元反复收割。
其实，只要稍微往前思考就明白，这些结论都过于表象，甚至极具误导性。
为什么制造业转型失败？这些国家的技术研发投入为什么不足？技术创新来自哪里？
人人都知道技术创新重要，为什么做不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技术创新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靠钱堆起来的，而是靠制度创新。不同的制度，造就不同的人及行为，从而决定不同的技术水平。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主张【2】。
过去，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为何快速增长？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的迁移。拉美国家多数是资源型国家，东南亚国家则是劳动密集型国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富余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进入。国际资本投入，国际技术引进，国际市场拉动，这些国家快速步入中等收入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并非来自国内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以及制度的优势。相反，经济快速增长催生了民族情绪，反而掩盖了技术创新的不足，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停止了对劣质制度的改革。
比如，在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墨西哥、巴西大量出口矿产资源，经济迅速起飞。巴西经济在1971-1974年间平均增速超过10%，墨西哥经济在1978-1981年间平均增速超过9%。但是，1982年，这两个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经济陷入负增长。
美元快速升值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拉美国家自身。依托资源出口创汇的担保，这些国家大规模借入外债，发行了大量的货币。这些货币流入了政府部门及资源型利益集团部门，很少使用在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上。1982年美元快速升值，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落，资源出口创汇骤降同时，外债利息飙升。墨西哥、巴西先后宣布无力偿还债务，汇市、债市崩盘，通胀爆发。
这是不是金融开放的问题？这是制度问题。拉美国家普遍没有建立真正的宪政制度，国会对政府举债和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法律对资源型利益集团的打击不足。
再如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我在《泰王的新衣》中指出，“很多人将这场经济危机归咎于泰国过度开放的金融政策，但极少人关注到真正的原因，那就是保王派控制的商业银行创造了过度泛滥的信贷，透支泰铢信用，最终引爆了货币危机。”
泰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制。泰国王室有三股力量控制着泰国：一是《亵渎王室法》保护的“明君”威望；二是保王党控制的上议院以及扶持的亲王政府；三是庞大的王室财团。泰国王室资产达到430亿美元，相当于英国王室的80倍。
长期以来，泰国王室与军人集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打击政治对手，制度改革缓慢，甚至轻易修改宪法。制度上的落后反噬经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王室控制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地向王室企业提供贷款，导致泰铢信用和银行风控愈加脆弱。
韩国的情况类似，这场危机波及韩国。长期以来，韩国财阀控制的商业银行无视风险地向旗下企业大规模输血。当金融海啸来袭，企业无力偿还贷款，风险波及银行系统，金融危机爆发。为什么韩国能够走出危机，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1988年的政治改革。这一年，韩国借着奥运会推翻了军人政府，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后来，民选总统金泳三、金大中执政，他们与财阀作斗争，彻查全斗焕、卢泰愚，将全卢二人投入大牢。金融危机爆发后，金泳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金大中则整顿财阀金融，关闭向财阀输送利益的商业银行，从根源上斩断财阀经济的危机。
韩国经济学家、现任驻华大使张夏成在其《韩国式资本主义》中指出：“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市场本位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因没有正确树立市场经济规范而导致”【3】。他认为，韩国式资本主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贱民资本主义”，表现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贪污受贿等特征。这就是制度问题。
韩国度过这场危机后经济持续增长，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必须归根于韩国的制度改革，尤其是四位民选总统对财阀势力的持续斗争。民选总统打击财阀垄断，推动经济自由与舆论自由，为竞争公平和技术创新提供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四位民选总统都是文科生，其中金泳三学习哲学，金大中记者出身，后来的卢武铉和文在寅都是律师出身。
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这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制度不改革，治理无能，腐败不堪，利益集团垄断资源、控制经济、打击舆论，导致财富集中，内需不振，思想萎靡，创新不足，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停滞不前。
制度创新，靠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精英推动改革，也靠哲学、历史、文学、新闻传媒等人才启发民智，传播思想。当然，理工科生也可以改行加入其中。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文科在制度改革与创新方面没有起到作用，没能给理工科在技术创新上创造足够的空间。
人文科学为科技创造空间
人文科学起到什么作用？
有人说诗歌怡情，哲学开悟，文学通达，谈具体作用就显得功利主义了，未免太庸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一个职业如果没有效率，无法创造价值，定然会被淘汰。
人很自然会选择更有效率的职业和专业。后发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国际技术大量涌入，工业效率快速提升，工业领域的收入快速增加。这吸引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电子、机械、计算机、材料都是热门专业。过去几十年，中国高中阶段，成绩更好的一批学生选择理科，理科没有优势被迫选文科的大有人在。进入千禧年后，市场对外贸、管理、金融人才的需求扩大，商科开始崛起，不少成绩好的学生选择了金融、外贸、经济学、管理学、财会，其中不乏理科生。而历史、哲学、宗教、考古学、文学、美学、国画、社会学等文科专业均为冷门专业。
到今天，我们需要反思：人文科学有什么作用？
第一，人文科学为科学技术创造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当时比现在更加重视理工科，但是技术创新依然吃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进国际资本和技术，但是遇到一个难题：资本也有，技术也有，土地也有，工人也有，就是不敢落地，为什么？
当时的土地是国有的，很多地方政府不敢批地，外商只能到特区来投资。政府找到一些专家，如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探索城市土地制度改革，从香港引进土地租赁权拍卖制度。土地可以流转，市场开始启动，资本和技术才大规模扎根中国大地。
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步走：一是制度改革，政府释放资源；二是企业主入场；三是工人、工程师发挥作用。可见，人文科学的探索在前，产权制度改革在前。
过去几十年，羸弱的文科，渐进的改革，给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转移开辟一些生存空间。庞大的理工科团队主要干一件事情，那就是“搬运”。将临床、软件、电子、汽车制造等流水线、设备及技术标准搬运过来。这成就了中国制造。
如今，国际技术转移红利逐渐衰退，空间逐渐塞满，核心技术又搬不动，人口红利还逐渐消失，怎么办？是不是要回到“数理化”的时代？
接下来，发展理工科依然很重要，但却不是关键。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能够搬运的技术搬运得差不多了，理工科应该转向技术创新。但是，为何技术创新艰难？是不是技术投入不足？是不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足？
这些固然没错，但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羸弱的人文科学没有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过去，人文科学给科学技术只创造了生存空间，没有打开成长空间。有些理工科直男说，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领导是文科生，外行领导内行。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存在外行领导内行？可能是公司制度和管理上存在问题，导致人才错配。这就是人文科学没有为技术人才打开足够的成长空间。如何让巨额的科研经费配置给合适的人，这也是人文科学及教育制度的任务。中国顶尖学府曾有几大知名校办企业，如今均面临危机，要不债务重组，要不负债人被调查。是高校技术不行，财政经费不足，还是管理不善？
比如，法学研究与法律工作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企业主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又如，经济学及反垄断工作的问题。垄断势力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盲目的反垄断反而打击了技术创新。现实的问题是，很多经济学家和律师并不理解什么是垄断，不清楚反垄断到底在反什么。
再如，产权改革及治理工作的问题。我在《农村的出路》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南方一个地区，当地农民掌握了一种水果的种植技术。近些年，他们主要收入来自种植技术的输出。他们到周边省份大规模承包当地的果园，然后采用他们的技术改造果园，果树产量迅速翻倍，质量也大幅提升。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当地农民看到被承包的果园产量和收益翻倍，马上要求毁约，设置各种路障，强行收回果园。这导致他们手上空有技术和资金都不敢投入，结果双输。这个问题源自土地产权和乡村治理。
我们经常讨论农村、农民、农村的出路何在？如果资本、人才和技术进不去，农村如何发展？农民如何增收？农业如何进步？现代农业是高科技行业，如何才能为农业技术打开成长空间？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治理提升是两条可靠的逻辑。
除了法律、管理、金融外，传媒、艺术、文学、历史等均能够为科技打开成长空间。通常，思想市场越繁荣，理性思维越成熟，知识创新越发达。如果国民不理解个人自由，不理解产权制度，不理解人文精神，不理解立法原则，不理解国家内涵，制度变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人文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并传播人类行为的规律，进而创新制度，给技术提供成长空间。
所以，人文科学的第二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打开成长空间。
人文科学还有一大作用是为科学技术划定增长空间。
有空间就有边界，技术或许无边界，但是技术在人类社会系统中是有边界的。如何划定科技的增长空间，是人文科学的艰巨任务。这分为两部分：
一是抑制技术进步。比如，管仲盐铁官营。铸铁是一项重要技术，管仲将其官营垄断，打击了民间铸铁技术的进步。此后，历代王室都对铁器、火器加以管制，抑制了金属冶炼、火力能源的进步，而这两项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
二是纵容技术滥用。比如，基因编辑、核技术、大数据是人类的福音，也可能是人类的灾难。这取决于人类如何管理这些技术。人文科学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构建有效的制度、法律与伦理，去接纳、限制技术运用。
人文科学探索的是人的行为规律，自然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不是按是否学数学来区分）。这种探索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也可以使用定性方法，关键是要遵循抽象逻辑。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的研究难度其实更大，探索人的行为规律更困难。
从人文科学到政治制度，再到经济自由。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主张。最典型的说法是，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打开天窗。但是，残酷的是，在利益与权力斗争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兴国家能够走出这条路。
宽容文化是经济文明底色
如今的人文科学教育往往距离抽象逻辑太远，能给人多少理性思维？
自然科学的抽象逻辑够“硬”，没有太多主观发挥的空间。但是，人文科学非抽象逻辑的生存空间太大，且常常被人利用。化学、物理学不会被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但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常被区别对待。如果违背自然规律，所有人都可能被惩罚。但是违背人的行为规律，可能一部分被惩罚，一部分人则获利。例如鼓吹货币放水，一部分人可以借此洗劫另一部分人获利。干预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中被包装为真理大行其道。被扭曲的人文科学，游离于抽象逻辑之上，大谈似是而非的理论，甚至危害至深。
文科生常被人诟病，逻辑混乱，浮于表面，观点偏激，流于空谈。他们在法律、经济、管理、新闻等职业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理科生。当然，这并不是说理科生更有思想，而是在过去高考选拔竞赛中，更优秀的、智力更高的一批人选择了理科。文史哲居于鄙视链的底部，历史无理性历史观，法律无宪政思想，哲学无思辨逻辑，文学无人道主义，传媒无客观主张，经济学无自由市场，如何为科学打开天窗？如何启迪世人？
如今，人文科学领域反而是思想的重灾区（但文科生无需背锅）。
但是，人文科学是重灾区，才需要更加重视它、改变它。如何改变？
文科生的多与少，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不是由一篇文章、一个机构、一个政府说了算。这是一种上帝思维。个人、政府及任何机构都难以判断文科价值高还是理科作用大，中学教师的作用大还是软件工程师的作用大。文科生、理科生及其各科生之间的配置，大体上还是看市场价格。唯一能够判断的是自由市场，唯一能够提供指导的是自由价格。
比如，当历史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就会有很多学生报考其它专业。又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物理学高材生就业困难，他们中有不少转向（报考）就业前景更好的经济学博士。这个趋势也促使经济学方法论转向实证主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市场需要更多的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跨国经营人才、审计师、律师、心理咨询师、传媒人。这些人可能出身于文科，也出自理科，可能未必专业对口，但这都不重要。市场竞争的唯一标准是效率（效用）。用市场去淘汰那些被扭曲的人文科学知识，淘汰那些缺乏理性思维、独立思想和创新能力的文理科生。这就是市场竞争的倒逼法则。
在大社会中，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正当性行为存在，包容各种正当性的自由市场和职业存在。有些职业或许距离自然科学很远，距离科学技术很远，但只要它有效率与效用，终归会促进社会的进步。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家指出，钢琴演奏的技术进步缓慢，如今演奏家的技术水平或许还没200多年前的贝多芬好。按此推理，一个国家是不是不应该把资源投放到这些低效领域，如钢琴、芭蕾舞、按摩、滑雪，等等。如果将这些资源投放到理工科、工业与技术领域，经济效率与技术进步会明显提升。这样做是否更好？
苏联是一个典型的工科直男。这个国家采用中央计划的方式，将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到重工尤其军工领域。经济增长一时迅猛，军备竞赛的风头一时压过美国，核弹头数量也多于后者。但不论从结果上还是逻辑上看，这种做法都是失败的。
二战期间源自欧美世界的技术积累是苏联技术的底子，资源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制造大量的核弹头和巨型广场，无法掩盖其民生、法律、轻工、金融以及其它领域的羸弱。最终其它领域的羸弱反噬了其重工与军力。比如，苏联的飞机、潜艇、核电站的事故概率要高于美国，有些事故源自国家治理上，有些源自财政资金上，有些源自电子元器件。80年代后，微电子、半导体领域的落后，导致苏联军备落后于美国。国家治理与财政资金的问题最终击溃了这个庞大的帝国。
日本二战时推行经济军事化，将全部资源集中到军工上，迅速扩张航母、舰艇和飞机数量。珍珠港事件后，海军装备数量上不逊美国。但是，很快美国人发现，日本海军是“打肿脸充胖子”，各方面落后于美国。一些航母是由大型商船改造而成，夹板薄，战斗力弱。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航母被轰炸后陷于瘫痪，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技术，可以迅速维修受损航母。更重要的是，美军凭借发达的情报技术重创了日本海军。
人为集中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前者往往盛极而衰，后者常常先抑后扬。当遇到大规模协作与创造性竞技时，人为集中资源出现严重的短板。与举重相比，足球的协作规模和创造性竞技程度要更高，足球俱乐部则更有优势。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靠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源自一个个繁荣的小市场、小需求和小爱好。比如芯片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一项重要技术。芯片技术哪里？如果你是一位摄影爱好者，那么你的爱好促进了芯片制造。照相机中的光学镜头（如德国蔡司）被运用到荷兰阿斯麦光刻机中。先进芯片是全球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分工协作的结果，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每一项技术都掌握。但是，繁荣的小市场、小爱好、小技术越多，这个国家越有可能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需要提供宽容的环境，让各类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当然，这个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宽容，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宽容，而是遵循正当性自由的宽容。流行乐、爵士舞、橄榄球、曲棍球、翼装飞行、登山，等等，各类市场越繁荣，科技越发达，社会更进步。其中的逻辑有二：
一是技术扩散。这些市场、产品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效用。对效用的追求客观上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比如看球赛、田径赛都可以促进技术进步。100米短跑对跑鞋的要求极高，这促进了鞋子的材料进步。F1赛车推动了汽车技术的进步。军工材料中使用的磷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增加。
二是环境宽容。
翼装飞行、攀岩、跳伞等极限运动被戏称为“国外人少”的原因。极限运动挑战追求最高、最快、最强、最惊险，其背后是人类技术的极限、人类意志的极限以及人类欲望的极限。历史上，飞机、电力、炸药、核能技术等伟大发明，都与人类的极限挑战相关。
唯有宽容，才能繁荣。新兴国家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当国际技术转移红利衰退，当人口红利衰退，当理工科及技术尚未成长，当人文科学及制度停滞不前，只能追求更加宽容的环境发展自由市场。市场的力量是自发的、自由的，让经济自由促进其它自由。这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主张【4】。
宽容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底色。我们找不到一个暮气沉沉、科技又发达的国家，找不到一个民众逻辑混乱、经济又繁荣的国家，找不到一个只唱一首歌曲、社会又文明的国家。
更何况，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效用与自由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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