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图虫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 qspyq2015），作者刘子，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食品浪费法》，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倒奶风波”随即便小试牛刀赶上枪口。
从反食品浪费，到粮食“公共品”安全，从国家投入型农业发展模式的浪费，到农业市场化短板补强，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
我一直有个2岁多的叔叔。1971年，这个叔叔生了溃烂病，加之营养不良而去世，便一直停留在2岁。
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13390亿斤。最新人口数据还没出来，按14亿算，人均956斤——这个人均数据，在上世纪漫长的大集体时代，可是我爷爷、奶奶外加我父亲7兄妹共9口人的全年口粮（还有自留地种的部分杂粮）。合人均106斤，日均不到3两米。
那是近三十年漫长的饥饿记忆。全家每天只有一顿饭可吃，还得和着杂菜、野菜一起煮。剩下两顿，多以红薯、荞麦为主，往往还得煮成粥。就这样，通常大人还舍不得吃，得让给小孩。
我的父亲母亲经常回忆起小时候，舔完碗，抬起头问奶奶、姥姥，“你怎么不吃？”
她们通常都这样回答，“你们吃吧，妈妈不饿。”
再往前，最困难的三年大灾害时期，更是惨痛。村庄不远处有座小小的“观音山”，盛产观音土，被方圆几里地的村民吃得削了个顶。
更惨烈的大有人在。曹锦清在《黄河岸边的中国》引：某市（只辖一市与两个近邻乡）市志，1958年其人口为18471户83087人，1959年为17938户78912人，1960年为18030户76965人，1961年为18020户73095人……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年代，假定该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意即从1958年末到1961年末，该市有1万人（等于83087减去73095）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推算至整个地区，数据令人震惊。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陆续推行包产到户，农民种田积极性恢复，粮食才大幅增产。1984年，全国人均口粮达800斤（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温饱问题才得以解决。
总的看来，中国解决温饱问题不过三十余年，饥饿的回忆也才过去三十多年，但铺张浪费现象已经触目。有数据显示，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和脂肪就高达800万吨和300万吨，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更有甚者，选秀综艺《青春有你3》及其赞助商诱导追星人们集瓶盖买“奶票”，不惜将成箱成箱的牛奶倒掉。小时候课本上讲，西方资本家为了维持价格和利润不惜整车倒牛奶，我们一边咂巴嘴唇，心里一边暗骂混蛋，如今我们也整车整车倒起牛奶，不知该骂谁？
国家出台《反食品浪费法》，适逢其时。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正常情况下，朝代是300年一兴衰，两汉、唐、宋、明、清，大抵如此。为何是300年？规律何在？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殷志峰在《下一个倒下的是不是华为》一书的序言中阐释：农业文明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粮食供给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
在粮食供给上，土豆、玉米、红薯等直到明朝后期才引入中国。此前，中国可耕地能供养的人口，最高在5000～6000万之间，上述兴盛朝代，人口最高峰都在此期间。
300年稳定发展，人口逐渐达到耕地供给极限，人口与粮食的对立关系便开始紧张。此时，只要加上一些兵乱、旱涝、虫灾之类事件，脆弱的平衡就会告破，必然爆发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替。如此周而复始。因此，各朝各代始终高度重视土地与粮食安全。
可见，从古至今，粮食从来不是私人物品，而带着强烈的国家公共品属性。
全球来看，也是如此。全球隔个三年五载就要酝酿一次粮食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往往并非产能不足，而是产能过剩。历史数据表明，粮价越是剧烈波动的时候，往往越是与供求无关。其根源就在于粮食金融化。
产粮虽是第一产业，但粮食的定价、流通的却是二三产。少数完成了农业产业化、金融化的国家，总体掌握着国际粮食供应与定价权，资本为了逐利，往往制造粮价剧烈波动。国内外资本渗透下，国内粮食炒作也逐年抬头，近期，就有许多炒房资本转战“炒”作玉米，有可能成为粮食市场的隐形杀手。
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二三产控制力不足，只能处于被动防御。由于粮食“外患”，及国内外粮价倒挂，国家保护与控制，是国家粮食安全免受冲击的通常之举。即便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他领域都可以开放，唯独农业要护得死死的。
从国家视角看，粮食已经超出市场属性。作为国家公共品，就必须控制粮价，将农产品始终控制在微利状态。加上不可控的市场和天灾，农民一不小心就得亏本。这本质上是在牺牲农民利益。
粮食与主要农产品，一直介于商品与公共品定位之间，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中国农业与农民，发展前景依然有限。
通常人们都要说，那就靠城市化啊？但面对房地产化、市场门槛越来越高、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城市，弱势的中国农民要融入谈何容易。
不久的将来，当数量庞大的60后、70后农民工老去，如何安顿没有社保又没有地种的他们，恐将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反食品浪费法》只是初步，尚未深入粮食安全根本保障。更全面、根本的保障，当属《粮食法》。但自2012年《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及2015年《粮食法（送审稿）》以来，尚未有进一步落地的消息。
《粮食法》涉及粮食生产、保障、流通、质量安全与追责、调控与储备等全方面，直击粮食与农业多年累积的隐忧。
一是种地收益低，农民不愿种地。
以家乡小村为例：地处江西丘陵地区，亩产稻谷1200斤左右，收购价多年维持在1元/斤左右，即每亩产值1200元。抛除生产资料成本，搭上人工，辛苦一年，利润约300～400元/亩。而地方人均耕地不足两亩，维持生计不可能。人们只好外出打工，曾经导致土地大量抛荒，伤及国家粮食安全。
近十几年来，地方政府推动园田化，将零散耕地整合成适宜机械耕种的大面积耕地，并鼓励村民承包给专业农户。租金350元/亩左右，约合农民自己种的利润。承包户们的利润点在于机械化耕种，省出人工，一亩利润还能有个200元/亩左右。如此，承包1000亩就是20万，有了规模收益，才有人愿意种粮。
但细算下来，如此规模，不算农忙时雇佣村民，日常就需家庭作业。以一家3口人算，年均收入不足7万元。由于在家消费少，年利润才略优于外出打工。但十分辛苦，不是一般人愿意干的。
最终，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其实就是平均打工工资水平。相比之下，农民宁愿出去打工，一者城市生活更“精彩”一点，二者也更有奔头一点。于是，农业只剩下留守的中老年人维持。如此发展，中国农业恐将后继无人，抛荒现象恐将再现，光靠立法禁止，显然不够。
第二是国内供给与消费的不平衡。
我国是产粮大国，口粮是安全的，但一些薄弱领域缺口越来越大，进口依赖性越来越强。比如大豆，2020年我国进口粮食达到创纪录的1.4亿吨，其中大豆就突破1亿吨。然后是玉米，进口增速持续上升，2020年同比增长135.91%。
另一方面是对质的需求。近年来，中国有机食品消费以30%-50%的速度增长，但有机生产面积及产量发展滞后。综合各方数据来看，中国有机农业用地可能还不足1%，且多以中小型有机农场为主，而这些农场，90%都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
第三是耕地逐年减少，质量逐年下降。
2016年我国耕地为20.25亿亩，2020年为18.51亿亩，虽守住红线，但减少明显。
减量的同时是降质，由于滥用除草剂、农药化肥，及承包主对土地的不爱惜，耕地质量也呈急剧下降态势。
除上述问题，近些年暴露的猪瘟、种子芯片、“蒜你狠姜你军”等问题，叠加不稳定的外部因素，根本的粮食安全大法，迫在眉睫。
以往精细化耕种，一年轮种。现在只种一季水稻，其他时候荒废着。何尝不是巨大浪费
法解决的是底线。底线之上，要健康发展，路径还在市场。
正如谈到三农问题就想到城市化一样，中国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陷阱，在于将农业问题简单化为粮食问题、增加农业投入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是必须的，但片面“以粮为纲”，扩大供需失衡，也将带来额外负担。上世纪90年代就曾一度“粮食四连增”，从而导致国家财政补贴及库存费用过高、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进入新世纪后，又把三农问题简单化为加强农业投入，出现“粮食十二连增”，以致于财政部站出来宣布减压农业补贴。
除了粮食，中国许多大宗农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生产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何止餐饮浪费，生产、库存等各环节的浪费，又岂是一个《反食品浪费法》能解决的。
综合来看，农林水利等直接涉农支出，一向稳居国家财政支出第四，且每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加上与三农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支出，实际三农支出恐怕要超过教育支出，独占鳌头。
但是，与国家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程度的解决，甚至有些问题还在累加。如种子芯片问题，滥用农药化肥、土壤肥力下降、食品安全以及水源污染问题（中国农业是水资源污染最大来源）等。
显然，以国家投入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也存在浪费，效率有待改善。
虽然具备公共品属性，但粮食、农产品本质还是商品。国家立法+巨额投入之上，强化市场主导，才是根本办法。
譬如，当我们去日韩旅行，面对包装精美但价格昂贵的水果、蔬菜、肉类，面对小碗小碗端上来的精致米饭，往往得忍忍，心想，回国就好了，放开吃个饱。
回到国内，当然也有精美、昂贵的农产品，但多是进口，也主要面向中产及以上人群。人们最多调侃调侃“车厘子自由”，但并不影响国产樱桃上市时的大众“樱桃自由”，以及众多的替代品自由。
可见，安全与市场并不冲突，吃饱与吃好，都需提倡。
现实亦如此，“以粮为纲”的规模化、机械化、二产化，适合地广人稀的东北三江平原、土地平整的华北平原等，但并不适宜南方丘陵地带、西部山区，以及市场价值巨大的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及大城市周边。
而市场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本文设想，在保障土地制度、耕地红线、基本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将国家财政补贴分级，倾斜到粮食、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加强其“公共品化”；再推动非主产区、大城市周边乡村的农业市场化、精品化，从而实现“公共品化农业”与市场化农业共同发展。
设想的第一步，是对中国农业产区进行进一步划区：
1、国家划定的9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平原地区），及内蒙、新疆等西部主要草原地区肉类主产区。此类产区走二产化、规模化，以保障粮食、肉类基本安全。国家可集中财政补贴向其倾斜；
2、在其他产区，2.38亿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及大中城市周边，针对可分散的其他大宗农产品，如蔬菜、猪肉、水果、蛋类等，划分并培育主产区、并扶持农业大县。国家与地方政府，对其进行第二层级补贴及相应扶持，同时相关农产品供应保障列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从而保障果蔬肉禽蛋等次级大宗农产品供应及物价稳定；
3、此外的乡村，不宜规模化的丘陵地带及山区乡村，以及大中城市周边乡村，在保障土地制度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放开、搞活。它们的路径，绝非欧美规模化、农场化，而应该是日本、中国台湾的模式，发展有机、精品农业，或向三产转型，发展观光农业、农业文创等。
此类乡村，扶持的重点，应该是技术（生产及营销技术）、金融，以及农业协会组织化。同时，保护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公益组织、企业进入、实验、发展，逐步打破“一亩三分地”的传统农业管理体制，及日趋严重的基层政府科层制管理桎梏，助推乡土全面发展。
事实上，中国许多地方，已经有一批地方政府官员、乡建者、公益人及社会企业在摸索。以文化教育先行，以市场化为导向，放开、搞活，正是乡村振兴与时代发展之潮流。
中国的未来，不只在大家都能看到的科技浪潮、名商巨贾，也在无数人默默无闻、一腔热血而脚踏实地的点滴摸索，他们也是时代的脊梁！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笔者将开设《大地上的中国》专栏，为读者介绍包括他们在内的诸多实践、探索与社会创新，敬请关注。
回到上文提到的，当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老去又没有社会保障、无地可种，后面的政府将面临的巨大困难，亦可形成相应解决办法：
第一类粮食、肉类主产区，可以政府主导，市场融合，集团化或农场化发展，将在地农民转化为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物流等不同类型的“农业工人”。
第二类果蔬肉禽蛋大宗农产品产区，可以市场为主导，政府做配套支持，将农民转化为上述“农业工人”，或专业养殖户、承包户、服务商。
第三类市场化农业区，则应以市场为导向，政府主做服务。此类乡村，“老年农业”难以改变。那就化劣势为优势，做强“老年农业”，发展精品农业！
本文的第二个设想，是在第三类乡村，可将乡村中老年组织、对接起来，匹配以技术辅导、金融、组织化支持等，培植“农业匠人”，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同步发展相关市场，吸引青壮年、有志乡建者返乡搞配套二三产及观光休闲农业。
放之日韩、台湾，专职农业生产的也多是中老年人。近日，我去参观的许多国内有机农场，雇佣的也多是周边中老年农民。
中老年人做规模不现实，但做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足够。他们经验丰富，对乡土更有热情，有做“农业匠人”的潜质，可主生产。
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是政策、金融扶持、市场宣传与对接，二做大学、公益机构、销售端等外部机构的组织与对接，三做组织化引导，如帮助农民建设XX村大米协会、XX乡水产协会、X地柑橘协会之类，四是鼓励发展在地化、个性化的配套二产，从包装、加工、销售、电商、物流到农业文创，同时，因地制宜发展有地方特色的观光/体验农业，吸引年轻人回乡建设！
本文的第二个设想，是上述第三类乡村，可将乡村中老年组织、对接起来，匹配以技术辅导、金融、组织化支持等，培植“农业匠人”，发展有机、生态农业。同步发展相关市场，吸引青壮年、有志乡建者返乡搞配套二三产及观光休闲农业。
这或是解决三农与社会就业问题的一个优质方案。优势有三：
其一、对三农来说，为农民创富，解决乡村深层次就业及老龄化问题，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
其二、发展市场，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食品安全、健康消费需求及文旅休闲需求。促进农业深度发展，摸索生态经济发展路径；
其三、乡村振兴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绝非往回走城镇化老路，绝非招商引资建工业园的旧思维，也绝非以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型简单投入。其关键，应当是人的振兴，在地化经济及文化的振兴，以及乡村与城市的健康内循环。
以区域大中城市为核心，兼顾外地市场，中老年人做一产，有机化、精品化。青壮年做配套二三产，做特色、在地性产业链，同步发展民宿（短期旅游） + 农民自建房租赁（中长期），面向城市人口，形成短期休闲、中期生活、长期定居的多层次互动，实现城乡健康内循环。
于此，国家立法、政府投入、市场导向、城乡互动，并改善农村政治、基层治理环境，最终实现农民与政府互动，三农与市场互动，以及中老年与青壮年的内部互动，或是乡村振兴、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的更优路径。
希望《反食品浪费法》的颁布，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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