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ID： hstl8888），作者王寒，封面图来源图虫，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催收巨头的坎坷历程恰恰说明了，寻求社会认可之前，首先得把自己的脊梁骨打直咯。
“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地还（钱），我真的受不了了。”
“爸妈，如果还有来生的话，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儿子真的顶不住了。只想早点死，早点解脱。”
今年三月末，中央电视台法制节目《依法重击》播出了这样一段遗言视频。当人们看到这一幕时，小伙儿已经永远离开了世间。
说话者是2019年3月兰州特大“套路贷”案件中的一名被害人。在该案件中，像他一样被逼债自杀的高达89人，受害者更是多达39万余人。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犯罪组织频繁利用短信轰炸、曝通讯录、P图侮辱等“软暴力”方式对受害人进行敲诈和胁迫，还安排人员对被害人进行当面威胁，“软暴力”随时变成线下的“硬暴力”。
“他们先是用低息、无抵押、即时放款等条件诱骗你，然后短信轰炸、爆通讯录、P图侮辱等软暴力方式胁迫你还款。就像蚂蝗一样，直到把你吸干。”有受害者反映。
经查实，自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兰州特大“套路贷”犯罪团伙一共架设了1317个非法放贷网站和APP，累计放贷67亿余元，非法获利28亿余元。
高额获利背后，是惊人的高利率：
放款时拿掉20%以上的砍头息，年化利率在1300%-5200%之间，到期还不上，不仅要承担每天10%的逾期费用，还要支付20%-50%的展期费……
如此罪行，主犯王焘在法庭上一再狡辩，因为作案手法复杂难以依法定性，而法律上也没有“套路贷”这项罪名，他自以为可以钻法律的空子逃避制裁。
直到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套路贷”“软暴力”、恶势力刑事案件和财产处置等的法律政策文件，有了“套路贷”的司法定性。
2020年9月28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焘被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18名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20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而在此前，我国法律一直缺少相关规定和罪责追究。
法律的灰色地带滋生了一批灰色巨人，其中，还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长。
2020年9月，深圳中科创发布公告称，公司实控人张伟，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故意伤害、诈骗、行贿、寻衅滋事等11项罪名，被提起公诉。
张伟初到深圳时，他在一家企业做保安。案发前，他靠2000元起家，成为商界风云人物。人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人居然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老大”。
根据案件信息，2013年，张伟设立“88财富网”，在P2P的基础上，发展出P2B，即个人出资，企业融资的商业模式，通过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暴力催收，大肆敛财，5年间，公司资产从30亿元增长至350亿元。
这些钱被他拿去上电视、买飞机、签下朗朗当代言人，2017至2018年，他在A股市场频频出手，并控制了一家叫做和盛新材的上市公司，将其改名为中科新材。
然而，这不义之财来得快去得更快。
2018年2月，“88财富网”宣布关停，并公布有7.53亿未兑付，而后媒体纠正这一数额应为35亿元；2019年4月，深圳扫黑办宣布打掉了以张伟为首的涉黑犯罪集团。
相关部门查封了中科创办公场所，带走部分公司领导层协助调查。同时，还冻结了张伟所持中科新材7766.79万股的股份，导致上市公司股价大跌，几个月后，公司宣布退市。
这些恶劣事件，让社会提到催收这个词，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暴力和邪恶。
但如今，债权人即便打赢官司也常常遇到执行难的困境，正常催收不但有需求，而且需求越来越大。需求催生的这门正当生意，也亟需走到阳光下。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国居民短期和中长期贷款规模合计63.2万亿元。
▲根据央行公开数据整理
上图显示了2015年到202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的增长趋势。5年间，这一指标只增不减，并于2020年再创历史新高，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78%。
与激增的贷款总额同时到来的，还有坏账规模的扩大。
据银保监数据，2020年末，我国银行业处置的不良资产规模已达3.02万亿，不良贷款余额为3.5万亿，相比五年前的1.96万亿，几乎翻了一番。
业内专家分析，我国一些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和不良率，已经逼近红线。以银行信用卡为例，不良率达到1%已经是警戒线，但部分银行的不良率已经超过了4%！
如此巨大的不良资产，尤其难以收回的个人贷款，银行如果靠自己回收，一是成本高，二是人手不足，三是效率极低，因而通常会将其外包给催收公司，并按约定比例支付佣金。
而这才是催收公司真正的战场：帮助正规金融机构优化不良资产回收。
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催收业已得到充分发展，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2013年美国债权催收协会发布的一份全行业调研报告，彼时美国催收机构已接近5000家，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4万人，年回收债务达5490亿美元，平均佣金率高于18%，其排名前四的催收公司均已登陆资本市场。
2013年，催收业还给美国增加了14亿美元税收及1.3亿美元慈善捐款。
我国目前登记在案的催收公司已有4000多家，从业人员接近40万人。但这个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被需要的行业，还在摸黑前进，难言规范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催收行业的拓荒者，都还在身份的尴尬、法律的模糊、社会的成见以及自身的痼疾中不断拉扯，努力自证清白，也还是不清不白。
我国民间早已有催收业的发展，只不过早期的业务非常单一且隐秘。
很长一段时间内，催收的主要业务就是帮人要账。
1999年，为化解不良贷款率高企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相继成立了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承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并通过债务追偿、直接投资、企业审计与破产清算等方式，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打开了我国不良资产市场，也加速了催收企业的发展。
湘潭大学一位国际贸易专业的新生从中看到催收业走向规范与规模的机会。当时，律所是唯一具备催收服务资质的机构，他于是毅然留级转念法学，并在3年后，成了中国首批从事个贷清收法律服务的专家律师，然后很快发展成律所合伙人。
他就是如今的中国催收业带头大哥——湖南永雄集团创始人谭曼。
2006年，谭曼在湖南成立裕邦律师事务所，开始主攻银行信用卡催收法律服务。
裕邦创立之初，谭曼便立下了“和谐催收”的规矩。他强调以“轻言轻语、法言法语”去催收，把“让世界没有挽不回的诚信”作为企业使命，将电话催债和外访作为主要催收形式，同时配合催收信函、公检法协调，对委托案件进行全过程、实时、动态管理。
鲜明的法律背景与特色，为谭曼赢得了催收业的门票。湖南本地的工商银行、建行、招行等金融机构纷纷与其合作，将信用卡不良资产催收业务外包给裕邦，短短两年，这个初创机构就占据了当地个贷催收法律服务80％的市场份额，成为当地“催收之王”。
2013年11月，地方不良资产破天荒地开了闸，银监会发布通知，允许各省设立或授权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本省范围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收购和处置业务。
5个月后，进一步看到机会的谭曼便注册成立湖南永雄资产管理集团，并将裕邦律所收归永雄旗下，开始以永雄公司为主体开展个人信用卡催收服务业务。
然而，名为“资产管理公司”的永雄，实际上却并没有拿到资管牌照，而是在“资产管理”的伪装下，做着催收的买卖。但因当时我国正值经济下行期，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多月上升，催收已成刚需，政府于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却暗潮汹涌。一旦行业有恶性事件发生，永雄就难以独善其身，这在其两次上市未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2015年，为应对呆坏账的持续恶化，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工商部门密集出招，其中之一就是将“信贷催收服务”和“应收账款管理外包服务”两项内容纳入了企业注册经营范围。
新政一出，谭曼们判断，合规的集结号吹响了。这一年，与永雄业务结构相似的“一诺银华”率先宣布登陆新三板，向外界揭开了催收公司的神秘面纱。
半个月后，永雄也宣布与湘财证券合作，最晚将于2017年上市。
然而，这次合作最终却不了了之。
媒体盛传这与湘财证券违规频繁接连受罚有关，但更大的原因却是绕不开的合规问题。毕竟，早先取得挂牌同意函的一诺银华，到2018年，还因政策限制处于无限期等待之中。
有了教训的谭曼开始更加注重政商关系，努力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他加强了企业党建工作，增加公益事业投入，还把总部搬到长沙高新区，逐渐成为该地支柱性产业，创造就业岗位万余个，纳税额超过2亿元。
永雄也确实从中尝到了甜头，不断收到来自区、市、省政府的表彰，化身闻名一方的文明企业。在新闻报道中，也成了“基于大数据的小额欠款综合服务提供商”。
一边经营政企关系，一边扩张。到2019年，永雄已在全国建有34个运营中心，雇佣10915名催收员，坐拥446亿催收额，平均佣金率高达35.3%，已然成为我国最大的催收巨头。
谭曼感觉时机已到，决定重启上市。这一次，他行事更加谨慎，并将目光投向催收业已成熟的美国。递交招股书前，他对公司业务进行了全面的合规评估，关闭了20个存在争议的地区办公室，还拉来了证券业大咖张化桥等坐镇董事会。
然而天不遂人愿，几乎与此同时，51信用卡委托催收外包公司冒充国家机关，恐吓、滋扰借款人的事件被曝光，掀起连锁反应，“中科张伟涉黑”“兰州套路贷”等案件被人们反复议论，催收公司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两天后，美国证监会披露了永雄的招股说明书，国内的催收同行喜大普奔，但谭曼和永雄没有等到外界的祝贺，相反却成了舆论口诛笔伐的出头鸟。
与很多同行相轻相杀鲜明对比的是，催收这个行业是相互捧场和抬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有多位催收行业高管曾表示，“如果永雄成功上市，国内催收公司日子或许也会好过一点，或许也能推动行业的合规发展。”
但汹涌的舆论和洗不白的形象，最终还是让永雄撤回了招股书，上市计划再次搁浅。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催收业的群体困境，那可能是：一荣不荣，一损俱损。
我国催收从禁止到默许再到明确允许，立法一直相对滞后，直到2020年底，非法催收才正式入刑，在情节和处罚措施等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与黑恶势力的碰撞所激发的舆论效应，使实际发挥金融功能的合规企业长期生存在行业恶名的阴影之下，甚至在与欠款人的交涉中沦为弱势方。
据了解，部分老赖为了不还钱，还针对《自律公约》中的限制性条款组成“反催收联盟”，故意惹怒催收员，并对其过激言行录音录像，留作赖账的证据。
“要么是拉着你诉苦，要么就有恃无恐地耗时间，对于这些人我们真的没办法，还生怕他出点事儿往上面告。监管打压也越来越严了，负面报道铺天盖地的，每次有恶性事件爆出来的时候，家里人都数落我，为什么要做丧良心的事情，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外面这么窝囊？”一位入行半年的催收从业者这样表示。
他还说，即使是在正规的催收公司，在这样的压力下，有些同行也会采取软暴力等“非常手段”。
催收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目前市面上的催收公司普遍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机制，使“和谐催收”贯彻到每一位员工。
黑猫、聚投诉等平台显示，关于永雄和上游委托方投诉信息多达上千条，内容包括发威胁短信、骚扰亲友、发送侮辱照片等，情节恶劣者甚至导致借款人家属住院、病危。
行业乱象群生，倒逼催收业抱团取暖求名求份，比如成立行业协会。但包括监管部门，也都对催收业成立行业协会的诉求持观望态度。
身份、资质不明，就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一边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一边是前途无亮，也进一步从客观上刺激一些公司滋生出反正做好也无用，不如捞一票就走的心态，进而让暴力催收等恶性事件加剧上演，让行业陷入恶循环。
“催收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很庞大，监管应该放弃观望态度，主动承担起引导行业发展的责任，尽快推动行业协会的建立，以统一规范覆盖行业。”有分析人士指出。
相关人士建议，合规企业中存在的部分非法催收现象，或许是我国信用体系不甚完善下的无奈之举，除了以暴力相胁，催收员拿有些老赖根本没办法，因此，完善信用体系才是良策。
这些意见散见于各大平台的评论区。法律、金融、企学研各界也不断发声。但更广泛的声音，还是充满质疑、谴责，乃至血泪的控诉。
40万催收从业者，想要有个好前程，跟谁去说，依然是个问题。关键还在于这些公司自己要真正做得规范，真正创造正当价值，否则这个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答案终究还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1]《催收市场鱼龙混杂：行业标准不明确 就业人员不规范》 中国新闻周刊
[2]《风暴中的催收帝国：5年坐拥446亿元催收额》 中国新闻网
[3]《谁来处置个贷不良资产 批量转让开闸放水》 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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