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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 HealthInsight），作者方澍晨，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大量外部资金在等着，想进入这个领域。”
三胎政策的出台，为本就火热的辅助生殖赛道添了一把火，相关概念股一度应声暴涨。
资本市场的反应，昭示了非公医疗在辅助生殖领域的野心。
2018年全面放开二胎时，辅助生殖曾经历过一段短暂的繁荣。如今，中国不孕不育人口已多达千万人，但辅助生殖仍被公立医院把控着90%的份额。
余下的10%的民营机构，和试图入场的后进者，在利好的三胎政策之下，如何与公立医院争夺日益扩大的辅助生殖这块蛋糕？
稀缺的牌照，是竞争的焦点。
为减少高门槛、耗时长的牌照获取成本，不少民营机构选择了“曲线救国”的路线。一些大型产业集团通过收购有牌机构成功进入辅助生殖领域；医疗专业水平欠缺的相关概念公司，则成了市场化投资人的“香饽饽”。
已有牌照的民营机构则在服务上做起了文章，在相差不大的价格下，更个性化的服务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些空间；有一些机构还计划增加辅助生殖中的男科比重，以拓宽传统上侧重妇科的辅助生殖市场。
转变正在发生。近几年，辅助生殖机构已经开始从公立三甲，走向非公医疗机构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机构的过程。处于辅助生殖业务第一梯队的医院中，仅两家是纯粹的公立医疗机构。
虽然牌照数量的放宽缓慢，三胎政策的效应仍需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但从业者对这一行业的远期发展充满期待，随着公众对辅助生殖或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逐步认可，民营机构有所作为的空间会更广阔。
稀缺的牌照，是入场的第一道门槛。
截至去年年底，公立医院占据着国内辅助生殖的主导地位。536家持牌辅助生殖服务机构中，公立医院占90%，民营医院仅占10%左右。
“大量外部资金在等着，想进入这个领域。”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八点健闻。
不过，要想进入该领域，首先要跨过一个相当高的“门槛”——经省级卫健委批准，获得相关牌照（目前以试管婴儿牌照，即IVF牌照为主）。
牌照申请难度大、时间长，提高了后来者的入场难度。
辅助生殖牌照申请一般有四个核心环节，论证、评审、获取人工授精牌照、获取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以及申请第三代PGT牌照。正式获得第一、二代试管婴儿牌照约需要4到5 年，获得第三代牌照，甚至长达10年左右。
漫长的申请时间之外，要获得并保住牌照，还需满足多个条件：必须是国家批准的三级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实验室负责人和临床负责人为高级职称；拿到牌照后，每年试管婴儿周期数、妊娠率须达到一定标准，且每2年校验一次，不通过即被暂停资质。
为了节省牌照的获取成本，较大规模的民营辅助生殖机构，选择并购拥有牌照的机构。而如果要用价格衡量，一个这样的牌照，在一线城市可能值四到五亿元。
2019年，北京美中宜和妇儿医院耗资5亿元，收购了当时业绩并不算突出的宝岛妇产医院。一位医疗投资圈人士透露，当时谈的时候（2018年），宝岛的业绩可能连1个亿都不到，但就因为有这张牌照，溢价非常高。“牌照的溢价很强。比如北京，只有三家民营医院有IVF牌照。2015年之后就没再发过牌照，还是很稀缺的。”
除了美中宜和，一些大型央企医疗集团，如华润、通用、国药，甚至诚通，以及大型民营妇产连锁机构，如和睦家等，也在寻找公立医院资产的同时，积极物色并收购已有牌照的民营辅助生殖机构。
“但这方面的资产特别少。尤其三胎政策放开之后，算是一个催化剂，对辅助生殖赛道起到了增强作用，虽然还不是很明显。”上述医疗投资圈人士表示。
在有限的医院资产之外，辅助生殖相关概念创业公司，比如近两年连续获得两轮融资的好孕帮，成为市场化投资人追捧的“退而求其次”。这些公司主做检查、筛查、教育，以及孕产妇体检，从而给大型医院如中信湘雅、北医三院等导流。
国家卫健委严格控制辅助生殖牌照发放，理由是：这种技术涉及医学、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
今年年初，国家卫健委妇幼健康司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并在同时发布的文件解读中指出：为保证这类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严防妊娠风险，确保母婴安全，新筹建的辅助生殖技术应规划在“具有较高妇产等相关专科水平和综合医疗救治能力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或妇产医院”。
“拿到牌照的难度很大。符合条件的机构又大多是公立医院，毕竟民营医院达到三级的屈指可数。”一位业内人士对八点健闻分析。
陕西省去年核发的10个牌照中，除去已确定的8家公立医院，民营机构要削尖了脑袋争夺仅剩的2个名额。这还是未来几年的数量。
“其中有一家民营医院基本上已经落定可以拿到牌照，即便还没拿到牌照，也会被几个大产业集团争抢，这就是目前的现状。”上述医疗圈投资人士透露。
三胎政策放开后，理论上会刺激辅助生殖的需求，这会使得牌照的获取，更容易一点吗？
“三胎政策放开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市场上并没有很明显的表现。毕竟怀孕这件事有周期性，从备孕到生产还需要较长时间。”美中宜和医疗集团生殖健康部负责人李洋说。
不过，李洋仍然看好辅助生殖的市场空间。毕竟，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全球的不孕症患者都在不断增加。
中国也一样。今年5月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知名生殖医学专家乔杰，在《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则报告中提到，我国的不孕率从2007年的12%上升至2010年的15%，2020年又上升到18%左右。
“大部分不孕症患者，通过简单的调理或干预即可正常怀孕。”李洋介绍，如果有器质性问题，比如输卵管阻塞、卵巢有问题等，才需要辅助生殖的介入。“不过，这个比例现在也是不小的。”
医学界通常认为，这一比例为20%左右。按此计算，中国不孕人口的数字超过了1000万。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一位在上海的从业者对此表示乐观：“上海在‘十三五规划’中，新增额度是两块牌照；而我听说，在‘十四五规划’里，可能会新增6块牌照。”
另一位从业者，则认为机会仍然渺茫。他指出，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卫健委近日印发的规划提出，到2025年可增设三家，这较为符合国家卫健委的规划指导原则。“北京有2100万常住人口，现有12块牌照，已经比较符合现有人口数量。”考虑到北京“还承担着部分外地疑难重症患者的诊疗任务”，本次才会提出增设辅助生殖机构。
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划指导原则（2021版）》，每个省份的辅助生殖牌照发放数量主要根据两个标准来确定：一是区域内人口数量，每230-300万人口一个牌照；另一个是未来该区域内辅助生殖的需求量。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适当增加牌照数量。
“还是要看区域，”一位医疗圈投资人士认为，“上海的牌照数量可能会增加，因为上海本身有牌照的医院不多，但需求量很大。广州的牌照已经高负荷，大概有六七十张，应该不会再发了。”
长远来看，三胎政策确实会增加辅助生殖需求的数量，但需求的释放是缓慢的。业内人士认为，牌照数量的放宽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民营辅助生殖机构，要和公立医院竞争有限的牌照，在满足硬性标准之外，还要让位于有优先权的公立医院。“类似于排队，先让公立医院拿到，然后才轮到民营医院。”投资人士称。
申请试管婴儿牌照需三级医院以上。而在全国约400家民营三级医院中，能满足负责人中高级职称标准和基础设施标准的，大约在30%至40%，也就是六七十家。
民营医疗机构之间有明显的梯队差异，有能力拿到牌照的都是当地的龙头民营医院，甚至可以跟头部公立医院比肩。“比如，东莞的东华医院、康华医院，都是港股上市公司。类似于这种层次的医院才拿得到辅助生殖牌照。”
已被美中宜和收购的北京宝岛妇产医院原为二级医院，其诞生背景较为特殊，是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ECFA)签署背景下建立的两岸合资妇产医院，所以在牌照上享受到了一定的特殊待遇。
三胎政策的影响还需要较长时间才会显现，而辅助生殖赛道一直颇受资本市场追捧。未来，民营机构在牌照争夺的竞争将更趋白热化。
赢得了牌照的竞争，等待民营医院的，还有同公立医院之间患者的竞争。
“其实，(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所以，全国范围来讲，好多生殖中心连获客都是个问题。”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中国人的传统，就医还是会往公立医院去。例如，在上海辅助生殖生意比较好的，还是九院、仁济等公立医院。”他表示，不少有牌照的非公医疗机构，即使有好的专家和技术，客流都比较少。“民营在这一块，很难做。”
辅助生殖行业通常以一年里完成的“周期数”为单位，衡量一个生殖中心的体量。常用的单位“取卵周期“，是指从取出卵子开始，到卵子与精子结合产生胚胎的过程。
年周期数过万的医院，可算是辅助生殖业务量第一梯队。它们主要包括：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锦欣集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爱维艾夫等。
而全国范围内，不少拿到牌照的民营医院，一年都只能做几百个周期数。
辅助生殖在非公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中，价格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取卵周期一般都是3万到5万。而非公医疗的产科定价，通常比公立医院高出许多。
这是因为，产科已变成拼服务的科室。
“公立医院服务肯定不如非公医院的，对吧？”李洋分析，“能接受(私立产科定价)的消费阶层，基本上都是在追求服务。毕竟生孩子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大风险，也并不是那么高技术门槛的。”
但辅助生殖与产科不同。“所有客户最关注的，肯定都是成功率。”李洋说。
在这方面，已有多年口碑的知名公立医院和知名医生，往往更容易得到患者信任。
民营生殖医院要吸引患者，首先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以确保成功率。
辅助生殖的技术水平由两种人才决定：医生和胚胎学家。
在门诊，医生会根据客户具体情况做判断，做出诊疗方案；当卵和精子取出来之后，后期操作都在实验室里，由胚胎学家来完成。
在实验室环节，胚胎学家的水平、与接诊医生之间的配合都是重要条件。实验室的环境要保持无菌，对温控、湿度的要求非常高，还需要配备高精尖的仪器设备。
一位业内人士也表示，辅助生殖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而实验室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部分民营机构在这方面可能有欠缺。他说，一些生殖中心是妇产科医生为主，缺乏懂胚胎的人才，成功率就会受到影响。
此外，有了技术水平之后，缺乏知名度和推广能力，仍是许多民营辅助生殖医院面临的重要问题。
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民营医院，是“辅助生殖领域第一股”锦欣生殖。
锦欣集团通过收购和自建，旗下已拥有五家辅助生殖中心，包括成都西囡、深圳中山、武汉锦欣，以及两家在海外的医疗中心。得益于港股上市的先发优势，锦欣生殖有大量的资本可用于并购，并能利用自己知名度为旗下医院导流。同时，手握大笔资金的锦欣，还用股权激励等方式吸引高水平医生加入。
在公立机构具有传统优势下，民营机构的出路在何方？
“客户第一关注的肯定是成功率，首先这方面要做好。在此前提下，不少客户还追求服务体验，会选择服务理念和就诊体验度更好的医院。”李洋说。
他举例说，公立医院的服务流程可能没那么快，“比如一个胎心监测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做到”。
他说，收购宝岛妇产医院并更名为美中宜和北三环妇儿医院后，美中宜和对其做了医生团队、实验室设备、管理服务流程等多方面升级。“现在我们的北三环院区，2020年比2019年周期数和病人数基本都翻了一倍。周期数由前年的500多，增加到去年的1千多。”
上海永远幸妇科医院生殖中心还强调取卵过程的优化。“我们利用女性正常的生理排卵周期，不用药物或少用促排卵药物，每次只采集一两个正常卵子，更好地避免了取卵对身体的伤害，防止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发生。这种方案虽然获得成熟卵子的数量少，但质量高，最终累计妊娠率仍然高。”该中心医生刘颖介绍。
还有从业者计划推动辅助生殖中男科比重的增加，爱佰科技创始人陈斌忠就是其中一个。爱佰科技是一家专注AI和大数据在生育力健康领域应用的公司。
从性别角度来看，不孕不育症发生的原因有50%来自男方，仅有30%来自女方，还有10%来自男女双方，另有10%来自其他因素，如环境问题。其中，男方最常见的问题是精子精液异常。
而传统的辅助生殖过程，往往强调卵泡质量，对精子要求很低。“有多少个生殖中心的大夫都清楚跟我讲‘没事，男的有一个精子就行’。” 陈斌忠说，但精子质量差必然导致受孕的成功率低。因此，他认为专攻男科的辅助生殖医院，应该有大量市场。
锦欣则在计划进一步并购的同时，致力于“牌照价值最大化”。争取更多原公立医院的知名医生，是其策略之一。
有业内人士称，辅助生殖在公立医院的地位比较边缘，往往只是妇产科下面的一个小科室，医生到民营医院后可能资源会变多，因此比较好的民营医院“挖角”相对不会特别难。
“民营机构在中国辅助生殖要走的路还很长。”一位业内人士评论，“现在要踏踏实实做一个中心，生存还是会比较艰难，除非去做一些大规模的资本化运作。但那样的话，重心其实会偏掉的，会偏向资本。所有的投资都需要有回报，还有时间限制。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实辅助生殖领域，已经开始了从公立三甲，走向非公医疗机构或者说混合所有制机构的过程。”李洋说。
“全国周期数过万的医院中，除了北医三院和上海九院之外，其实已经没什么纯粹的公立医院了，大部分都变成了混合制或非公医疗。”他分析，全国周期数最多的山大附属生殖医院和中信湘雅，都有外部资金进入，已经属于混合所有制医院。锦欣、爱维艾夫等也都不是公立。
近几年，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总周期数已超过每年100万。“前些年还是80万。”李洋说，这个数字在逐年增长，“随着对大家对辅助生殖或对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逐步认可，会越来越多。”因此，他对这个行业充满期待。
他希望辅助生殖能纳入医保。“这样，可能大家能更快接受这项技术。在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它就属于医保可报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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