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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盒饭财经（ID：daxiongfan），作者姚赟，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觉醒年代》也是一部《编辑部的故事》。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开了个号打算喊醒国人。
他在创刊号中写到：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到了国内。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没有认证的个人号，更新全靠陈独秀一人。
《新青年最初的六大编辑》一文中写到：《新青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而《觉醒年代》的故事也从这里正式展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历史名人先后亮相，一时群星璀璨。
6月26日，华为心声社区公开《任总与2020年金牌员工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谈及艰难处境时，任正非谈到了《觉醒年代》这部剧：“百年来我们走过了多少曲折。这么重要的电视剧，大家一定要看。”
让任正非甘愿成为“自来水”的《觉醒年代》，无论从演员、演技、细节、画面，到情节、故事性、人物丰满等方面，都属于一流水平。
仅以《新青年》作为切片，《觉醒年代》这部剧，讲述的是1915年到1921年，这6年间，它如何从个人号，逐渐从不盈利变为全国畅销且在多国设有分社，而且逐渐破圈的。
催稿、约稿、拖稿、广告、内容传播…….如今重新看《新青年》的崛起之路，会发现编辑们的日常、KOL变现之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研好磨，将毛笔沾好墨汁，放在笔架；从一边的笔筒里，拿出钢笔，拔开笔帽扣在笔杆处，直接放在胡适习惯放笔的位置。
“适之，毛笔、钢笔、打字机都在这，不管你用哪个，《每周评论》的文章，你今天必须得写出来。” 陈独秀再次翻新了催稿的花样。
没有陈独秀催不来的稿子，也没有陈独秀觉得不适合催稿的场合。
刚出狱的陈独秀，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庆祝聚会，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民国绝对头部KOL均前来为他接风。李大钊刚念完一首为陈独秀出狱创作的诗歌，连平时四平八稳的蔡元培也被惹得红了眼眶，父慈子孝的代表陈延年更是偷偷流着眼泪，整个气氛十分沉重。
此时，为了缓解气氛鲁迅开口：“这什么时候开席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气氛才从沉重和悲愤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总是催着别人，你自己的席什么时候开啊？”陈独秀抓着“催”一词，对这位陈式疯狂催稿的重要目标，发起了诱饵式催稿。
刚开席，眼睛专注盯着筷子，筷子正在锅里夹菜的鲁迅回答：“我，我哪里有什么席呀。”
“我可是等着你的小说盛宴开席呢。”陈独秀连弯子都不用绕了。
以上两个桥段，来自《觉醒年代》，这部剧从今年年初爆火到年中，前不久连任正非也开启案例模式，在华为内部员工座谈会强烈案例，还用了“一定要看”的推荐语。
事实上，仲甫先生陈独秀，在历史上也是真·民国一代催稿达人。
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写到：“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直白地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您真是太厉害，太佩服了！业余时间，抽空能不能为《青年》杂志多翻译点国外的作品？
而这还算是前期刚认识，需要客气与含蓄的。
1920年12月12日，广东省长陈烔明拟废教育厅，设大学委员会主管全省教育，电促陈独秀赴粤主持。陈独秀离沪赴粤前（12月16日）致信李大钊等九人，交代《新青年》事宜。
直接写到：“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一催就催仨，这效率。而信中，括号内“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对陶孟和、高一涵和钱玄同这三位被点名的作者来说，是肝颤的。
催稿狂魔和拖延达人之间，永远没有最终的赢家。
“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回忆，“这里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先生，对催稿狂人陈独秀的执着，应该深有体会。
1917年开始，还不是鲁迅的周树人，就让陈独秀盯上了。
据统计，1920年8月7日至1921年9月26日期间，鲁迅与陈独秀信函及稿件往来共有九次之多，期间总是夹杂“催稿私货”。有时，甚至还会曲线救国，通过给周作人的信，来催鲁迅的小说。
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鲁迅的字）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7月9日信中提到：“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8月13日，陈独秀就《风波》发表事宜致信鲁迅、周作人。信中写道：“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 》在这号报上印出，启明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2号报上。”
8月22日，又致信周作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
《觉醒年代》最后几集中，陈独秀要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日，编辑部的众人前来送行。鲁迅对陈说到：“没有陈独秀逼周树人，就没有《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
这自然是感激，但也仿佛听到了鲁迅咬后槽牙的声音。
催稿和不想写稿，总会最终导向一个结果——在Deadline之前，爆肝赶稿。
爆肝二人组，熬最深的夜，吃最辣的辣椒
鲁迅并非唯一“受害者”，而催稿的症状，也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如何开编辑会，在《觉醒年代》中，出现了多次。
《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发行量暴增，同时还引起了社会上关于白话文的讨论，妥妥的十万加，成为爆款。但也因此新文化运动进入激烈的碰撞期，与林纾、辜鸿铭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入了公开PK的环节。
在这个背景下，新一期的《新青年》选题会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议一下，下一期的内容。下一期的责任编辑是德潜（钱玄同）。”一边吃着饭，陈独秀一边明确下一期的责任编辑和议题。
“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题，就是反击。现在我向各位征稿。”
“豫才，再贡献一部小说吧。”
“守常兄，你是斗士，你有何檄文？”
“适之，你呢？”
钱玄同现场逼稿，这或许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之父的威力。
与现在的媒体一样，《新青年》也要面对发行、广告等变现、成本方面具体的经营问题。
如此催稿，给作者的稿酬情况如何呢？
新青年的创办，与陈独秀的安徽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密不可分， 汪与陈是至交好友，陈独秀曾多次对人说过：“汪孟邹是我们家的大施主。
陈独秀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时，亚东图书馆刚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的确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汪孟邹牵线了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带你去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
陈氏兄弟爽快地应承了此事，每期提供200元的编辑费和稿费。后来陈独秀在杂志上公开作者的稿酬：“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二圆(译文)至五圆(撰文)。”
这是什么概念呢？
1912年到1919年，民国之初，物价比较稳定的，1918年，清华外教狄登麦调查了北京西郊第一区的195家居民，其中有100家汉族，95家满族，计算得出平均五口之家，需要年收入100银圆。当时在上海，1银圆可以买30斤上等大米。
因此《新青年》的稿酬是不低的。
1917年，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请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陈独秀履职北大后，《新青年》也随之迁到北京。
最初确定的六位编辑分别是：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也是《觉醒年代》中，参加第一次编辑会的成员。
除了直接参与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同人之外，经常为《新青年》供稿，而且与《新青年》的编辑们关系密切的还有鲁迅、周作人、沈兼士、陈大齐、朱希祖、王星拱等，其中尤以周氏兄弟最关重要。
但是《新青年》中多位大作者，后期都是不领稿酬的。如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文是义务的，不领稿酬。在此之前，在其它杂志上发文，每千字2元
在刘半农主编的第四卷第三号，《新青年》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过去呢，《新青年》一直是我来主编，靠着约稿和投稿，从今天起《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人刊物。在座的各位，都是同人编辑了。”从上海迁到北京后的第一期编辑会上，陈独秀宣布到。
同仁与同人，为异形词。所谓同人报，即由趣味、志向相投的自愿结合的独立小群体来共同办报，包含有“不受商业影响的自我创作”含义。
《<新青年>图书广告研究》一文中提到：拒绝来稿的关门办刊方式使得编辑部失去扩大作者群的机会和从读者中获取智慧与信息反馈的机会。减少了读者的反馈势必会对图书广告造成影响。
改为同人办报，不仅是因为钱的问题，更有为了保护价值观不受商业利益侵害的原因。《新青年》编辑部与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可以说是“一套班子”，主要作者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因此认为社会价值大于商业价值。
1918年1月,《新青年》在中断4个月之后重新出版。原因是第三卷销量不佳，群益书社不想再出下去了，几经劝说，才同意继续出版。彼时第四卷图书广告共 87 则，总体上比前三卷的图书广告数量少了很多，并且每号的广告数量是差异很大的。
实际上，新青年绝对算是冷启动，最初没有流量平台大腿可抱，算得上靠着优质内容驱动成长的典型。
据时为北大文科学生的张国焘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自 1917 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的广泛的注意’，‘每号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第三卷《新青年》掀起的文学革命在第四卷愈演愈烈，达到高潮，标志就是鲁迅在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另外，《新青年》刊登的广告数量较多，在第一卷中每期广告约占 1/4 篇幅，可分为交换广告与付费广告两类。
交换广告主要是与群益书社其他出版物或市场上同类杂志相互帮衬，互为宣传。《新青年》上的广告包括群益书社书籍广告、亚东书局的书籍广告、各种新创办报刊的交换广告等，如第七卷第三号的“新刊一览”就列出了 33 种期刊。
但是，《新青年》刊载的有偿广告数量较少，还是以文化类为主，“广告价目，另有说章，如蒙惠顾，即行奉告”。
《新青年》中的广告主要分为图书广告、杂志广告、一般商品广告。
一般商品广告种类极少，只有湖南毛笔、精益眼镜、高明灯等几种常出现；杂志广告一般就是交换广告，在第六卷以后集中出现；图书广告分为商业图书广告、自我宣传广告和交换广告，《新青年》前 7 卷的商业图书广告都特别少，图书广告主要是群益书社为自己的图书做宣传，图书交换广告也不多，只有亚东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有些许往来。
它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下沉速度快。
借助群益书社已经建立的发行渠道，《新青年》得以迅速拓展到各大城市。第一卷第二号刊登的“各埠代派处”中，就列有国内49个省市地区，涵盖了全国的大中城市，同时在新加坡还有两个代派处。
这样的下沉速度，让《新青年》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在当时的二三线城市中，也能覆盖到。以民国时的条件，这是了不起的发行成绩。
下沉的方式，不仅仅是发行。还有在各地举办读书会，或者线下宣讲，如李大钊去长辛店现场演说，受到感召的同学帮着去扫盲，将相关的作品进行话剧演绎。一场场面对面的活动下来，累积了大量用户。
下沉是硬道理。
“人类社会没有哪一步的前进是容易的。我建议大家看一看《觉醒年代》，在共产党成立初期，李大钊、陈独秀为了推动革命，脱下长衫，走入工农，到工厂去教工人们识字，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传播革命道理。”任正非推荐《觉醒年代》时，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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