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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也是一部《编辑部的故事》。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开了个号打算喊醒国人。
他在创刊号中写到: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德先生”和“赛先生”被请到了国内。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没有认证的个人号,更新全靠陈独秀一人。
《新青年最初的六大编辑》一文中写到:《新青年》创办于上海,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原为陈独秀担任主撰的一人刊物,后来迁到北京改为“同人刊物”。而《觉醒年代》的故事也从这里正式展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历史名人先后亮相,一时群星璀璨。
6月26日,华为心声社区公开《任总与2020年金牌员工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谈及艰难处境时,任正非谈到了《觉醒年代》这部剧:“百年来我们走过了多少曲折。这么重要的电视剧,大家一定要看。”
让任正非甘愿成为“自来水”的《觉醒年代》,无论从演员、演技、细节、画面,到情节、故事性、人物丰满等方面,都属于一流水平。
仅以《新青年》作为切片,《觉醒年代》这部剧,讲述的是1915年到1921年,这6年间,它如何从个人号,逐渐从不盈利变为全国畅销且在多国设有分社,而且逐渐破圈的。
催稿、约稿、拖稿、广告、内容传播…….如今重新看《新青年》的崛起之路,会发现编辑们的日常、KOL变现之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研好磨,将毛笔沾好墨汁,放在笔架;从一边的笔筒里,拿出钢笔,拔开笔帽扣在笔杆处,直接放在胡适习惯放笔的位置。
“适之,毛笔、钢笔、打字机都在这,不管你用哪个,《每周评论》的文章,你今天必须得写出来。” 陈独秀再次翻新了催稿的花样。
没有陈独秀催不来的稿子,也没有陈独秀觉得不适合催稿的场合。
刚出狱的陈独秀,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庆祝聚会,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民国绝对头部KOL均前来为他接风。李大钊刚念完一首为陈独秀出狱创作的诗歌,连平时四平八稳的蔡元培也被惹得红了眼眶,父慈子孝的代表陈延年更是偷偷流着眼泪,整个气氛十分沉重。
此时,为了缓解气氛鲁迅开口:“这什么时候开席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大伙一听,都笑了起来,气氛才从沉重和悲愤的情绪中脱离出来。
“总是催着别人,你自己的席什么时候开啊?”陈独秀抓着“催”一词,对这位陈式疯狂催稿的重要目标,发起了诱饵式催稿。
刚开席,眼睛专注盯着筷子,筷子正在锅里夹菜的鲁迅回答:“我,我哪里有什么席呀。”
“我可是等着你的小说盛宴开席呢。”陈独秀连弯子都不用绕了。
以上两个桥段,来自《觉醒年代》,这部剧从今年年初爆火到年中,前不久连任正非也开启案例模式,在华为内部员工座谈会强烈案例,还用了“一定要看”的推荐语。
事实上,仲甫先生陈独秀,在历史上也是真·民国一代催稿达人。
1916年8月13日,陈独秀在回复胡适的信中写到:“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直白地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您真是太厉害,太佩服了!业余时间,抽空能不能为《青年》杂志多翻译点国外的作品?
而这还算是前期刚认识,需要客气与含蓄的。
1920年12月12日,广东省长陈烔明拟废教育厅,设大学委员会主管全省教育,电促陈独秀赴粤主持。陈独秀离沪赴粤前(12月16日)致信李大钊等九人,交代《新青年》事宜。
直接写到:“四号报已出版,五号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
一催就催仨,这效率。而信中,括号内“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章来了”,对陶孟和、高一涵和钱玄同这三位被点名的作者来说,是肝颤的。
催稿狂魔和拖延达人之间,永远没有最终的赢家。
“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回忆,“这里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先生,对催稿狂人陈独秀的执着,应该深有体会。
1917年开始,还不是鲁迅的周树人,就让陈独秀盯上了。
据统计,1920年8月7日至1921年9月26日期间,鲁迅与陈独秀信函及稿件往来共有九次之多,期间总是夹杂“催稿私货”。有时,甚至还会曲线救国,通过给周作人的信,来催鲁迅的小说。
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鲁迅的字)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7月9日信中提到:“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
8月13日,陈独秀就《风波》发表事宜致信鲁迅、周作人。信中写道:“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 》在这号报上印出,启明先生译的那篇,打算印在2号报上。”
陈独秀关于《风波》发表事致鲁迅(豫才)、周作人(启明)的信。
8月22日,又致信周作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
《觉醒年代》最后几集中,陈独秀要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日,编辑部的众人前来送行。鲁迅对陈说到:“没有陈独秀逼周树人,就没有《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
这自然是感激,但也仿佛听到了鲁迅咬后槽牙的声音。
催稿和不想写稿,总会最终导向一个结果——在Deadline之前,爆肝赶稿。
鲁迅并非唯一“受害者”,而催稿的症状,也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如何开编辑会,在《觉醒年代》中,出现了多次。
《狂人日记》发表后,《新青年》发行量暴增,同时还引起了社会上关于白话文的讨论,妥妥的十万加,成为爆款。但也因此新文化运动进入激烈的碰撞期,与林纾、辜鸿铭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进入了公开PK的环节。
在这个背景下,新一期的《新青年》选题会开始了。
“现在我们就议一下,下一期的内容。下一期的责任编辑是德潜(钱玄同)。”一边吃着饭,陈独秀一边明确下一期的责任编辑和议题。
“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题,就是反击。现在我向各位征稿。”
“豫才,再贡献一部小说吧。”
“守常兄,你是斗士,你有何檄文?”
“适之,你呢?”
钱玄同现场逼稿,这或许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之父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