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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外培训机构来说，七月是山雨欲来的时候，上半年关于课外培训“双减”的消息陆续传来，暑期关停培训机构的“靴子“始终没有落地，这也让机构和家长的暑期班计划，随时有被按下“停止”键的可能。
但在焦虑中，机构和家长都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既定计划。
在上海开办培训机构的何彬，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要停课的通知，他的暑期班已经提早完成招生，所有交了学费的家长，没有一个人退费。
在“双减“落地的前夜，后面会发生什么，这位机构负责人的心里并没有底，权衡利弊，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所有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暑期培训是机构的收入重头，不管对于大小机构，都算得上是战略级的部署，容不得轻易舍弃。
最大的悬念都埋在接下来政策发布的那个时刻，前不久的“意见”也早早做好了引人警醒的预热。5月21日关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的审议已经通过，6月15日，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就在7月2日，监管司负责人走马上任的消息也已公布。
万事俱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变化，但到底如何变化，仍然难以预料。
圈内的风吹草动，屡屡掀起波澜。先是一份关于“新东方内部座谈的消息”，里面提到周末和寒暑假将全面停课，计划已经细化到时间表，但俞敏洪迅速做出辟谣，更多的猜测甚上尘嚣，当日，路透社又传来“多城市试点禁止寒暑假期间学科线上和线下补习活动“的消息，疑云更凝重了。
几日后，一张高途地推动员会的现场截图又在网上流传，PPT上一行豪迈的大字引人遐想——”为高途尽忠的时候到了。”
仿佛一场现代版“诺曼底登陆”的誓师壮行。
停办已经在一些地方落实，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禁令，严禁学校组织在校补课或网络补课。而在二级市场，各大机构的表现直接体现在无情的股价走势上，好未来、新东方、高途、精锐……大量头部机构的股价悉数暴跌，其中高途的股价年内已经达到了75%的跌幅。
“今年618的折扣都不够大，降价还得看这些教育机构的股价。”刘芸早已经完全卷入这场教育业风暴，她是这些机构的常客，但机构的股价涨跌，都不会影响到她在今年给女儿制定的暑假培训计划，早在暑假前，她就给孩子精挑细选了几门课程，像购置生活必须的服务，她早已是局中人。
走出内卷，更像是在跳出原本的精神舒适区。
对家长林霖来说，假期培训班停办，将是计划的全盘改变。
一张发在5月份朋友圈的照片，反映出这位“鸡娃”家长在这场教育培训“内卷”中的鲜明立场。
照片上，林霖的一年级女儿，报了三家在线教育公司课程，还有两次小班英语，需要在线下进行。这里面还仅仅是学科教育，并没有写上舞蹈、绘画这些兴趣班。
往常的日子，女儿上课如赶场，平时一到放学，老人直接把孩子送到培训班，上完课再回家吃晚饭，完成学校作业，周末的时候，接送陪同，全权由林霖和她的老公负责。
而线上课，虽然在家，但也要大人陪读，一个学期下来，林霖长吁短叹：“真是陪得够够的”
全家人的生活节奏，就是围着一年级的女儿，雷打不动。
这也是一种煎熬的过程，林霖也想过放弃，甚至觉得机构全部关停，所有人都不用去上培训班。
“反正追不上，你管人家跑多远干嘛。省下的钱买个天津、西藏的学区房不香吗？也能从高考大省里跑出去。”
但这终究是她的一时气话，她清楚教育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种综合的较量，总有人会把老师请到孩子面前，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交易。然而，对她来说，更难抗拒的是培训班在孩子学业上的正向反馈。
女儿在一年级上学期就通过了KET考试，相当于英语已经达到了初中程度，全班唯一一个。因为有正向反馈，林霖和女儿都打算继续培训，虽然代价是每年3万左右的学费，以及家长长期的陪读。
在林霖的设想里，女儿小学要把语文、英语都学到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中学后才会有足够的精力对付数理化，最终高考进入名牌大学，她希望女儿能成为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比如牙医。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个假期，虽然有政策的一些风向，但她的计划依然照旧，她拿出女儿的课程表，因为机构加课，日程比她自己还要繁忙。
她不相信假期培训“一刀切”的可能性，她觉得只要高考存在，总有要“鸡血”的家长，“大不了从地上转入地下。”她们所报的英语机构在暑假还有一场外教参与的游学活动，她正在计划如何挤出时间，安排这趟舟车劳顿的行程。
相比于林霖周密的教育大计，还有一批人在周末和假期把孩子送到培训班，也有出于时间安排的被动，他们没有安置孩子的地方，也没有看管孩子的人。
6月初的时候，刘芸就给女儿报了小学文化暑假班，带中英文诵读、逻辑数学、作业辅导，她有充分的理由，给孩子找一个暑期有人看管的地方和人。
从幼儿园开始，刘芸的孩子就是各家培训班的常客，既有英语、数学、语文的学科培训，又有绘画、舞蹈、主持、游泳、钢琴、围棋等兴趣培训。
这些课程填满了孩子放学后，和刘芸下班前的那些时间空白。它们有时候是一种无奈之举，有时候，似乎也成为了“鸡娃”的借口。
刘芸也不是没有过让孩子冲刺的想法，过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她本来想让孩子去民办小学，早早开始给孩子报名奥数，但后来无疾而终，她觉得孩子现在的数学成绩，跟没学过的同学相比，完全没有任何突出。
课外培训学过的大多数东西，好像都被孩子忘得一干二净。包括幼儿园中班就学过了游泳，到了小学体育课，学校要求会游泳，孩子竟然全忘了。刘芸又给孩子重新报了游泳班。
“一直坚持到现在学了好几年的英语，单从单词和语法的认知来看，幼儿园学的早丢到爪洼国了，到小学再遇见跟完全没学过一样。”刘芸说。
培训班的学习成果似乎都打了水漂，但她又没有办法完全否定这些培训在未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教育的竞争，是从来都无法从眼前拨开的。
她之前看过一个关于“假期孩子是否要上培训班”的调查，其中45%的人希望完全禁止，49%的人选择适当保留，刘芸权衡了各种因素，经过慎重选择，她点了那个“保留”的按钮。
对辅导班的取消可能，她终究还是担心的。
“老师就是拉着一群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去爬山。”小学生家长王宇说。
他原本觉得培训机构叫停，一定程度意味着丧失了打破阶层的机会，他曾经想把大儿子“鸡”成全能学霸，从幼儿园就开始报班，英语、奥数、跆拳道、书法……其中英语机构在疫情期间倒闭了；奥数学了一年，孩子始终跟不上。
去年暑假，王宇还在辛苦接送孩子上课中度过，英语、奥数、书法暑假都加到了一周三次还有作业，他由于是自由职业，白天陪孩子上一天课加辅导作业，午饭在培训机构附近凑合，晚上再干自己的工作。
身体的损耗是最直观的，“有一天我去理发，感觉自己忽然老得可怕，白头发都长了好多，而且孩子还满脸的不高兴。”
改变也是顺水推舟的。随着过去报的英语、奥数班倒的倒，跑的跑，王宇的态度变了，“现在我已经开始看王阳明的心学了，心行合一，放过他，也放过我！”
这个假期，他打算让孩子轻松点，踢踢球、打打跆拳道，甚至准备再去学个乐器。因为学校搞了一次艺术课程调查，他发现40个孩子就5个没有学习乐器，其中就有他儿子。
即使在相对佛系的家长眼里，竞争依然是绕不开的基调，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那5个缺失才艺的异类。
艺术类教育，是目前的低风险地带。赵晴的爵士鼓、马林巴等乐器培训，就身处在这个领域，在过去，艺术类培训与学科培训相比，在家长眼中，始终是存在厚此薄彼的。“因为学科教育内卷的时候，很多孩子在低年级时还在他们这里学乐器，到了高年级就要放弃为学科教育让路了。”赵晴说。
他们的机构曾有个对打击乐非常有天赋又很有兴趣的孩子，小学4年级就已经是爵士鼓10级，小军鼓9级，培养的好完全可以走专业路线，但因为家里希望他去冲刺名牌民办初中，就逼着他放弃了，赵晴说：“小男孩眼泪都出来了，看着很心疼。“
她觉得，也许以后这样的学科让路，会有所改善。
然而，课外培训可能停播的波及面，依然会“伤及”到他们身上。在这个等待“靴子落地”的档口，赵晴的机构已经做好了二手准备，由于先前的“远见”，他们和片区里一些中小学合作艺术培训，有了这层关系，未来所有培训一旦叫停，他们也有转型的方向。
未知的变数依然让人诚惶诚恐，尤其当那些“消失”的现象，就在身旁屡屡频现。赵晴他们所在的楼层，本来有4家培训机构，分别是跆拳道、少儿英语、中高考学科培训以及乐器培训，去年，跆拳道和少儿英语两家机构先后倒闭。
对面还剩一家学科培训，她也总觉得要保不住了，前不久她看到对面机构连续几天都没有人，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倒闭了”，但后来得知是中考结束放了几天的假。
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提心吊胆的气氛，那把火，很难判断什么时候会烧到自己身上。
何彬当过13年的公办中学英语老师，他了解公办教育的局限性，“学校里接受的是普惠教育，所有人都能享受，但有人吃撑了，有人吃不饱，一个班45个孩子，老师必须要考虑所有人的进度，没有精力也没有义务单独给某个孩子加餐。”
何彬提到一个学生案例：这个学生从一年前英语严重偏科，到后来成为了优势科目，今年中考英语考了137分，排在班级前三，凭目前考分，已经稳进市重点，那里高考成绩普遍985，连家长都感叹这一年培训费太值。
何彬做培训机构做了8年，在漫长且激烈的课外培训是非博弈中，他有明确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派生的价值观立场，“教育本来就是反人性的，全凭自觉全凭天赋是不可能的，打游戏一定比刷题要香，成人都控制不住，何况孩子。”何彬说。
把偏科学生的科目从弱势变成优势的案例，是他们这类小机构以口碑经营十多年的基础，这样的故事，在鸡娃家长的面前是有效的，但在巨大的行业变动前，它并没有多大的风险抵御能力。
暑期班照常经营的背后，存在政策的变数，何彬也在考虑新的备选预案，他最初的计划是与公办学校的合作。教育部规定各学校延长放学时间，而且北京市还在今日开始为学生提供留校。何彬以为这是他们的进校机会，在下午4点以前，是学校老师的主战场，4点之后，则引入各类民办培训机构，免了家长接送烦恼，费用上也相对低廉。
但这样的计划很快显现出对于一个小机构的不切实际，“你会发现，能够进校的要么是好未来、大力教育之类的大型公司，要么是从事编程、音乐、体育等方面的素质教育课程，我们这种类型的，两边都不靠。“
另外的方案是上门高端一对一，他们现在主做8个人的小班课，一次课每个孩子费用在250元左右，合计2000元一节课。但如果一对一，有多少人出得起2000元/课时的学费呢？即便有这样的土豪，也轮不到他们这种小机构。
或者是家长自己组团拼课，依然是小班课，只是上课地点从机构换到某个学生家中，这个又必须是住在附近而且程度一致的学生，达到条件同样很难。
即便他的机构在区域内树立了口碑，但无论哪条路以后生源都是问题。
“一刀切是不可能的，你看下字眼，这次是教育部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是监管，不是全灭。”何彬试图从不稳定的假期培训形势中，寻找“幸存”下去的合理性，因为在机构方的立场，有数千万人会因此而产生职业的变动，包括他自己。
在《2020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发展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国内教培企业总数超过了300万家，按照平均每家从业人员10人的保守估算，如果真的全面叫停，将有三千万名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和转行。
何彬的英语培训机构开了8年，即便在去年疫情停课的时候，他都没有像现在这么忐忑过。他虽然在输出一些乐观态度，但他也明白，未来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
“我大学的时候，教育架构还没兴起，就经常有大学生在外面当家教，现在看看都是VIP一对一，如果再倒回去那个方式，那这20年就等于行业没进步了。”何彬长叹道。
而无论如何，在今年这个暑期，那些在课外培训机构的“内卷”中形成了行为和思维惯性的人，将遭遇变数，不论是机构还是家长，无数种忧虑，正不约而同地汇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宇、何彬、林霖、刘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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