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全媒派（ID：quanmeipai），作者王潇然，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如今，“身体被量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智能手环上的睡眠状况统计、手机上的运动步数统计、运动类APP的运动记录……这些数据每时每刻包围着我们，我们也越来越依赖这些数据。
例如，图片中的场景，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
在类似的情境中，看似是“妈妈”开了天眼，但实际上是这些数据将我们“暴露”。算法与定位系统将我们的身体量化为一系列数据，使得我们每个人的行动都有迹可循了起来。
但现代人似乎又习惯了被量化，有时，如果忘记开启卡路里统计，就好像白运动了一番；如果忘记开启睡眠检测APP，就好像失去了对睡觉时身体状况的洞悉……我们通过数据观察自己，也观察他人。
本期讨论的主题正是“被新媒介量化的身体”。通过列举当下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量化现象”，试图与读者共同探讨这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身体被量化的程度正在逐渐加深？
我们的身体是什么？
生物学家或许会告诉我们，身体是人或动物的生理组织，它是构成我们生命的有机载体；社会学家也许会说，身体是实践的主体，是我们进行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
随着智能媒体与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我们的身体逐渐开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显著存在着，即“被量化后作为数据的身体”。
如今，许多智能手表中的“睡眠情况统计”功能生成的睡眠数据，就是“量化身体”的鲜活案例。
通过实时监测睡眠过程中身体的各项指标，这些智能手表会生成一份“睡眠质量检测报告”，其中不仅记录了个体的入睡与醒来事件，还会统计用户的深度睡眠时长以及心率等。于是，关于睡眠状态下我们的身体状况，便由一份直观的数据报告单呈现了出来。
图片来源：派派的手机
想必大家对于“微信运动”中的“步数排行榜”也不陌生，我们每日的走路步数同样也是“身体量化”的一种表现。由于大家基本上都是机不离身，每日排行榜中的步数统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身体每日的运动量。
图片来源：派派的微信运动
这种步数的排行很简单，在社交媒体情境中却趣味十足。为了争取成为排行榜名列前茅的运动达人，许多人只要有走路的机会，就一定要带上手机“涨步数”。甚至有些心细的用户还发明了通过摇晃手机“手动涨步数”的绝招，从而将自己的步数凑成整数或一连串“吉利”的数字，十分自豪地晒到朋友圈。
与之类似，各式各样运动类APP的纷纷涌现，更是使得“无记录不跑步”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惯例。
如果在以上情境中，“身体的量化”还是一种非必要的生活调味品，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量化的重要性。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健康码成为了人们出行的“通行证”，它记录了我们的身体所去过的物理位置，也是我们在某时某刻是否属于疫情低风险人群的主要证明。这种形式的“量化”可能不会是常态，但它的确表明了我们的身体是能够被各种数据编码而后重新呈现的。
如今，健康码还会通过“金盾”来代表已接种新冠疫苗。图片来源：派派的健康码
事实上，量化身体一直是一种常见的自我认知方式。我们的身高、体重、视力，包括在医院中获得的抽血采样报告，都在以数据的形式描述着我们的身体状况。
量化的本质在于客观化。具体而言，这些数据指标虽然来源于我们的身体，属于“主观”或“自我”的范畴，但当我们借助量化数据的方式加以呈现时，它们又“逃离”了我们的身体，成为一套“关于我们身体的数据库”而外在地存在着。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类才能将自己的身体与外部世界等同视之，方便我们将其一并作为客观对象，进而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加以认识。不过，当下我们能明显感觉这种自我认知的方式正在不断深化，它创造出的身体数据已然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这种全方位的渗透是喜忧参半的。
一方面，当下的我们能够越来越方便地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身体数据。手机、智能手环等便携性媒介无时无刻不在帮助我们检测着身体，生成即时性的数据。这些智能媒介的出现打破了身体与测量工具的界限。
过去，无论是测量身高体重，还是去医院做体检，都是相当于“我们在找机器（例如尺、秤、医学设备等）测量自己”。
而智能媒介的出现则重置了这一过程，它通过把各种各样的“机器”集于一身，按下一个确认按钮，机器就能持续地自动测量我们。
这种测量的强大之处不仅在于全天候、自动化的记录，它还会基于算法为使用者提供决策的依据，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每当我们的智能手环向我们发出“该休息了”“该运动了”的指令，我们都会下意识地相信它的判断，并借助媒介更娴熟地了解自己的身体。
派派的运动手表时时提醒着关于身体的各项数据——写稿坐得太久了，需要活动活动。
但另一方面，一种“数据控制身体”的焦虑同样愈演愈烈。金莎曾经发微博说自己为了减肥而带秤吃饭。“金沙带秤吃饭”这一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网友们的对演员群体“体重焦虑”的感叹。
图片来源：微博@金莎
事实上，即便是对自己的身材指标没有硬性要求的普通人，又有谁能有十足的底气声称自己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数据，而能对“身体焦虑”免疫呢？
因此，无论是更强大的自控力，还是更猛烈的焦虑感，人们似乎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关于身体的各类数据已经开始“反客为主”，渗透进日常生活。
以往诸如身高、体重、医学报告等数据，更像是一些客观存在的标尺，“静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边缘，我们只需偶尔与其“照面”（例如定期体检等），便可满足对自己身体的认知。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数据指标忙着从各种角度分析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眼花缭乱。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数据似乎成为比我们的肉身更为真实的存在，让我们陷入一种“无数据不生存”的境况。
可见，当下我们焦虑的主要来源并不是这种“通过量化实现自我认知”的方式本身，因为这种方式早已有之。实际上有某种外部力量在助推着身体量化的过程，以至于不堪重负。
这种外部力量有很多，典型的比如新媒介。
这里的新媒介既指日常生活中可感可触可联网的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实体的媒介，同时还指涉一种改变着人类生存境况的新技术环境。身处其中的人与诸种新技术互动共生，并因技术的变迁而产生着不同的知觉体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延伸则意味着截除。”[1]当各类智能媒介与社交媒体通过设计各种指标“解释”我们的身体时，我们越来越不相信也不善于通过自身的知觉感官来了解身体，甚至，这些经由媒介捕捉并整合的数据已然成为一种比身体本身更有说服力的存在。
那么，新媒介到底以何种机制加深了身体的量化程度呢？
便携与共时：新媒介的使用优势
智能媒体能够前所未有地加深使用者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这在当下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智能媒体到底具备着什么样的诱人特质，以至于使用者心甘情愿地信赖并借助它来认识自己的身体？
新媒介中，数据采集、生成的即时性与便捷性是最为直观的原因。
正如上文提到的，智能媒体之所以“智能”，首要在于其技术层面的兼容性。它不仅把各式各样的测量技术集于一身，还能作为使用者随身携带的“机器外衣”随时随地检测、生产着即时性的数据——智能手环、运动类APP都是以此为最大的卖点。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特性实际上同时满足了使用者对于使用便捷性与反馈共时性的双重期待。
假使我们要检查自己的睡眠质量，智能手环提供的数据即便没有医院体检数据那样具有权威性，但它的接近性与反馈的即时性是任何一家医院都无法提供的。所以相比专业检查与测评，智能手环中的睡眠统计功能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首选。
连耳机音量都被记录在册。图片来源：派派的手机截图
技术对身体的赋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而便携性与共时性正是许多技术生产者努力实现的目标，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对技术使用的“具身化”想象。
这样“具身化”的想象充分地体现在许多科幻小说中的“赛博人”形象中：当各种机器与芯片嵌入到人的身体中，成为人体的器官，那么技术使用的便携性与反馈的共时性就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当使用者体会到新媒介的强大力量后，没有理由不去拥抱它们。
通过身体量化加深自我的认识绝非最终目的，借助这些身体数据指导实践，才是其更为诱人的能力。
这种实践最直接地体现在使用者对于身体健康状况的自我管理上。无论是手机上的运动类APP，还是智能设备上的健康管理功能，“数据采集—计划制定”是其吸引用户的核心逻辑。
以运动类APP为例，根据使用者的身体数据制定相应的运动计划、推荐课程已经是大多数软件见怪不怪的功能。然而随着智能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运动类APP还开通了一系列符合现代人生活重压下“轻体力运动”的要求。
例如不少智能手环已经可以随时监测使用者的卡路里消耗量，将其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活动都计算在内，以至于使用者并不需要刻意花时间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就能将日常生活的各类活动计入“运动”的范畴中。
然而，使用者的自律看似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却难以摆脱媒介的反向控制。因为当使用者借助媒介来规划自身的行动时，其行动范围总是被媒介所框定。使用者衡量自身的各类指标，以及依据媒介所作出的决策行动，统统由媒介给出。
换言之，使用者的自律会通过媒介提供的情境得以满足。这就不难解释，即便我们并未进行专门的运动训练，只要看到运动软件上“达标”的走路步数以及卡路里消耗量，我们便会心满意足地收获了自律的成就感。
智能媒介正是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加深了人类身体的量化程度。媒介如透明的容器，生活在其中的行动者总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媒介建构出的诸种观念——例如运动指标、健康指标等实则都是智能算法的产物——然而正是这种心安理得的接受，使得我们的身体只能像鱼儿一样游动在“媒介之缸”里。
社交性是分析任何智能媒介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度量。当身体数据置身于社交媒体之网时，私人数据便具有了社会意义。
一个现象是，我们的运动数据似乎只有公布在社交媒体中才能真正满足现代人经由体育锻炼延伸出的社交诉求。我们分享自己的跑步轨迹、在微信运动中与朋友相互点赞步数，既是一种自我展演，同时又是维系日常联系的重要手段。
给你的微信步数点个赞，证明我在默默关心你。图片来源：派派的手机截图
布尔迪厄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身体锻炼，若想将其置于社会场域中收获个体的文化资本，那么它必须展演出来，被别人看到。[2]
因此，身体数据在社交媒体的场域中扮演的是一种符号资本，个体通过展演自己的身体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是借助这一符号彰显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呈现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智能媒介的社交性是当下加深身体量化程度的强大驱动力。因为社交与展演的需求使得个人突破了对自己身体数据的“孤芳自赏”，而将个人的数据作为社交货币公之于众，建构起一场身体展演的仪式。
智能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我们的身体量化为数据碎片，这一趋势似乎已难以避免。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智能媒介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地量化我们的身体，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媒介使用者不假思索地相信其提供的数据，且主动迎合其既有的功能与偏向。
因此，面对势不可挡的媒介逻辑，我们不妨去多追问一下，比如：身体数据真的能够精确地表征我们的身体吗？为什么似乎除了数据的方式，我们在当下鲜有其他形式表征身体？由智能媒介给出的、关于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本身又是否真的无懈可击？手机上的数据超过所谓的“压力数值”便有意压制自身情绪的做法，是否真的对身体健康有益？
种种追问，多多益善。媒介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自身预先设定的偏向（如智能媒体的算法、社交偏向等）以及通过这些偏向创生出的现象（如身体数据、打卡行为），往往被我们当做客观事物加以接受，而鲜有人去追问其背后的存在依据。
当我们对“量化身体”现象的重要性有所察觉，并试图对此种现象做出诸种反思时，或许意味着我们正在试图以清醒的姿态面对着强势的新媒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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