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医院的新战场！有医院一年多挣几个亿

编者按：本文来自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陈广晶，编辑：李珊珊，创业邦经授权发布，封面图来自摄图网。

6月16日，时代天使登陆港股。当天股价一度大涨180%，市值超过800亿港元。

这家公司主营的隐形正畸产品，不仅是本土企业挑战海外“霸主”的胜利，作为口腔科临床成果转化的典型案例，它也像信使，给很多医生、科学家们送来了希望：

时代天使的核心产品“隐形牙套”的技术是源自时任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学院院长的王邦康当时正在研发的无托槽隐形正畸技术，那是在2003年。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告诉八点健闻，最近两年，因为科创板等制度的出现，创新项目上市的情况越来越多。他认为，中国临床科研成果转化已经进入了小的爆发期，至少也是爆发前夜。

在医药、医疗领域，从来不缺财富神话。行业预计，到2030年，中国仅创新药市场的年销售额就有2万亿元的增长空间。

然而，作为这一产业链的关键一环，临床研究却一直非常薄弱，特别是来自医院的科研成果转化，大多无缘在这项产业中分一杯羹。

大批来自医院的科研成果像一座座沉睡的火山，沉默却蕴含巨大能量。激活这些火山，让那些优质项目得以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便是政策层面希望实现的目标。

今年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高水平医院的概念。

这份未来公立医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要求打造国家级和省级高水平医院，其中“开展前沿医学科技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是重要内容，目的是要带动全国医疗水平“迈上新的大台阶”。

对大三甲医院而言，传统的“规模即正义”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立医院的发展，必须走出靠扩规模，建巨无霸的老路，驶入依靠科研产出、成果转化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除此外，近年来取消药品加成、带量采购降价等政策，已经打破了公立医院的收入模式，在政府补偿、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公立医院也亟待一种新发展模式的出现。

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水平、医疗水平较发达的地方，早已在争相推进研究型医院、病房建设，如今更是将其列入今年的卫生工作重点。

科研和转化俨然已成为了公立医院的新战场。

“活火山”集中爆发年

一根极细的针，刺破眼球，抽出0.1ml的眼内液（房水）——这个量也就是一滴水那么多，却可以同时检测21种常见的病原微生物。相比传统检测方法，这项眼内液检测技术不仅更加灵敏，耗时也大幅缩短了80%左右，至16个小时。

这是北京朝阳医院陶勇首创的眼内液检测方法。作为发明者，他已握有至少10项专利，其中有两项已实现转化。

很多人知道陶勇是因为2020年初的那起恶性伤医事件。实际上，除了是恶性事件的受害者，医术精湛的眼科手术医生，陶勇也是临床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的拓荒者。

早在2015年，陶勇就曾与两个朋友注册了科技信息公司，目的是帮助年轻医生、科学家做临床科研成果转化，提供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园谈判等服务。后来因为工作太忙，转化公司无疾而终。

这次，在医院科创中心的帮助下，陶勇以入股的形式创办的第三方检验公司得以名正言顺，没有了后顾之忧。新的创新土壤中，成果转化顺利完成。

2019年11月，北京市通过了《北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几乎同一时期，上海的“科改25条”、《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浙江卫健委《加快卫生健康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平台国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也相继发布。

北京朝阳医院的科创中心是2019年12月27日宣布成立的，成立的初衷，就是要让医生、科学家、企业研发团队可以零距离交流，既促进临床研发成果转化，又能促进创新成果加速用于临床。

中心成立大会上，时任北京市卫健委主任的雷海潮曾发表讲话，并透露，北京市的卫健委、医管中心，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按照要求，各市属医院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也要直接分管科技创新工作，搭建与企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各种政策的鼓励下，2019年后，公立医院研究成果转化几乎进入了快车道，一批“活火山”获得了喷发的机会。

2020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企业签署专利许可及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涉及两项专利，总金额2.5亿元。

同年9月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北医三院就有10项科技成果转让签约，总金额超过4300万元。覆盖了运动医学、生殖医学、消化等8个科室。

也是同年，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转化了26项专利技术。2021年5月，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的葛均波院士、心内科主任钱菊英发明的“一种大小可调节的血管内抓捕器及其调节方法”的专利使用权签约转化。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将科研和成果转化列入了长期发展规划。前述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认为，市场上不缺资金，只要是好的项目都有机会得到支持。

医改的一步大棋

陶勇那项专利技术的第一次应用，是在10年前，当时他31岁，刚评上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出专家门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29岁的东北小伙儿。

小伙子刚完成骨髓移植术，骨瘦如柴、眼睛化脓。眼科的常规检查显示，他的视力并不算很差，只是黄斑区有一个很小的病灶。

黄斑区是视力管理中心，不能盲目用药，然而，传统手段很难确认病因，继续观察的话，病灶随时可能扩大，破坏黄斑区，造成失明。

陶勇最终决定将实验室的方法用到了这位患者身上，通过一根细针，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病因，病变也很快消退了。

10年后，陶勇不幸在恶性伤医事件中受重伤入院。在人生至暗时刻，这位患者发信息鼓励他，还发来了自己在水面上蹦极的视频。他告诉陶勇，因为怕失明后成为家人的负担，当时的他几乎已做好了跳楼的准备。

一项发明把跳楼的人变成了跳水的人。陶勇感到了临床成果转化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把研究成果转化的工作坚持做下去的决心。

实际上，临床成果转化的意义远不止产品上市，创造所谓的商业神话，更重要的是，让患者、消费者享受到更加稳定、可复制、高质量的服务。

据广东医谷执行总裁谢嘉生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基于医生临床实践所做的“微创新”，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护士长针对化疗患者口腔溃疡问题发明的清洗工具；医美医生改造现有仪器，使其功率可调，使其服务更加标准化、均一化。

卫生主管部门、公立医疗机构对科研和成果转化，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爱。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实际上在功能定位上与基层医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以提供诊疗服务为主。这使得越来越多患者涌向大医院，医疗体系中两极分化持续加重。

公立大医院将一部分精力转向科研和转化，既有利于除此积弊，转化后批量复制的成果，也将大幅提高基层服务能力。由此可见，发展科研和成果转化，也是医改促进分级诊疗等政策落地的一步大棋。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长期“重临床、轻科研”“重论文、轻应用”，中国在药械创新等领域远远落后于人，在很多领域受到欧美国家的卡制。业界认为，这也是国家大力发展科研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9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出炉，其中的“学科建设”方面，就有对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成果转化金额的考核内容。北京市卫健委还将临床试验和成果转化作为临床科研型医务人员高级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而对公立医院而言，除了考核需要，发展临床科研与成果转化，也是医院从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

2017年10月份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彻底取消，此后高值耗材加成取消；特别是2018年底以来国家组织带量采购，对药品进行“灵魂砍价”……这些改革措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模式。而政府给出的补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又迟迟不能到位。

这些都迫使公立医院去寻找新的增长路径，临床转化的收益便是路径之一。

在北京天坛医院的研究型病房启动之初，其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王拥军接受媒体采访就曾表示，医院的转变，第一是思想的转变。国际上很多大型医院，研究是一块巨大的收入，有的医院甚至远远超过医疗收入。天坛医院面临这个转折点，就是要把研究投入变成研究产出。

未来，更多的公立医院将面临同样的转折。

中国何时能有研究型医院？

临床研究是优秀科创项目的源头，在高质量发展的纲领下，研究型医院、研究型病房建设也成为各省份的竞争领域。

前不久，在2020年第一批研究型病房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北京市启动第二批5到10个研究型病房的遴选和示范建设。按照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将强化研究创新功能，2所医院将开展创新型研究型医院试点建设。

政策还支持首都医科大学、“三城一区”建设研究型医院，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高博医疗集团的研究型医院已经在北京开工，旁边就是昌平生命科学园，有众多创新药企入驻其中。

在提高公立医院科研水平和临床转化能力这条赛道上，发达省市早已暗潮涌动。

相比北京，上海行动更早，野心也更大。根据上海卫健委2019年的一份文件，到2020年底，上海市会重点建设5家研究型医院；到2030年，还要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研究型医院，产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上海九院、十院等多家医院都有所行动。

同年，广东也推出了“高水平医院建设”的“登峰计划”。而所谓“高水平医院”中，医学科技创新及转化平台建设也是重要内容。广东还给出了真金白银的鼓励，政策推行的3年中，计划推出的22家医院，每家都可以获得3亿元的资金支持。资金直接由省财政拨给项目医院。还特别强调，原则上不得用于基建。

最新的省十四五卫生健康科教工作思路中，广东也重点提到了鼓励高水平医院创建研究型医院，设立临床研究院区或病房；加强成果转化，打通知识产权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各环节等内容。

这也意味着，中国公立医院的全面升级。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在国办政策吹风会上所说，就是发展方式从规模发展，向提质增效转型；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转变。

研究型医院并不是新鲜事物。

中国最早提出研究型医院，是在2003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科教处的姜昌斌等人在撰写的《科教兴院创办研究型医院》一文中，提到瑞金医院作为综合性教学医院，一直把上海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目标——建立亚洲一流的医疗中心，并参与国际竞争，当作自身发展目标，因此，始终把医教研有机结合，并确定了创办研究型医院等目标。

什么是研究型医院？姜昌斌等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康琦告诉八点健闻，与其纠结制定研究型医院统一的定义或标准，更应对其内涵或结果产出形成共识，即瞄准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通过高质量的临床研究，转化产出创新的、更有价值的产品或技术或方案，并能进一步推动行业进步或产业发展。研究型医院是解决其他医院不能解决的问题，是解决目前行业内尚不能解决的问题。至于医院怎么实现以上目标，应允许有不同的模式探索。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医院管理研究室主任黄二丹则倾向于以收入来区分。他告诉八点健闻，研究型医院至少要有20%的收入来自于科研项目或者是科研成果转化收入。“大家都觉得这个词体现了医院的实力，但如果财务收支上没有差别，就没有体现研究型医院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我国大医院还是以看病为主，距研究型医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据黄二丹介绍，全国研究项目及其成果转化收入较为突出的是华西医院，研究收入可能接近三四亿元，但相比其业务收入，占比仍然很小，与国际一流医院存在较大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既需要大医院聚焦功能定位，也需要政府完善运行机制，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南京应诺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郑维义告诉八点健闻，虽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是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医院，全国只要有5个，中国“全球新”药物研发的局面就会有很大的改观。

还有多道枷锁有待冲破

医院的临床研究与转化前途光明，过程却免不了坎坷。

时代天使上市，引爆港股的那一天，华山医院北院急重症医学科科副主任马可，正在为自己的专利该如何转化而发愁。

2011年，马可在急诊和ICU工作，见过很多肢体出血、断肢、大出血的情况，他认为现有止血带的不足，以及错误使用止血带带来伤害的问题亟待改进。经过近10年的积累总结，自动充气止血带的思路逐渐成型。

2020，为抗击新冠疫情，马可长时间吃住在医院，抗疫的同时，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一口气申请了三四个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还联合专家写了止血带的专家共识。

对自己的研发工作，马可信心满满，他甚至想好了止血带等已有专利的后续改进思路，以及更多的新的研究方向。可是转化却是他的陌生领域，这让他很是犯难。

临床科研成果转化难，马可并非个案。

瑞金医院的陈玮、蒋薇薇等人，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受访对象为2017年至2019年，上海公立医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500多位负责人。

结果发现：研究成果不少，但是转化数量较少的现象在公立医院、科研院校仍然存在。

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医院的科研成果仍以论文为主，占比超过了60%，发明专利占比不到10%，只有8.94%。

即便是转化的成果也有很多停留在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表层，深层次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仍较少；此外，还有转化慢、资金利用率低等问题。

认知层面上，虽然政策层面有很多鼓励措施，医院也有一定积极性，却只有约10%的受访者，非常了解公立医院及科研机构成果转化政策及其配套措施。

据谢嘉生介绍，从市场层面看，临床医生的科研成果也很受欢迎，特别是一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微创新”，以及基因编辑、免疫治疗等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研究项目。但是现实是，医生做成果转化成功率不高，这同样是行业共识。

究其原因，八点健闻总结各方观点发现，有几个关键关卡需要突破。

临床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面临很多风险。首要的风险就是法律风险。

马可不止一次提到专利很多时候就是一张“窗户纸”，不知道合作方会不会拿了自己的想法直接生产。有专家也表示，类似的纠纷案件很多。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2019年十大经典案例中，就有广东省人民医院起诉企业未如约支付转让款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原定400万元的专利转让款，公司只给了80万元。

中国康复技术转化与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认为，相比医院行为，医生个人与企业签约更加处于劣势。“这里面的违法的成本是不同”。近年来，该协会就凭借做好协调和组织工作的核心技术，作为官方机构，在转化和协调各方关系方面，为很多医生提供了帮助。“我们在绍兴有一套机制在做这件事。”

医生与企业合作开发产品也存在合法性焦虑。采访中，有临床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行业里有“8分钱，搞得你难受半年”的说法，意思是投诉举报者花8分钱买一张邮票，发一封举报信，无论是否真的查实，被举报者都要面临接受调查、写检查等一系列程序。

团队管理、市场分析、如何与投资人打交道等，也都是医生面临的问题。

陶勇也向八点健闻感慨，临床转化对医生综合能力的挑战太大，包括多线程运作的能力、与投资人沟通的能力、与医院领导沟通的能力，而且还需要医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他认为，国内还需要更加成熟的服务平台，来帮助医生做转化。

此外，作为体制内的医生，临床医生对医学转化的决心，也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影响最终的成败。谢嘉生曾向八点健闻介绍，有一个美籍华人带回了非常被看好的三类医疗器械，但是就是因为创始人不够坚决，最后融资遇到瓶颈，项目失败。

从根本上讲，长期专注给公立医院排名的艾力彼创始人庄一强认为，临床转化是不可能靠医生自己完成的，“肯定是要医院来推动。”他告诉八点健闻，医院如果有转化中心，属于达成结构指标。而这个转化平台需要有专职人员运作，需要有应用型的实验室供医生使用。

而要实现这一点，机制上还需要更多的突破。

有行业人士告诉八点健闻，中国的公立医院在财务上是“收支两条线”。除了少部分医院，如华西医院，通过建立公司的形式，破解这一难题，大多数医院仍然受制于此，没法直接拿钱出来用于转化。

而医院资金的介入也会使专利权变得难以界定。

正如上海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康琦所说，研究型医院、临床成果转化牵涉面甚广。从医药创新领先的国家来看，需要科技创新战略、医疗服务制度、医疗机构性质、研究人员定位发展、医企合作、药械审评审批、筹资支付等诸多支撑，可以说比传统的医疗改革牵涉面还要广。

在此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对研究型医院、临床成果转化都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新医改启动12年以来，中国医疗市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逐渐触及公立医院这一核心，医改也到了关键时期。公立医院这个“巨无霸”接下来的变身之旅，也将持续牵动所有人的神经。

*方澍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