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市场化结束了

图源：图虫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琦观（ID：cjqiguan），作者贾琦，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教育市场化结束了。

市场惊雷

7月23日，一份16页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开始流传，人称“双减政策”。

该文件力度之大，已然将整个教培赛道的资本化连根拔起。

周五当日，资本市场（港股、美股）就先后给出了巨大反应。

要知道，过去半年来，上述多家企业如好未来和新东方等，均已经超跌了70%以上。

此次暴跌，颇有“盖棺”之意。

翌日，新华社确认了该消息，并给出全文。

通读全文后，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国内的教育市场化结束了”。

对这些上市企业来说，它们的资本故事已经进入了尾声。

从本周一开始，一切围绕着中概教育股的资本行为都可以定性为刀口舔血的投机。

或许，在情绪的短期起伏间，艺高人胆大者还有赚钱的机会，但终局来看，很难会走向乐观。

“双减政策”的相关规定原文如下：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

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另一边，对作业帮和猿辅导这类准上市独角兽而言，它们的资本故事已经基本讲完了。

“双减政策”的相关规定原文如下：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部门负责指导银行等机构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风险管控工作，清理整顿培训机构融资、上市等行为。

对这些独角兽而言，接下来的路已经非常明白：

转型成为非营利性机构。

或者砍掉全部的K12相关业务线，成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第一条路意味着资本力量的大结局，但不意味着企业家的终局；

第二条路也不是坦途。

文件规定，关于“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要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

同时，在收费，反垄断、广告等方面都要接受更大力度的执法检查。

简而言之，最具市场潜力的，一度号称着“除了它，其他教育项目都是伪需求”的K12赛道，不再被允许资本的介入。

与此相关的所有公司，不准再融资；融过资的，不准再上市；已上市的，不能再募股。

同时，有关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

清理，整顿。

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性

3月初，新华社旗下的新媒体“半月谈”曾发表这样一篇文章——《不能让校外培训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文章严厉指出：“学校教育、家长、学生、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校外培训大有再造一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趋势。”

面对这一论点，彼时的市面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是麻木的“so what？”觉得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不妥。

还有一种嘴上说着“细思极恐”，但更多是来自于本能的警惕。

笔者认为，比态度和立场更重要的，是细节论证。

根据相关统计，在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之后，校外培训机构总数在2019年新增到达近60万家峰值，2020年又新增40余万家，注销10余万家，机构总数远超同期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

除了数量优势之外，教培机构在市场经济的盘活下，在广告营销，“唯分数论”的结果导向下，也在短期内释放出巨大能量，进而在影响力上也进一步逼近乃至超越既有的学校教育体系。

论证完“是不是”，再来看“为什么”。

具体来看，资本主导下的教培市场，有以下三个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1、资本市场的竞争属性，与教育成果“非标准化”之间的矛盾；

教育行业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成绩好只是教育成果的一个切面，除了成绩之外，个体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质，文化认同，合作属性等，均隶属于教育的范畴，即评判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多元的。

但是，在逐利的本质驱使下，资本会逐步筛选竞争出市场需求最为旺盛的“标准”，进而作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种大环境下，坚持追逐兼顾“多元化教育成果”的教培机构，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

目前来说，市场筛选出的标准就是“唯分数论”。

在这种倾向下，焦虑情绪的渲染，学生之间持续加深的“做题内卷”，以及社会之间弥漫的撕裂与敌对情绪，都会成为头部教培机构扩大市场规模的利好信息。

2、资本对效率的追求，与教育行业从业模式之间的矛盾；

哲学家乔姆斯基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可直接引用：

教育市场化是泛滥成灾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带给社会的恶果。

商业的理念和模式一直追求所谓的“效率”，其核心意思就是要强制推行所谓的“劳动力的灵活性”。所有这一切最终转化为在教育领域大力推行一些有害的教学措施，导致过去那种教工的长期就业关系遭到破坏，转而依靠那些廉价的不得不接受教育机构盘剥的临时工（包括助教和研究生）来提供教学服务。

这样做彻底损害了所有的教职工、学生，也损害了研究和思考质量，一句话，损害了高等教育致力于实现的所有目标。

关于“助教，研究生的盘剥”，网上有太多的第一人称案例可查。

此外，在这些从业者的帖子中，我们普遍了解到，与其说追求教育质量，倒不如说在追求销售能力。

“只要能做好的PPT、能引流，就能轻松拿到‘百万年薪’。”

罗永浩的早期演讲中也曾提过，新东方某老师，每次课堂临近结束之际，都会讲述自己对一个高位截瘫的女孩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并且每次讲都会哭。

该老师通过这种方式来换取学生的“高评分”，进而换来实际的金钱奖励。

3、资本逐利的天性，与教育公平之间的矛盾；

这是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

无论是竞争的不断激化还是对效率的孜孜以求，其背后都是“逐利天性”在底层主导。

随着教培市场的进一步深化，“优中取优，强者恒强，差异定价，价高者得”的趋势将不可能避免的出现。

而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政策基调下，教育公平已然成了我们不可能让步的重要阵地。

未来去哪？

大学时期，我有一个好朋友阿邵，是一个富二代。

阿邵告诉我，他非常不愿意跟自己的舍友出去玩，原因是这样的：

“大家出去了，路边看见什么好吃的，我想吃，他们都不愿意买，就十几块钱的东西也嫌贵。”

“大家都不吃，我一个人也不好意思吃了。那只能请客大家一起。”

“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你总不能老是我请客吧？逛商城，买东西，一样，老是这毛病。”

我充分理解阿邵舍友的处境和心态，而阿邵的视角，对我来说则是新鲜的。

如今再次回想起这段话，我更加充分理解了“阿邵们”对“好东西”的孜孜以求。

进而认识到了教育市场化与教育公平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那么，明确了“不要什么”之后，“要什么”就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双减政策”中我们看到，“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发挥学校主体作用”等词汇，分别出现在“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当中，可谓是提纲挈领之点。

具体手段，根据全文可知，重点在于对学校教师力量的盘活。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1、给家长减负；

政策明确提出：“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此前，许多老师都选择在“微信群治天下”（如今大约是钉钉了），家庭作业的“检查、批改、收集、提交”等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家长肩上，令无数家长不堪其忧。

工薪阶层还只是辛苦罢了。

某同事曾告知我，其老家姐姐因幼年条件艰苦，读书不多，认字不多，面对日益复杂的家庭作业逐渐显出了吃力。

稍有不慎，其孩子的老师便公然在家长群威胁叫嚣：“你自己都不重视你家孩子，我肯定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

2、以质换量；

政策硬性规定了作业的总量上限，对作业设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教育部门将牵头，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

此外，在最引人注目的“课后服务”中，教师也应当承担起指导学生完成作业，对后进生进行补习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拓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

3、中台思维。

“中台”概念起源于互联网企业，具体指把资源集中，提炼出模块化经验，可以同时支撑多个业务线。

此次的“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就让人看到了中台思维的体现。

在“双减”政策中，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教师的“多功能复合型”趋势，在日常教课之外，教师还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引导作用，回归教育的本源。

同时，教育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在此次政策中进一步放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策提到，“教育部门可组织区域内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这本身就是管辖权归属权的一次放大。

基于此，我们有一定的理由推测，在不远的将来，教师们的编制很有可能直接由“地区”统辖，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特定学校。

通过这一方式，将进一步促进优秀师资的流动性和学区公平。

尾声

三年前，在线教育市场发展最为迅猛的时候，猿辅导的创始人李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家公司的发展，是与所处时代的双人舞。

一语成谶。

关于这支舞，笔者仍有许多想要探讨的内容，但基于篇幅考虑，不便再过多展开。

在此，权且将相关的思维导图放出，也欢迎各位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