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脑极体，图源：图虫。
互联网上的女性越来越愤怒了——如果你是5G冲浪的网络选手，不难从近年的舆论场得出这个结论。
用专业术语来说，应该是女性越来越不避讳表现出道德愤慨（Moral outrage），指的是当人们认识到一个人或机构违反了道德原则时，会引发愤怒，并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尝试纠正不公正的现象，为被压迫者辩护。
最近的一次网络集体“道德愤慨“，应该是7月28日晚。中国选手肖若腾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发挥非常出色，却未能夺冠，而裁判对金牌得主日本选手桥本跳马落地时出界的失误有所偏向，一度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巨大质疑，“肖若腾银牌被打低分”直接冲上热搜。
在快讯标题中将这一结果表述为“体操-肖若腾不敌日本19岁天才摘银”的媒体，也引发众怒，在29日凌晨紧急发布了致歉声明。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及关联事件）中愤怒的公众，女性占比都比男性要高。“萧若腾摘银”的女性讨论比例高达72.6%。
“气哭了”“奥林匹克精神没看到，抗日精神倒是被唤醒了”“东京奥运会抵消了前三十年外务省大派经费带来的全部积极效果”……都是来自女性网友及博主的态度。
当然，女性网友并不仅仅对我国运动员遭遇不公有愤怒情绪，早在之前的赛事中，铁人三项中因在污染严重的水域比赛，选手集体呕吐的新闻，参与讨论并表达意见的女性占比也达到了51%，略高于男性网民。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方面，主动表达“道德愤慨”，并不符合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温和、顺从”的规训，代表着网络环境下女性打破桎梏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新媒体的赋权，让道德愤慨逐步变成了一种可以深刻引导公共舆论、影响事件发展的力量。
此前林生斌从公共同情到集体愤慨的口碑崩塌，“吴亦凡都美竹事件”中，徐姓写手代笔的“牙签”檄文对公众愤怒情绪的激发，就是直接的例证。
可以说，女性在舆论中的话语权扩大，女性道德愤慨的能量，绝对绝对被低估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将直接影响舆论场的风向、公共事件的走向以及商业营销的取向。
大家是否好奇，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如何表达愤怒？
1935年，天津发生了一起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刺案。民女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土林的佛堂射杀了前直系首领孙传芳。
原本是必死之局，但施剑翘选择了向报纸求助，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激发了公众对当时北洋军阀的批评。媒体传扬她英勇的美德，而受害者孙传芳则被描述为一个残暴的、出卖国家主权、镇压劳工的军阀。
知识分子和城市大众纷纷为她发声，最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特赦。在这个事件中，道德愤慨展现出了巨大的力量，驱动着大众参与公共讨论。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林郁沁(Eugenia Lean)就在《施剑翘复仇案》一书的写道，施剑翘案中展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公众激情的批判能量，给现代中国之外的历史进程以更多的启示意义。
这种公众批判，也被林郁沁认为是“女性化”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公众愤怒来自于同情，施剑翘案是女性所为，“同情”进入公共领域，形成了批判性的社会力量；
二是林郁沁认为“重情而不重理”的公共批判，容易被操纵，具有反复性。
不得不说，这种将“无理取闹”与女性挂钩的看法是有局限性的，但道德情感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在一个男性把持着主流媒体话语权力、男性主导公共事务的历史背景下，亦能产生改变主人公命运的结果，那么当女性群体加入公共舆论场，爆发出更大的道德情感能量，似乎就是必然的了。
愤怒是一种十分激烈的情绪表达，许多文化中都有女性要柔顺的规训。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普遍的道德愤慨依然来源于男性网友。
那么，女性的道德愤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初露锋芒的呢？
有三个前提。
1.社交网络的交互性，改变了专业媒体和男性发言主导的单一局面，低门槛、匿名性等特点，给了更多女性“进场”发声的机会。
2.在线交流的圈层化。比起事实性资讯，圈层（熟人社交圈）内传播，尤其是女性的交流圈中，可以随意自然地表达个人情绪，在相互作用中唤起更多人的情绪和情感。当你和闺蜜在群里或朋友圈辱骂渣男明星的时候，也就建构了新的舆论生态。
3.富媒体的大众化。表情符号、短视频、表情包等等各种表达形式，能够更直接地表达情绪，也让女性的道德愤慨有了更具象的展现形式。这次东京奥运会上，穿着绿衣服的吴京成了场外最忙碌的人。此前的“帝吧出征”中，饭圈女孩们也是带着各种表情包前往海外各大社交平台发声。
媒介环境与传播形态的变化，赋予了女性放大自身情绪的可能。
情绪的强度越高，分享的意愿越强烈。愤怒，毫无疑问是所有情绪中极易传播并感染他人的一种，这也使得女性道德愤慨的利用价值被越来越多商业机构所看到。
不过，女性在表达愤怒时，又体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是目的不同。
女性的道德愤慨，大多是共情产生的集体同情，比如“江歌案”中因同情江歌及其母亲的遭遇而对刘鑫产生愤怒；出于对运动员的健康担忧而对东京奥运会主办方的不妥安排感到愤怒等等。
一项海外的社会研究显示，道德愤慨是一种“亲社会的情感”，对女性具有仁慈、善良等吸引力。那些被女孩发“好人卡”的可以自己反省一下了……
女性道德愤慨的出发点，也极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作秀（Moral Grandstanding）的出现。
其次，是行动不同。
基于信任的社交关系链天然具有凝聚力，更容易将情绪转化为实质的行动力。所以，女性的道德愤慨也表现出不流于口号，而是直接影响现实事件的特点。
就拿前不久，诸多女性对吴亦凡事件的愤怒，让首个解约的韩束品牌的直播间意外走红，两位主播也成为诸多女性眼中的新晋cp；鸿星尔克的“野性捐款”直接带动了“野性消费”，大家纷纷在直播间表示“坐那儿吧，我们自己买”。强烈的情绪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随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吸引了更多受众的参与，最终决定了整个舆论场的走向。很多情况下，对这群愤慨的女性群体的关注甚至超越了舆论事件本身，像是2016年的帝吧出征，就直接带火了“饭圈女孩”这个词。
接下来，女性的道德愤慨也因为带有情感和激情，而产生了更强的社会凝聚力。
道德愤慨的本质，是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都不鼓励情绪化的表达，“存天理，灭人欲”“君子之交淡如水”“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之类的古训，似乎都在强调不带情感地生活。但这也会让许多人在面对公共事务时变得冷漠。
而女性的道德愤慨，也在一次次激发公众的共同情感中，将越来越原子化的个体凝结起来，获得“社会共同体“的情感联结。
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群体的道德愤慨，开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传播影响力。
此前，确实有媒体和个人喜欢道德愤慨带来的流量红利，比如前不久，某网剧就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言论称“中国传统服饰是韩服”，试图激起中国网友的愤怒，从而收获点击和分享，为自己造势。
不过，想要把握好这股力量，将其变成财富密码，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
一方面，情绪存在不稳定性，舆论未必能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比如林生斌再婚生子事件中，大众（以女性为主）情绪就从祝福变为失望、愤怒、痛恨。前面提到的该新剧，刚开始确实点燃了网友的怒气值，但被揭穿外网言论都是“僵尸号”、自导自演的事实之后，也遭到更强烈的批判反噬，不得不删帖危机公关。
正因为女性群体的情绪感染能力较强，在民意大势形成之后想要再引导到理性探讨就很难了。
而且，道德愤慨也很容易习惯，而出现“愤怒疲劳”。网络热点的快速更迭，媒体市场化对公众情绪的过度刺激与消费，都会让“愤怒疲劳”过早地到来，而结果就是，当真的出现应该愤怒的事件时，反而不愿意调动情绪了。比如郑爽代孕和华晨宇宣布有孩子等事件相继发生，公众的关注点就逐渐失焦了，试图通过梗图、段子来消解疲惫感，放弃对公共议题的严肃讨论。
米兰昆德拉曾将人们喜欢体验表面的、虚假的自我感动，看作“灵魂的虚肿症”。
而女性的道德愤慨，则穿过了这种道德迷思。它源于同情，也超越了同情，带着强烈的情绪去改变，去尝试追寻公平和正义。
从这个角度来说，拥有道德愤慨的女性，或许多一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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