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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但往往也是几个人与几个人的竞争。
中国重视半导体产业不算晚，方方面面的投入也不算少。
1958年前后，美国德州仪器的基尔比、仙童半导体的诺伊斯，几乎同时做出人类史上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开启了半导体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当时已在德州仪器工作的台积电张忠谋，既和基尔比是好哥们，也和诺伊斯有很多交集。以至于他后来总是轻描淡写又诗情画意地炫耀，自己如何见证了奇迹：
“都非常兴奋，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在雪花飘摇中，唱着歌回到旅馆。”
在张忠谋雪夜回旅馆之前，中国就已高度重视半导体了。
1956年1月，新中国制定的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长远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其中就有半导体。
非但有，而且半导体在当时就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在他老人家拍板明确的四项攻关“紧急措施”中，其中一项就是半导体。
“文革”时期，半导体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但也依然在推进。比如，1968年，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就在重庆永川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
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从1975年就开始了，当时他就已经重新整顿新中国科技事业，这其中也包括半导体。
其时，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的黄昆被北大改了行，总设计师听到汇报后气得拍了桌子：“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你查一查，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分配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很快，黄昆就真的做了这个所长。
重视不晚，投入不断，但几十年下来，我们非但没有像日本当初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样，在半导体领域取得世界性成就并推动整个科技产业发展，反而让半导体沦落成了被卡脖子、拖科技发展后腿的产业。
为什么会这样子？讨论铺天盖地，理由层出不穷。
比如，产业门槛高、先发优势重要，而我国底子薄，人才不够，投入也不够；再比如，日本是被美国扶植起来的，韩国也是，但我们却被美国打压……
我以为，这些理由各有各的道理，但却少了最根本的一条。
这个根本就是：我们的半导体产业（这里专指狭义的半导体即芯片产业）领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长期缺失的。
梳理中国有竞争力的每一个行业，我们都能从中看到一批优秀企业家，用10年、20年甚至大半生的勤劳智慧做大做强自身企业，也推动行业前进。
但在芯片领域，我们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案例。
2013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曾开出罚单，对韩国三星、LG等六大国际面板（液晶屏）生产商，实施了3.53亿元人民币的反垄断处罚。
这是一份迟到的罚单，也是一份值得玩味的罚单。
迟到在于，六大企业被罚是陈年旧罪：2001年到2006年，中国既缺芯又缺屏的最艰难时期，六大面板企业却抓住痛点下狠手，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53次共商会议，联合操纵市场，高价收割中国。
值得玩味则在于，2013年的中国面板业正处在最后突围的关键时刻，这份罚单也可视为对本土企业的助攻。甚至，也是因为本土企业已有突围的基础，我们才敢开出这份罚单，而不用担心罚完之后被断供“卡脖子”。
如今，依然“缺芯”的我们，则早就把“缺屏”的“耻辱”丢进了太平洋。
业内预计，2021年，中国大陆显示面板出货量将占到全球总量的60%以上。龙头企业京东方已连续两年保持五大核心品类的全球出货量第一，京东方之外，TCL科技（华星光电）等中国面板企业，也已快速崛起。而当年在面板领域卡中国脖子的，如三星、LG则已纷纷被逼退出大尺寸LCD市场。
曾经的产业之痛逆袭成产业之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支撑和引领。比如京东方和TCL，就离不开王东升、李东生长期、顽强且富智慧的抗战。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大陆面板业是踏着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业崛起的。一位企业家甚至开玩笑说，离不开一个“坏蛋”和一个“笨蛋”的“支持”——
“坏蛋”是陈水扁，他在任期内严禁中国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到大陆投资，结果让京东方趁机把握住了已成熟技术的巨大市场，并以成本优势抢占份额，站稳脚跟；
“笨蛋”是马英九，他开放了投资禁令，但却限制中国台湾企业将最新技术和产线引入大陆，进而给了已经打开局面的京东方，继续向中高端市场突袭的机会。
外部环境之外，政府的支持也对面板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比如京东方，2005年亏损16亿元，2006年亏损17亿……即便在最低谷时刻，政府也坚定支持其发展。
但有机会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政府支持最终能转化为成果和成功，关键也还在企业自身，在企业家争气。
京东方能把握机会绝地逆袭，关键就在于以王东升为首的卓越团队，20多年来始终怀抱雄心，目标清晰，行动得力且以钢铁意志的持续战斗。
王东升曾提出一条行业生存定律：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每36个月必须提升一倍以上，且这一周期正不断缩短。
京东方在此规律下持续追赶的漫长岁月里，曾遭遇无数的困难。王东升后来回忆说，最困难时刻，他经常失眠，感觉就像在天台上奔跑，随时会掉下去。但他和团队终是越战越勇，顽强坚持并赢到了最后。
TCL华星光电的成功，比京东方少了些惊心动魄，但也同样离不开曾经被“面板”羞辱的李东生，在最困难时刻的绝地反击。
尤其关键的是，直到京东方核心产品全部世界第一，王东升都还是京东方的一把手，TCL李东生更到今天都还在奋战。
这种连续性，也极大地保证了企业家精神乃至战略眼光的充分贯彻。
而本土芯片企业，尤其原本有机会更大更强的企业，如中芯国际、华晶电子、华虹半导体等，却与京东方和TCL的企业家精神领航形成鲜明对比。
典型如中芯国际，不但创始人被驱逐、领导人换得像走马灯，还长期陷入无实际控制人、外行领导内行、严重内耗的困境。以致于在半导体产业最黄金的10多年里，非但没有把握住彼时相对友好的产业大环境，实现追赶与超越，反倒跟对手的差距越拉越大。
中芯国际如此，一些国家支持、国企参与或主导的项目，大多也是“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当官文化而不是工程师文化、创新文化当道。
有些还变成了欺骗国家感情和金钱的骗局和闹剧。
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不但让中国芯片产业未能持续集中力量攻坚突围，也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的失策，错过了可以更早追赶、甚至超车的可贵机会。
京东方和TCL今天已是世界领先的面板企业，不但规模领先，创新研发与盈利能力也领先。
但这个领先，是通过首先把不领先但能做的技术和市场做到极致，做到最大最强去积累出来的，是通过在成熟市场的巨大量变，实现新技术新市场的巨大质变。
这种看上去不够高科技的突围之策，事实上也是后入者，包括日韩芯片突围的根本策略。
对比之下，我国芯片产业却既没有大质变——真正技术突破，也没有大量变——在成熟市场充分做大做强，简而言之，就是长期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失策与尴尬。
去年的“芯荒”，就尤其将这种失策与尴尬明显地暴露出来。
国际上，通常以28纳米为分水岭，将芯片制造工艺分为先进制程和成熟制程。28纳米以下为先进制程，主要是用在手机、计算机等更新迭代快的领域；28纳米以上为成熟制程，主要用于相对成熟、迭代较慢的领域。
提到芯片卡脖子，我们听得最多的是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技术多少代，这主要是指质变——也就是在芯片制程技术上的落后。比如，台积电已量产了5纳米，而中芯国际才做到14纳米。
但事实上，除了质变即领先制程技术的落后，我国芯片产业在量变——已成熟制程技术的规模实力和竞争力，也是同样落后。
比如中芯国际，早在2013年就已攻克了28纳米量产的难关，但至今也没在这个市场真正做大做强，比如像京东方那样，做到可以影响世界格局。
数据显示，我国芯片制造自给率长期不足40%，2018年还一度跌至30%。而这种不足的很大部分，就是我们已技术突破，也原本有机会自足的成熟制程。
2020年，大陆一共进口了2.4万亿元的芯片，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成熟制程，属于我们本来在技术上有条件做好的。最典型的28纳米以上的汽车芯片，我们差不多90%都要依赖进口。
去年底至今，全球陷入严重的芯片供应缺口，而需求缺口最大的产品，就是28纳米及以上，也就是中国已经有成熟技术的大尺寸芯片。
其背后原因是，最近十年来，全球芯片厂商都在追逐新制程，甚至减产、退出成熟制程，但物联网、可穿戴设备、汽车电子等需求爆发，却让成熟制程芯片需求急速暴增。以汽车为例。2000年，一辆汽车采用的芯片不到10颗，如今保守估计，也在100颗以上。而这些芯片，大部分使用成熟制程制造。
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芯片能像中国面板那样，有几家甚至一家龙头企业，像京东方那样首先在成熟技术和市场做大做强，我们是有可能利用这轮“芯荒”以及此后还将继续蓬勃的成熟制程市场去弯道超车，并夯实更高基础的。
然而我们却没有。
领先技术领域，我们被技术死死地卡住脖子。当成熟技术和市场有爆炸性的超车机会到来，我们也只能因为产能不足，而望洋兴叹。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训，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遗憾。
更戏剧的是，当“芯荒”如此，行业开始回头争夺成熟制程之时，中芯国际却又蹭热点，决定去投资153亿元扩建28纳米生产线。
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早干嘛去了？
此时追产，虽也是个机遇，但已是亡羊补牢，而且会补得很艰辛。
就在中芯国际宣布扩产28纳米之后不到一个月，曾明确看空过28纳米的台积电，就立即宣布将投资超过28亿美元，在南京扩产28纳米。
台积电早已是芯片制程的世界引领者，很多人因此认为，它在此时加码28纳米，目的就是要辗压中芯国际。
有人说，即便中芯国际等本土芯片厂像京东方那样，去大规模投入成熟制程市场，不也一样可能要长期亏钱，不也一样要被对手围追堵截吗？
这当然是肯定的，但同时也可以肯定，当时至少还可以去亏。
因为当时，对手还只打专利战和价格战，而不是举国甚至举全球产业链威力，来让你想亏都亏不成——中芯国际以及很多回过神来补课的芯片企业，迟迟买不到光刻机，甚至还会买不到光刻胶就是个例子。
再假想一下，如果我们的面板到今天还像芯片一样，参差不齐的企业一大堆，但没有一家真正能打的，美国恐怕不但卡我们的芯片，也会卡我们的屏。
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检讨过往，非常马后炮，但我们还是不得不痛心地承认——
无论美国，还是其他竞争者，事实上都曾给中国芯片产业突围的机会，至少给过我们今天已求之不得的——只要能做出来，钱可以大把大把投的机会。
但很遗憾，我们错过了，虽然我们投的钱，其实也不算少。
可谓是打也挨了，肉也没吃到。
想要再吃肉，则要挨更多的打。
失去的已经失去，但教训不可不总结。
虽然面板产业和芯片产业不能同日而语，但对比其不同路径和结局，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对核心科技产业的攻坚突围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越是从落后开始追赶，越是产业难度高，越是重要。
高科技行业看起来日新月异，但即便是芯片发展到今天，也不过就是几波大的机遇和转折。如果机遇到来，只要能抓住其中的一波，也就有突围甚至问鼎的机会。
日本接替美国在半导体产业崛起，韩国接替日本再崛起，都是如此。而要抓住机会，突围甚至问鼎，一以贯之的企业家精神和经营管理团队是不可或缺的。
京东方、TCL在面板领域的崛起，是几十年如一日不换将，不折腾；美国、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也都是一批企业家长期而顽强抗战的结果。
人人都讲长期主义，但长期主义不能只靠情怀，更关键是要有格局、智慧和眼光，要谋定看准，心里有数，才能持之以恒。
有定见、有定力，这也正是优秀企业家可贵的地方。
王东升的姑姑是做豆腐的，检验她是否成功只需要一天时间，凌晨做出来的豆腐，如果好吃，第二天就会有回头客。王东升说，“我显然不如她幸运，但这就是我的选择。”
成败不是短期可以看到，如何过好每一天，甚至清楚每一天的成败？显然不能只靠盲目的信心和决心。京东方能几十年专注于一业并最终成就大业的关键，也是靠了对产业的长期趋势格局看得准，谋得透，然后基于此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才坚定地走下去。
比如，王东升在互联网时代就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发展对面板业的巨大需求和空间，看到了中国企业可以首先通过在成熟技术、市场的成本优势，去做大做强的现实路径。所以才敢于长期亏损，长期投入，进而在预期变成现实时，成了准备好的人。
而中国半导体产业（芯片）领域，除了近年脱颖而出的诸如华为海思等极少数企业，则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难找到真正的卓越企业家和团队。
比如，中芯国际等企业，如果能提前看到物联网、新能源汽车、可穿戴设备等未来趋势，看到成熟制程芯片市场即将爆发的机遇并且提前准备，也就不至于如今大浪打来才回头补课，甚至美其名曰抢抓机遇。
科技产业的竞争，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也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是关系到全民族利益的竞争，但落到最后，往往也是几个企业与几个企业，甚至几个人与几个人的战争。而这战局中的人，必须是企业家为核心，而不是其他。
当然，这里的企业家，绝不是只会经营管理并且善于把握一时的机会去做强做大企业的人。而是真正以创办一家伟大企业，服务民族和国家、服务人类社会为目标，既有企业家智慧和本领，也有家国情怀的大企业家。
中国芯片产业现在最缺、最需要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光刻机，甚至不是一般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是这样的企业家。
包括在产业引导和扶持上，如果不能选对真正的企业家，甚至扶持了一些要么干不成事、要么不干正事，甚至不干人事的“官僚派”和“坏分子”。
“芯痛”恐怕只会更让人心痛。
最后想说的是，去年以来，中国企业界可谓风云激荡，并催生出不少观点和舆论。其中两点是尤其值得警惕的：一是把反资本无序扩张，简单、粗暴地理解成反大企业；二是过度解读一些富豪企业家的财富积累，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包括产业贡献力。
对比芯片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企业向核心领域攻坚突围的当下，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企业家精神，更重视让大企业去大发展与大担当，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10来年，中国已开始出现真正的企业家引领的芯片企业，并逐步走上舞台，甚至担当重任。真心地期待我们爱护、支持好这些企业家，让他们——
坚定信念，长期抗战，赢得伟大！
其他依然落后、长期被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想要突围和崛起，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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