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财经新知，作者端木清树，编辑伊页，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88年4月底的一天，一个刚刚失业的年轻人，专门换上一身破旧的衣服，夹着一个破旧的黑色拉链包，匆匆踏上了从上海开往合肥的夜班火车。
咣当咣当10多个小时之后，他来到了合肥市建设银行寿椿路信仛部。稳定一下情绪，向女营业员问道：
“有没有国库券？”
“有，你要买？”
“现在总共有多少？”
女营业员抬起头，惊讶地打量着这个衣着破旧的男子。她只见过有人要把国库券卖给银行，还从没见过要买的人，更不用说对面这个人的口气之大，竟然问银行一共有多少国库券！
缓过神来后，她略带神气地回道：
“十万六千五百元。”
没想到男子又说：“我全部买进！”
女营业员慌忙叫来了经理，经理反复确认道：你是要十万还是一万？
这男子当众拉开手里的包，取出扎好的人民币，银行人员这才意识到他不是开玩笑。于是，他以98元/张的价格全部买了下来。
当时营业部还没有点钞机，营业员用了好久才把钱点完。《安徽日报》记者闻讯赶来，对男子进行现场采访：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国库券？”
“为什么？1985年国库券就要到期，收益率已经超出银行储蓄利率3倍，何乐而不为呢？我给你们仔细算算这笔账……”
记者听得入了迷，连连夸他“精明过人”。
但他们哪里知道，他晚上就要返回上海，第二天上午以100元多的价格卖掉了。
这一来一回，他赚了2200元——这时上海普通职工的月收入只有40元左右。
卖给上海的银行之前，他还细心地把国库券的捆扎带去掉——因为那上面印有合肥银行的字样，他怕上海直接联系合肥，就断了他的财路。
这个人的名字，此时还叫杨怀新。
1968年，杨怀新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铁合金厂。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被直接分配进厂，实属幸运。
他一路从普通炼钢工人做到仓库负责人，管理着千万元的资产。他爱学习，尤其喜欢读书看报。但厂里的规矩是：宁愿你闲着也不能读书看报。他就打游击，趁领导不在的时候看。
1988年，杨怀新的工作场景
他的对象钱梅凤，和他是初中的同班同学，也是一条马路上的街坊。那女孩家是个大家族，而杨怀新的原生家庭就很穷。不过，准岳母却非常看好这个女婿，执意要女儿嫁给他，周末还经常让怀新去她们家吃饭。甚至对女儿讲：你要是找别的男朋友，就再也不要来见我了！
最终二人走到了一起，挤在9平米的员工房内，生下一个儿子。
杨怀新脑子活络，不但本职工作干得好，还悄悄干起了副业。
在铁合金厂里，他连续3年获评“优秀生产者”，拿过五次“五好职工奖状”。
副业则是，先帮他妻子的工厂推销电线，后来干脆仿照国外的产品做起了电源线插头，承包给浙江一家工厂来生产，让妻子辞职专门卖这个，一个月收入有500多元。
没几年，三口之家就攒下2.9万，还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装了电话——当时他们厂长家里都买不起这些。
也正是这些，给他带来了一场变故，差点没进去。
厂里早就对他的“暴发户”形象感到疑点重重，恰好仓库又连连失窃，被偷了一吨铜锭，所以怀疑他“监守自盗”，一度被公安带到“铁门铁窗”里施加压力、要求“坦白从宽”。
他向妻子交待：厂里可能不会放过我，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但清者自清，真正的小偷被抓住了。可年轻气盛的杨怀新咽不下这口气，于1988年3月28日正式辞职。
辞职之后，他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订了市场上能买到的所有报纸，一共73份，挤满了小小的房间。
忽然，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
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在这之前，国库券是不允许买卖的。一旦认购国库券，这笔钱就变成“死钱”了，急用的时候也没法换成现金，所以没人愿意认购，都是以任务摊派的形式分下去。而国家建设又急需资金，便决定放开管制。
杨怀新从电影《子夜》上看到过：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他就开始遐想，说不定能从中赚上一笔。
4月21日上午，杨怀新便揣着2万块钱来到银行门口。他反复地思考：国库券的票面利率是15%，而银行存款利率只有5.4%，即便券的价格跌了，坚持到期拿利息也比存银行划算啊。于是他以108元的价格全部买入。
下午迫不及待地去看行情，发现涨到了112元！他赶紧卖出，一天就赚了800多，相当于他两年的工资了。
这第一笔获利，给了他极大鼓励，犹如一根火柴擦出了他后半生的亮光。
不过，很快价格就升到高位，没什么空间了。
他又想到，既然全国有8个城市试点，那看看别的城市是什么行情？他托合肥的弟弟打听，合肥国库券只有98元，和上海的价差达到了5块多。于是他果断取出全部积蓄，又向亲戚家借钱凑够了13万，连夜赶往合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离开合肥时，他留下了一句灰太狼的名言：
我还会回来的！
其实合肥那边正发愁这笔钱怎么用活呢，巴不得他全买了。
就这样往返于上海和合肥之间，他连干了一个多月：到合肥之后就买国债，买完就回宾馆休息，到晚上就坐89次列车返回上海，第二天一下车就找好票贩子预定晚上去合肥的票。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每次回到家就是数钱。
那时候钞票都是10元面值，他就那样哗啦哗啦地数，一数就是四五个小时。后来实在“手抽筋”，干脆买了一台点钞机。
杨怀新用过的点钞机
但除了数钱之外，还有两大烦恼：
一是晚上兴奋得睡不着觉，二是箱子太沉，路上太累。
杨怀新的睡眠出现了大问题，晚上吃4粒安眠药也只能睡两个多小时。在火车上又不敢睡——有一次打盹，被两个人“拿错了箱子”，幸亏临座叫醒他，追了好几节车厢才找到，吓出一身冷汗，此后他再也不敢打盹了。
当时不能异地取款，只能带现金，行李箱越来越重。他称过，一万块钱重一斤二两，一百万就有几十公斤。
最麻烦的是过安检，X光一照，哇！都是人民币！他常常被当作小偷或贪官外逃，扣下来审查。
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去上海公安局请公安人员做保镖。600块钱一个月，两个人1200。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保障安全，二是为了拉个“垫背的”：虽然改开已经好几年了，但整个社会的思维还没有扭转，经常会出现“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音，他很担心异地倒卖国库券是违法的。请了公安之后，至少可以在辩护词上写道：
警察都不知道违法，我又如何知道。
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新闻：
上海已出现私人雇用贴身保镖……经营塑料电线业务的个体户杨怀新，经常携带巨款去外省洽谈业务，今年七月初，他聘请了一名私人保镖随他一起去安徽合肥出差，他说：尽管安徽的社会秩序稳定，本人又无私怨，但还是要预防万一。出差途中，他自买自带干粮，不接烟、不吃请。杨怀新的保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年轻人，身高1米80，学得一手好武艺，既有独立作战的能力，又懂政策法律，他为杨怀新配备了密码报警手提保险箱，并佩带了防卫器械……这位“保镖”说：客户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我当挺身而出。
杨怀新和“保镖”合影
自从请了公安，出门爽翻天。他们会提前开好执行公务证明，还带着枪，一路畅通无阻。到了外地，人家一看这么隆重，也非常配合。这让杨怀新饱尝了一番“狐假虎威”的滋味。
此后，他还专门雇了几个人到外面跑，发现哪里有低价国库券就给他打电话，先后去过山西、福建、河南、东北、山东等地。
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拼搏，净赚了一百多万。
随后，他申请改名“杨怀定”——因为“是改革开放使自己怀定了改变命运的决心”。
从此杨怀定名扬上海滩，江湖人称杨百万。这一年他38岁。
有一次，他的小侄女告诉他：
我爸爸说，别看你叔叔现在这么风光，政策一变他就会倾家荡产。
以前的铁合金厂同事也常常提醒他：
以后都是要秋后算账的。
更让杨百万害怕的是，他的事传到了高层那里，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文件上批示，看看我们制度上有什么漏洞，怎么让个人赚了那么多钱。杨百万听说后，再一次失眠了——他经历过那个年代，知道一顶帽子有多重。
冷静下来后，他去了税务局。
填完来访表，工作人员惊讶地说：
“你就是杨百万啊！我们老早就注意你了，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
“对对，我就是来问一下，买卖国库券需不需要交税？”
他们拿出《税法》查了查，没提交税的事。杨又问：
“是不是上边忘了？”
“好，我们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几天后，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和流通，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百万这才放下了心。
领导听说这件事后很高兴，专门在报纸上发了一篇《公民的纳税意识》表扬他主动报税的行为。而他则细心地把这份报纸保存起来，以防政策有变。
经过此事，杨百万才终于在证券市场放开了拳脚。
杨百万的故事日渐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效仿他去外地收券。再后来，外地人明白过来，就直接跑到上海，不经他们转手了。一时间，上海乃至全国都掀起了国库券热潮。
随着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杨百万把目光转移到了股票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有股票市场了。
1984年上海发行第一张股票时，杨百万就开始关注，但直到1988年7月1日，他才买了100股“真空电子”（用现在算法为1万股，场外交易），年底收到了1500元的分红。
但此时股市低迷，尤其是1989年，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股票更是大跌。但杨百万坚信党能够摆平局面，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此外，他还用有限的金融知识作了分析：
当时通胀率非常高，银行存款利率也被迫调高，已经超过了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这就导致“搞生产不如存银行”。而生产收缩，银行就难以把钱贷出去，所以这个链条是无法维持的。《中国金融》上也报道“这二年很多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已经变为负数”，更加印证了他的判断：利率极有可能要下调。
于是他果断清仓国库券，准备大举买入股票。
1989年7月14日，他来到西康路101号工商银行下属的静安证券业务部（那时银行和信托公司也做股票业务），以91元/张的价格买下了2000张面值100元的“真空电子”股票（相当于现在的20万股）——这是该营业部的所有库存。
填完委托单之后，他还给工作人员塞了一张纸条：
利率可能要下调，你们应该把国库券抛掉，全部买入股票。
果不其然，一周后央行宣布下调利率，国债下跌，股市上涨。
于是银行业内风传：
杨百万有背景，我们银行都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了，在股市如此低迷的时候他竟然不顾死活地冲进去……
其实杨百万早就做好了保守计算：
100元可以每年分红15元，20万每年分红3万，哪怕股票不涨，光吃分红也不亏啊。
在央行宣布下调利率的第二天，杨百万又来到静安证券营业部，准备加仓。
一大早，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他们只知道杨百万是做国库券的，便问道：
“现在利率下降了，你还来干嘛？”
杨百万点着一支烟，淡定地说：“买点国库券。”
队伍由西向南排着，只有他一个人由西向北站着。
8点半，当栅栏门打开之时，杨百万一个箭步冲到柜台边喊道：
“里面挂牌的股票我统统要，我全包了！”
后面的人大呼上当：“你不是说买国债吗？”
“本来我是要买国债的，但在跨进门的那一刻我改变了主意。”
他们又嚷：“买股票要排队啊！”
“我是在排队啊，你们由西向南排，我是由西向北……”
随后，股市开启了一轮大行情，半年后真空电子就涨到了800元，1992年涨到2000多，杨百万最高抛到2300元，平均卖出价大概在1000元左右。
西康路101号工行静安证券部的热闹场面
在股市，他又一次完成了百万级的飞跃。
“杨百万”彻底出名了。
有时候他往营业部门口一站，股价就会涨10元。只要他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就会有各种传言，要么是被抓起来了，要么输了钱寻短见了，要么是看破红尘隐居了。
那段日子他并不好过：
由于没有交易所，买卖股票要自己找对象然后去银行过户，股票上还印着上家的地址。他卖给人家的股票，股价一跌人家就回来要退货，他只好躲到宾馆里不敢回家。而当时宾馆又不让本地人住，必须用外地身份证、或者找熟人才行，麻烦得很。
为此，他全款买了几套房（其中一套在彭浦新村，总价8万元），这儿住住，那儿住住。
1990年12月19日，在黄浦路浦江饭店底层一个低矮局促的房间里，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了。
1990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从此，所有的股票和债券都要在场内交易，再也不会出现“退货”的事了。
从此，中国股市正式启航，规模越来越大。像杨百万这样的股民，也进入了证券公司专门设立的大户室。
大户室里几台电脑、一条热线，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亨们就在这里谈笑风生，BP机、大哥大的声音此起彼伏。除了杨百万，这里还有他的启蒙者孙鼎、自有资金达到3000万的杨卫国、最早运用技术分析的杨良正等等。
然而，随后的一场熊市，就把这些大户团灭了。
1993到1994年，股市遇到了开市以来的最大熊市，上证指数从1500点跌至350点。
杨良正在这场熊市中不仅输光了钱，还惹了一身官司。
杨卫国在国债期货上做多穿仓，3000万全赔光，进了精神病院。
孙鼎虽然耐心地从1500点空仓到了500点，却在500点跌到350点的过程中因加杠杆而遭到强平，四套房子和汽车全被收走，老婆也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杨百万也遇到了为数不多的亏损经历：上午买进下午就跌了，第二天开盘就亏8万。他一度对妻子说，我们还有20万现金，不买股票了，今后就拿这些钱过日子吧。
跌到三百多点的时候，上边也开始焦虑了。江主席安排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你去上海去开个会，把杨百万找来，听听他的意见，要怎么样股市才会好转？
会上，他们列出很多措施来讨论：如果我们出台XX政策，股市会有怎样的反应？
开完会的第二天，杨百万有了大动作。
久未露面的他，拿着20万来到当时上海最大的散户交易市场“文化广场”，一出小汽车就被股民们团团围住：
老杨，你看还会跌吗？
老杨，你看我现在是买还是抛……
老杨没有回答，笑着走到广场中央，对交易员喊道：
给我打一万股轻工机械！
闻听此言，广场沸腾了，大家似乎看到了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很快，“杨百万抄底”的消息就传播开来。
随着政府出台救市政策，股市开启了6年的大牛市，杨百万的股票市值也翻了4倍。这一次，他俨然变成了“救世主”一般的传奇人物。
但他并没有走完这轮牛市，1995年他就基本清仓了，然后以每平米1300元的价格买了两套商品房。
也许是见了太多“过山车式的人生”，他开始变得保守，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中。讲讲课，写写书，股票账户里只留下50万的资金玩一玩。
很多人开始笑话他，这么好的行情却退出来，看来他那老一套思维已经不能适应时代了。
但他不为所动，慢慢淡出股市，进入到人生的“高位盘整”状态——这几年走得太快了，他要沉淀一下，理一理思绪。
上海车牌拍卖到16万的时候，他把开了几年的夏利卖了。1997年手机被炒到天价的时候，他又把手机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再公开露面，倒是每个月都会买几百块钱的书看。
沈阳财经学院聘请他做经济学教授，每个月160元工资。他高兴地接受了聘请，但又把工资捐给了希望工程。他看到一个叫罗素珍的妇女被丈夫虐待致残、濒临绝境，就给她捐款请了一个终身保姆。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比起当年的2万本钱，今天我有了2000万，钱够用就好，养老也可以不靠国家了，除了抽根烟、喝个茶，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
更难得的，是他们夫妻的感情。
那时上海赚了钱的，很多人都离婚了，只有杨百万始终如一。
有一次他去南京讲课，晚上回宾馆后有不少女股民打来电话，其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先是称赞了他一番，然后不失时机地说道：
你真可爱，真想嫁给你。
杨百万回道：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我还是个穷光蛋，如今我儿子已经17岁了。
她又说：你什么时候离婚，我什么时候嫁给你。
杨百万说：我给我老婆起名叫“原始股”，原始股我是不会抛的，她在我没钱的时候跟着我，我当然要和她同甘共苦。
杨百万和太太在普陀山旅游
2021年6月13日，71岁的杨百万与世长辞。
他生前曾说：“我这一辈子离不开股市了，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撒到各个证券交易所门口。”
从一个普通的炼钢工人，成为中国证券史上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历经数轮牛熊而屹立不倒，留下了一段股海沉浮的传奇人生。
其实把他比作巴菲特并不合适，他与巴菲特的操作风格和理念有很大不同。
他更像利弗莫尔，有自己的一套操作系统，进退有度，超有耐心——在2001年~2005年的漫长熊市中始终空仓。
他是投机者中的极少数幸存者。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逐渐离去，后浪各领风骚。
但相似的财富故事仍然在每天上演，浪浪不息。
参考资料
中国股市十七年，2007，张志雄
股市奇才杨百万，鲁豫有约
杨百万，财富人生
从外滩到陆家嘴，第一财经
上海股民排头兵杨百万，2000，谢百三
做个百万富翁——杨百万自述，2002，杨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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