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新摘商业评论，作者斯可，图源图虫，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7月底，浙江卫视以隔空对唱的方式拉开了《中国好声音》第十季的帷幕。节目让导师那英、汪峰、李荣浩、李克勤和前几年的导师周杰伦等隔空对唱，屏幕上无数回忆涌现。
很难想象这个曾经引起全民“转椅子”风潮的综艺已经走过了十年，综艺最初的那批粉丝也已经从校园走向社会，步入而立之年。
这十年，《中国好声音》为华语乐坛输送了不少人才，梁博、张碧晨、袁娅维、周深等都已经在歌坛小有名气。
同时，作为现象级综艺，《中国好声音》在吸金方面也毫不含糊。10年间，冠名费、版权费、制作费等水涨船高，其背后的制作公司灿星文化也获得了资本的青睐，估值一度超过200亿。
综艺向来难逃综N代的命运，即便是被称为“综艺之光”的《极限挑战》也在第四季后，遭遇豆瓣评分9.2分到4.1分的滑铁卢。同类综艺《我是歌手》/《歌手》也在去年口碑遭遇下滑后踩下刹车，宣布是《歌手·当打之年》为《歌手》系列节目的最终季。
好声音做到第十季，如何保持活力、延长IP寿命成为节目组面临的难题。尤其十周年开播接连遭遇开局不顺，导师更换、海选停办、同类竞争等问题，这些都让本就处于劣势的好声音更加艰难。
与此同时，好声音背后的制作公司灿星文化近几年盈利也是一路下跌，今年2月份灿星文化三冲IPO折戟，被资本挡在门外。
当情怀不再，诸如好声音这样的综N代还能拿什么来吸引观众？ 又能拿什么兑换一张资本市场的门票？
《明星大侦探》的制片人何舒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综N代要维持热度，升级和创新是必然的，关键是如何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平衡。
虽然十年间好声音也在不断加入很多创新元素，比如把导师阵容，由4位导师升级为“4+4”的模式，召回吉克隽逸、吴莫愁、张碧晨、黄霄云四位往期明星选手作为导师助教，来辅助导师做决策。
但变化也不见得总是向好，如何既让观众有新鲜感又保持熟悉感是摆在综N代面前的难题。
好声音十周年首播以回忆杀和导师表演两大杀器作为开场，遗憾的是，这一炮没有打响。不少观众在网上吐槽，认为“4+4”的模式过于累赘，“四个导师就够唠叨了，这一季八个人，话密得让普通话不利索的李克勤插都插不进去”。
除了导师增加被诟病吐槽，原创歌曲含量过高也让很多观众感觉不适，新摘统计发现，在《中国好声音》播出的第一期中总共6首歌曲，其中3首是原创歌曲。而在后面几期，节目组也并未做出调整，第二期原创歌曲含量为55%，第三期更是接连6首原创歌曲，占比达58%。
要知道，《中国好声音》的根基仍然是“高质量曲库”，原创歌曲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很难带来惊艳的视听感。
当节目无法满足观众对音乐、情怀乃至故事性等期待，观众自然也就流失了。和前两季2.37%和1.2%的首播收视率相比，好声音第十季首播收视率仅为0.58%。
其实今年《中国好声音》能够顺利开播已是十分不易。先是遭遇导师阵容一波三折，早在去年12月官宣的首位导师周杰伦因疫情开播前宣布退出，网传的张惠妹、邓紫棋等也未出现在最终的名单中，迟迟未定的导师名单，让节目频频推迟，最终以那英救场，才最终敲定了导师名单。
但是在盲选过后，那英工作室发布声明称由于个人安排无法调整，随后廖昌永的接棒也没有笼络到年轻观众的心。
除此之外，在5月份，《创造营2020》等选秀节目“倒奶”“集资”等负面事件的爆发，网传选秀节目被全面叫停。一张不知来源的《中国好声音》的通知书在网络上传播，内容写道：“接国家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停止一切综艺节目的海选活动，《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坚决拥护国家相关部门决定，即日起，停止2021年《中国好声音》全国所有海选活动。”
彼时，《中国好声音》的选秀正在各地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海选这个挖人形式正是由《中国好声音》在2012年带起来的，在各省市举办好声音比赛，挖掘优秀学员。
尽管灿星制作副总陆伟曾对媒体表示，好声音的学员从来不是海选来的，而是导演从全国各地的学校、文工团等挖掘来的，线下举办的海选是一种灿星制作联合各地的合作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地面推广活动。
但海选的停办，还是对节目产生了一定影响，起码在国民参与度上就冷却了大半。
冠名费、广告费和海选授权费曾是好声音三大吸金渠道，如今却也增长乏力。
“正宗好凉茶，正宗好声音”，10年过去了，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上，华少用“中国好舌头”念出的这段广告语仍然深入人心。
从加多宝到法兰琳卡再到OPPO，《中国好声音》的冠名费一路水涨船高，在2016年以前，四季节目的冠名商都为加多宝，总连续冠名费超8亿元。
彼时的《中国好声音》风头无两，第四季巅峰之夜前播放的60秒硬广，广告费高达3000万元，每秒50万，刷新了中国单条广告最高价格。
一切在2016年发生了转变，合作4年的老金主加多宝停止赞助，节目陷入版权纠纷，好声音改名《中国新歌唱》，连标志性的“转椅子”也改成了“导师战车”，原有好声音的传统元素也都不见了。
或许是得益于过往几年的影响力，更名后的好声音依旧引来了冠名商的角逐，法兰琳卡和OPPO在此后两年的冠名费分别为4亿和5亿，高于加多宝金额。
但从营收数据上看，“没了加多宝”的好声音的确走了下坡路，2017年好声音的节目收入从6.6亿降至2019年的4.6亿。尽管灿星在2018年重回夺回了《中国好声音》的使用权，也未能挽救下落颓势。
好声音的收入除了来自冠名和广告，还有一大部分来自海选授权。海选授权是公司授权承办方以“中国新歌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名义进行海选，公司收取授权费，海选承办方可以独立进行招商。
在2016年以来，《中国好声音》的海选承办方一直是腾扬广告，2018年-2021年海选授权费平均6000万元，稳居衍生业务收入一位，占比30%左右。这部分因为有着较高的毛利率（最高在2019年达65%），每一季都能为灿星带来不少收益。
2017年-2019年，《中国好声音》吸金能力逐年下降，但授权费却逐年增加，占总营收的比例也由2017年的7%增至2020年的13%。
海选暂停或许不会对节目选手产生影响，但随着《中国好声音》广告吸金能力的减弱，海选暂停无异于雪上加霜。
对广告赞助来说，内容是根本，但是随着优质曲库的逐渐见底，宝藏歌手已经被挖掘大半，如何提升内容质量找到新的增长点，是摆在《中国好声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好声音背后的制作公司，与好声音唇齿相依、共生共荣。
今年2月，灿星文化三冲IPO折戟。这个靠《中国好声音》走进资本视野的公司，三年三次冲击IPO均遭遇失败，至今未能实现其A股综艺第一股的梦想。
灿星文化最初是美国新闻集团旗下星空传媒子频道星空卫视进入中国时成立的制作公司，后经由多次股权转让，现由上海星投控股，持有股份65.7%。
根据灿星文化的招股书显示，好声音在灿星文化的营收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2017年至2019年，《中国新歌声》、《中国好声音》节目制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2.33%、32.96%和26.67%。可以说，好声音的运营情况会直接影响灿星文化的营收。
2016年后好声音出现颓势，而灿星文化的营收也自2016年达到峰值后呈现断崖式下跌，从2015年到2020年6月，灿星文化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62亿元、27.06亿元、20.58亿元、16.53亿元、17.33亿元和3.45亿元。
对好声音的单一依赖成为灿星文化必须要解决的痛点，为了摆脱这种依赖，灿星文化近两年不断拓展新综艺，并有意识增加受托承制节目的比重。《这！就是街舞》、《即刻电音》等便是采用该模式，即公司根据节目播出平台（电视台或网络平台）的特点和要求研发节目，公司承担节目的创意和制作，并向客户交付节目产品，在节目交付后根据合同约定方式经购货方确认后结算收入。
2017年-2019年，灿星文化受托承制模式的收入在快速增加，占比分别为1.73%、11.74%、和12.22%。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更是加大了该类型的投入，播出的节目中《出发吧，师傅！》、《爆款来了》第二季以及《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衍生节目《师父！我要跳舞了》均为受托承制，收入占比达47.17%。
但是，高占比是在未计算《中国好声音》营收的情况下，另外，受制于高昂的制作费用，受托承制是毛利率较低的一种创收方式，未来不见得能支撑起灿星的利润增长。
所以短期内灿星要想摆脱对《中国好声音》的依赖还很困难。
随着行业环境的变化，红极一时的好声音渐显颓势，虽然依旧有广告主和品牌方为其买单，但资本市场似乎已经不再为此买账，错过最佳上市时机的灿星文化未来上市之路也是布满迷雾。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几年，好声音确实为音乐市场注入了一大批新鲜血液，但当情怀不再，好声音的内容价值逐年贬值，节目的商业价值又能兑付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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