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自公众号毒眸，作者陈首丞，编辑张友发，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上映第7天，《我和我的父辈》票房突破了9亿，观影人次也突破了2000万。
虽然相比同档期《长津湖》27亿票房，5681万的观影人次略显不足，但作为系列第三部，“父辈”的票房表现仍有延续。口碑方面，“父辈”豆瓣开分7.0，在这个国庆档也算保住了基本盘。
“我和我的”系列的特殊性在于，其故事之间并无内容上的关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续集，而是依靠概念和拼盘电影的形式形成的三部曲。
拼盘电影，顾名思义，是由一位导演或者数位导演创作的集锦式或单元式电影，往往由数个短片一起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涉及主创人员众多，短片之间没有太多逻辑关联。
如今更为大众所熟知的拼盘电影，是献礼片和电影类型结合的结果。这类电影对于盛大的纪念日有一种仪式制造效果，也能够完成明星和导演的拼盘，形成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规模效应。
第三部的“父辈”上映后，下一部“我和我的”还是否会诞生，或者形式上是否会产生新的变化，还存在变数。自《我和我的祖国》以来，被验证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拼盘电影”类型，其价值也有待重新评估。
在《我和我的祖国》之前，拼盘电影在商业电影领域中一直处于小众范畴。在国内屈指可数的拼盘电影当中，爱情片占了绝大多数。
据毒眸不完全统计，2004年-2019之间的12部拼盘电影里，有9部主要的类型元素是爱情。甚至可以说，“祖国”之前，“拼盘电影”几乎是爱情片的专用类型。
爱情拼盘电影的雏形，或许可以追溯到1999年张杨执导的《爱情麻辣烫》，虽然该片在电影市场上影响力不大，但多对男女恋爱故事的拼盘，给此后的模仿者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基本对象。
此后的十年，拼盘电影大多数时候都是导演们偶一为之的小概率事件，直到《全城热恋》的诞生，将爱情拼盘电影变成了中国特色类型片。
2010年，王家卫御用摄影师夏永康拍摄首部长片电影，在港圈积累的人脉让他邀请到了众多明星客串，拼盘电影的形式又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剧作和拍摄的难度，最终收获了1.29亿票房，成为拼盘电影空前成功的典型，也推动了此后爱情拼盘电影的流行。
全城热恋获得高票房后，夏永康趁热打铁，与搭档陈国辉一起，又邀请众多知名大牌演员，以同样的形式拍摄了《全球热恋》，再度收获5818万票房。
此后，爱情拼盘电影的模仿者甚众，《北京爱情故事》和《咱们结婚吧》都在当时的电影市场里获得了不错的商业回报。
不过，爱情拼盘电影的形式并非万能灵药，模仿者中失败的也不少，其中最为惨烈的便是《奔爱》。
2015年10月，《奔爱》召开定档发布会，在发布会的展示环节里，管虎、滕华涛、高群书、张猛、张一白五位导演坐镇，五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全球5个地区，同时还有章子怡、彭于晏、佟丽娅、周冬雨等大牌明星参演。
营销造势上噱头十足，但《奔爱》以超过《北京爱情故事》数倍的投资和主创规模，却没能换来数倍的票房，只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案例。
上映后，《奔爱》口碑跌至冰点，如今豆瓣评分仅为4.0分，在几位联合导演的作品履历中均为最差，其票房收益也仅有4700万，参照其制作规模的话，不仅成本难以收回，恐怕还有许多亏损。
一位编剧告诉毒眸，相比于其他类型，爱情片更具备做拼盘电影的合理性。在统一的爱情主题下，编剧可以处理不同年龄段的情感关系，让同一部电影尽可能地触及更多年龄段的观众，以获得更大商业回报。这也是国内爱情拼盘电影众多的原因。
不过，不同的情感关系的处理复杂，实际操作时很难达到理想状态。尤其以《奔爱》为例，五位导演在爱情片领域并非都有所建树，几位导演在采访中就曾表示过：“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懂爱情和女人”。不懂爱情的导演们，并不会在拼盘电影中突然学会拍爱情片，盲目攒局导致的水平下滑并不在人意料之外。
“其实都是在模仿《真爱至上》嘛”，这位编剧又补充说道：“但许多都弄巧成拙了”。
相比于单个导演创作的集锦式电影，多位导演合作也容易因为风格不统一，呈现出割裂感。这类拼盘电影的普遍问题在《奔爱》中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导致了其票房口碑两个层面的惨败。
直到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横空出世，仅十一假期期间就收获19.6亿元票房，一举拿下档期冠军。极高的票房和不错的大众口碑（豆瓣7.6分）加持下，续集《我和我的家乡》也迅速立项，仅用时5个月便制作出炉，最终收获28亿票房，让拼盘电影这一形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和我的”系列的成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拼盘电影的弱点后，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成绩。
若以世界电影的眼光来看，拼盘电影本身就带着献礼气质，与具有纪念意义的节日氛围脱离不了联系。
1995年，正逢电影诞生百年之际，张艺谋作为四十位导演之一参与创作纪念电影之父卢米埃尔的电影，其拍摄本身便有许多限制，如用卢米埃尔制作的老式摄影机拍摄，不能同步录音，一个片段片长仅为52秒等等，用以强调和纪念日本身的契合感。
2007年时，戛纳电影节为庆祝六十周年，也曾邀请35位曾在戛纳获得荣誉的导演各拍三份钟短片，总电影取名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具有浓烈的纪念意义和迷影气质。除此之外，国内导演参与的拼盘电影项目还有陈凯歌《十分钟年华老去》，姜文《纽约我爱你》等等，都是受邀拍摄的纪念电影。
在这些国外主导的拼盘电影里，纪念的意义往往超过了电影本身，拍摄出的电影成品不存在商业属性，其用意也非盈利。
“我和我的”系列的诞生，则是在巧妙地抓住了拼盘电影的核心“献礼”的情况下，同时又将此种类型极大程度地商业化了。
2019年国庆档时逢建国七十周年，七个导演拍摄七个中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我和我的祖国》在极为浓重的节日氛围中以一种极为契合观影氛围的姿态诞生。
在沿用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大明星拼盘的思维下，《我和我的祖国》一开始便抓住了第一批观影用户，首日票房2.9亿，国庆节当天更是达到了3.88亿的成绩。
我国历来便有在重大纪念年份，拍摄献礼片的传统。在建国60周年的节点，《建国大业》相比之前的献礼片，采用了更加市场化的宣发方式，并且聚集了172娱乐明星演出，制造出不小的媒体噱头。
相比《建国大业》的伟人视角，《我和我的祖国》以普通人的视角回望历史，更能让观众有代入感。在总制片人黄建新最初的设想当中，就是为了拍摄“历史瞬间，全民记忆”的故事，来见证历史。
《我和我的祖国》淘票票评分最终达到9.4分，豆瓣评分目前仍有7.6分。上映后，在“原来主旋律也可以这么好看”的口碑号召下，《我和我的祖国》最终票房达到了31.7亿，位列中国电影票房榜第十名。
独特的献礼性质与商业片的操作方式一结合，便诞生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高光时刻。商业主旋律大片的成功也让“我和我的”成为了具有IP性质的可复刻产品，《我和我的家乡》便在这样的逻辑里迅速诞生并被推向市场。
宏大的命题下，献礼片创作者本身也有不小的压力，很难交出让各方面都满意的成果。在《我和我的祖国》之中，小人物的行为逻辑相对来说更容易把控，也更容易触达观众。拼盘电影的形式则巧妙地解决了制作时长和叙事难度两大问题，将家国情怀的大主题化整为零，以一种轻盈的姿态切入了观众的情感当中。
可以说，不仅仅是主旋律献礼片让曾经仅仅作为爱情类型片专用形式的拼盘电影焕发新生，拼盘电影这一形式也让主旋律献礼片更为容易地触及大众，最终共同造就了“我和我的”三部曲的诞生。
拼盘电影的未来，仍然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与人和。
此前，《我和我的家乡》总策划张一白在接受专访时曾表示，“家乡”的成功在于国庆中秋双节氛围浓厚，同时受近年短视频平台的洗礼，观众在审美上能接受短片形式。此外，影片是影院复工后的第一部大体量喜剧，希望给观众一个情感的释放出口。
但强视效的大片始终是主流需求，尤其是疫情造成的供给不足之后。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毒眸，相比于短片形式的拼盘，观众还是更渴望在电影院看到像《长津湖》一样的“大片”。
而这类拼盘电影，也需要考虑上映的节点性。《我和我的祖国》能够取得巨大的票房成功，和占据了七十周年献礼的重要时间点有关。献礼性质的拼盘电影如果没有很好的上映时间支撑，在同大众的情感共鸣上就弱了一层。
如何保证不同单元内容的统一性，则是拼盘内容最大的命题。《我和我的祖国》概念性更强，不同的故事通过线性时间里发生的历史事件，相对流畅地结合在一起。而对之后的拼盘电影，如何找到不同单元的衔接点则是个考验。
一位编剧告诉毒眸，长篇电影叙事难度很高，对人物的挖掘也需不断纵深向前。短片或者拼盘电影只需有一两个创意点就能撑起来，对人物的挖掘也止于浅层。
得益于此，拼盘电影的操作会更高效省时，《我和我的家乡》可以在5个月内的短制作周期内完成并迅速投放市场。
但相应的结果是，如果不能够往下继续挖掘深层含义，拼盘电影也就没法给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因为这种电影是见底的嘛，你一眼就知道它要干嘛，观众很容易就看累了。”这位编剧补充道。
从《祖国》到《父辈》，拼盘电影仍在向观众展现出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众星云集的明星效应，高效创作带来的短制作周期，以及新人导演的大胆尝试（《父辈》中的章子怡和沈腾均为第一次导演电影）。
更重要的是，只要拼盘电影中的一个单元口碑不错，就能带动整体的票房上涨，拉动观众进入影院。
但拼盘电影也还有拓展的空间，一位创作者告诉毒眸，在他的理想状态里，拼盘电影中的情感模式应当是多核的，“爱国当然是主旋律，但爱国之外也可以有很多次要的核心”。
可以预见的是，《我和我的父辈》最终仍能有15-20亿的票房营收，大众观影的基本盘仍在，拼盘电影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商业主旋律的有效形式。
但若想要复刻《祖国》和《家乡》级别的成功，在基本盘之外，除了有一个明确动人的主题之外，创作者如何突破拼盘电影瓶颈，打破观众审美疲劳，也是重中之重。
本文（含图片）为合作媒体授权创业邦转载，不代表创业邦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editor@cyzone.cn。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