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源创业邦专栏蓝洞商业，作者赵卫卫，图源图虫，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十三邀》上，许知远问过马东，马东觉得父亲应该不会喜欢《奇葩说》，因为太闹心了。那么沿着这个思路问下去，《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呢？
——北京什么最慢？
——北京地下铁的工程最慢，到现在那儿几个大沟还没有埋上呢。
……
——你说北京什么最短？
——最短？我说北京出那灯泡寿命最短。（众笑、鼓掌）
——怎么了？
——不到三天就憋一个。
——也许是个别的。
——后来换了一个不憋了。
——那还不错。
——灯口掉下来了。
……
——北京什么最多？
——北京这两年涨价东西最多。
——北京什么最贵？
——北京西红柿最贵，一块五一筐。
——那不算贵啊。
——一筐挑出仨能吃的。
……
这个片段，来自马季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的相声《北京之最》。因为在相声中讽刺了北京社会中的诸多落后的现状，比如楼道拥挤、停水停电等问题，击中了当时社会情绪，引起了广泛讨论。
那是马季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如果说前一个高峰期是歌颂型相声，那么80年代初的高峰期，则是批判讽刺现实主义相声。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作品就是《宇宙牌香烟》，讽刺当时市场上伪劣产品通过广告推销以假乱真。
相似的笑声出现在米未最近推出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互联网体检》同样都是批判讽刺现实主义的。这个节目是这档综艺里最先播出的，也是传播范围最广的。
面部识别能洞穿你所有的个人隐私，体检前要先看广告，想要关闭广告必须成为会员，即便成为会员也关闭不了弹窗广告，然后诱导下载APP，购买加速包，最终落幕在直播电商的演戏炒作卖惨带货……
讽刺喜剧往往都是时代和社会的尖锐批判武器，《互联网体检》甚至讽刺了节目播出平台爱奇艺，这和《北京之最》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都是现实主义批判的余晖。
在做喜剧这件事上，马东是绕不过去马季的，如果马东的喜剧综艺能搞成，第一功劳肯定是马季。
马季是不愿意马东干相声这行的，在老子后面吃相声这碗饭，“没有出息”，他不愿意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毕竟世家子弟很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少之又少。
马季当时还说过一句得罪人的话：我太喜欢相声了，但是我太讨厌这只队伍了。“我可以克服相声界的一些坏习气，但我担心我的儿子随波逐流。”
即便当年马季一年有8个月不在家，但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马东怎么会不耳濡目染受到熏陶。
就跟马季十几岁时在上海学徒，跟着电台学刘宝瑞的相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一样，马东四岁半就能背出整段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这把马季吓了一跳，一问，才知道是马东是跟着收音机学会的。
马东当然喜欢相声，小时候就偷偷翻看马季创作的本子，一边看一边在房间里哈哈哈大笑。马季过去一看，原来是马东在看刘宝瑞的《四大本》，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笑，笑完之后马东都掌握了。
马季曾创作过一个相声《地名学》，兴致勃勃写完之后叫来马东，十几岁的马东和妈妈一起听完了，马东说了句：思想性不强。马季后来想了想，改得巧一点，趣味性更强，后来在全国青年联合会上表演，观众非常喜欢。
“马东的一句话使我对相声的认识变得更成熟了。”马季晚年时回忆。
观众看的是光鲜舞台，家人才知道幕后生活里的烦恼。马季是个随和的人，但马东七八岁时就见过父亲修改作品的无奈，当时他就知道一个词叫“枪毙”，“当你能说到狠处，但是又不让你说到这个程度，那种难受的感觉你是知道的。”
马东没有重蹈父亲的覆辙，18岁就到澳大利亚打工留学，倾家荡产凑足了3万人民币兑换成1万澳元，一半学费一半生活费，临走前夜，父亲马季给儿子的赠言是自己13岁去上海学徒的艰辛。
那还是1947年，马季去上海宏德织造厂造枕套和台布，师傅睡在白天熨布料的台子，马季只能铺个席子睡地上，早晨起来给师傅倒马桶、端脸盆，毕恭毕敬伺候师傅吃早饭。
父子二人都是吃过苦的，马东留学澳洲也是去经历人生的窘迫，他不光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学习计算机，还要天不亮就去皮件厂打工，在酸臭的工厂里把袋鼠睾丸皮洗干净揉软后制成女士钱袋。
所以，多年后许知远在《十三邀》里念起悉尼的大都会气派时，马东的回应是，“这人想多了”。
即使后来拿到绿卡，一天的工资比父亲一个月的都高，但马东仍觉得这是漂泊异乡，他学的是计算机，心向往之的却是艺术。
名人之后的复杂就在于，25岁的马东会拿父亲的25岁跟自己比，当时父亲已经写出相声《找舅舅》小有名气，而马东当时的自我评价是：一事无成愧为人子。
不光自己比，舆论也会比较，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东回国后的表现都拿来归功在马季的光环和羽翼之下。不论是在湖南卫视做《有话好说》，还是竞聘央视主持《挑战主持人》《文化访谈录》，马东努力找寻一个主持人的机会和位置，其实恰恰是在违背父亲不希望他成为公众人物的愿望。
那是名人之后的自我证明，就像虽然他没干相声这行，但很早以前冯巩跟马东说：你早晚得干这行，马东觉得，“会否被他不幸而言中呢？只有天知道。”
马东是善于抓住时代脉搏的。
2013年，爱奇艺的后台数据显示，移动端首次超过PC端，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潮流，这一年他加盟了爱奇艺。
还是沿着文化而非娱乐的老路，他在爱奇艺推出的第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汉字英雄》，乍一推出，就陷入了侵权风波，因为这个名字是《南方周末》首创的，嘉宾名称也叫“汉字先生”，商标注册时间也早于爱奇艺。
但《南方周末》吃亏在，当时只是把“汉字英雄”作为晚会的一个环节，而马东先人一步，直接请来高晓松、于丹、张颐武等人做成了知识竞赛的综艺节目，后来连做了三季。所以即便有争议，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再一次验证了马东的身段柔软和灵活变通。
第二季《乐队的夏天》已经不如第一季好评如潮，再办一年会更好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就退而求次，转头到喜剧这个红海中做微创新。所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有此前诸多喜剧节目的影子，比如《认真的嘎嘎们》《今夜百乐门》等等。
节目中，马东笑得开心，他没有装，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完整节目的真实表现，这种“即兴发挥”跟相声里的“现挂”类似，其实延续的是他从电视台以来的主持风格。
“当一个喜剧专家挺悲哀的，老要看门道这多难受”，“只要你能获得观众掌声，你爱干嘛干嘛”，马东总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普通观众的姿态，而不是像李诞、徐峥一样输出观点鲜明的点评，他是组局者，而非舞台上的裁判人。
但事实上，他不懂“漫才”吗？不懂脱口秀吗？他帮父亲整理的回忆录里，清清楚楚写着马季当年去日本访问时对漫才等一众艺能节目的观察，马季当年在政协会上，早已经表达过相声要向美国脱口秀学习的观点。
节目之外，出来接受采访的不是米未联合创始人牟頔，事实上她才是说服大家做这档喜剧节目的人，即便她知道的幕后更多，接受采访阐述米未做喜剧理念的还是马东，依然是在传达拥抱年轻人、正向的价值主张。
如今，你很难再去捕捉马东的另一面，精于表达的马东不会轻易对外表达出对很多事物的喜好和品位。曾几何时，他也跟父亲辩论过相声的社会作用，父亲是持否定态度的，“只能把该说的说出来，再说俩人就冲突了”。
值得称赞的创新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不光要有五花八门不同类型的喜剧，还要有喜剧诞生的过程，所以每个作品都署名了编剧名字，演出之后马东也会让编剧讲述一番创作过程，这是在放大编剧的作用，更加尊重创作本身。
如果回头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对创作本身的尊重，也是马东搞喜剧的应有之义。
晚年的马季反思过相声的低迷，他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创作上，笑料都是前辈们一再反对的“外插花”，结构不是结构，包袱不是包袱，所有包袱都似曾相识。
“相声的正确创作道路是‘深入生活’，过去我们去农村蹲点，7个月才写出一个相声的本子来。现在是什么？‘电脑时代’，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是感情呢？感情上你不跟生活连接，能出不朽的作品？”
1963年，马季跟着文化工作队到山东文登县的农村生产队下乡，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数月收获颇丰，回京之后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马季演了《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主席微笑着握着马季的手说：“还是下去好！”
晚年的马季对媒介之于喜剧的影响是有反思的，他后来的《五官争功》等作品都是在各地体验生活写出来的，他也乐意去与观众面对面的演出，“相声是老百姓捧起来的，你就要回到老百姓希望你去的地方。”
这就跟《脱口秀大会》后，媒体对周奇墨和笑果文化褒贬不一，是一样的。马季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里，觉得自己不再适应央视这样的电视舞台，“离开了面对面，生命力就差了。”
谈到相声的复兴之路时，马季不无动情地说：我们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千真万确的，这是真理。他想起侯宝林临终前，在病床上拉着他的手说：马季，即兴发挥是相声的主要技巧，千万别丢了啊。
《十三邀》上，许知远问过马东，马东觉得父亲应该不会喜欢《奇葩说》，因为太闹心了。那么沿着这个思路问下去，《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呢？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马季是喜欢“谐音梗”的，他的艺名实际来自匈牙利电影《牧鹅少年马季》，但他说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
部分参考资料：
《马季：未完成的功课》，南方人物周刊
《只有大众，没有文化》，王小峰
《一生守候》，马季
《我的父亲马季》，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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