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企业家会被观察和评判,不过,批评柳传志似乎成了一件特别流行的事。
这其中的悖论在于,柳在企业界口碑颇好。他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心存敬畏,例如孝道,诚信及谦虚。他有极佳的沟通界面,听任何人讲话都眼神聚焦,极度专注,最讨厌迟到和交流时看手机。不管比他年长还是年少的企业家,都愿意尊他为兄,他也曾是多个企业家组织的灵魂人物。如果以资产论,他在中国企业家中连前50名也排不进去,如果以辈份论,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有任正非、宗庆后、张瑞敏等。可比他富有的人没有他挨骂多,和他一样有影响力的人也没有他挨骂多。
而且他挨骂的层次很丰富。退休前挨骂,退休后也挨骂;和他有关的事会挨骂,如联想控股的业绩,和他无关的事也会挨骂,2011年他已卸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但每逢集团有事,外界常把他和杨元庆拉在一起骂;他因为历史挨骂,如拐大弯的改制策略,他也因为现实挨骂,如所谓的“柳氏控制了某某行业”;发展遇到挫折时,有人会觉得证明了柳“贸工技”路线贻害无穷,略有起色时,又有人觉得不过是“资本家”的胜利。
在此仅从叙事角度分析,围绕柳传志的叙事回路是怎样形成的。企业家叙事是我一直研究的课题,再次强调,叙事与品牌、公关不同,它不由叙事主角自己掌控,而来自多种合力。在碎片化的时代,公司价值建构于叙事之上,没有叙事支撑的企业和企业家即无灵魂又不可信,叙事可以转化为业绩,也可以转化为负资产,要成就或摧毁一个人,都可以从叙事开始。
发生在柳传志身上的撕裂实属罕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残酷的理论:真相很重要,但前提是它得显而易见才行,这是真相往往不足以阻止虚假叙事的重要原因。
例如1990年代中期,关于用什么样的助理,柳传志曾和四通集团创始人段永基还私下有过一番讨论。柳的看法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嘴严,另外要是男的,出差去哪都方便。最后一点,也是他特别在意的一点,不能利用身份和资源为个人谋利益。
那现在问题来了,假设有人问:段永基能给你证明嘛?就算能证明,你在此之前不是也用过女秘书?或者说,一个人在联想工作了三十年多年,给你做过半年多秘书,算不算一日为秘书,终身为秘书?
任何一个质疑,解释起来,还真需要一篇论文。
自我叙事
在柳传志的自我叙事中,他是个谨慎、常怀战战兢兢之心的人,又极为求实,底线明确,不说假话。
这种态度是柳从1984年创业以来沉淀下来的智慧。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战略与能力之间会出现错配,常有十口锅七个盖子的情况, 柳则说自己会为十口锅留十一个盖。“我这儿钱一定得游刃有余,绝不能绷得很紧,如果不留余地的话,我会压力会很大。”他的原则是要有备量,他经历过变化,很多公司都受到了冲击,“我们还算富余,地主家有余粮”。
柳传志曾探讨过关于“勇敢”的话题,“勇敢?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勇敢,我觉得我怂的不得了,最软弱了,还勇敢什么呀。”
2001年联想IT业务如日中天,柳传志却要转身进入投资。在这一年4月20日,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两家公司,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总裁,郭为出任“神州数码”总裁,关于这段历史,多有记录,认为柳主要是为了解决接班难题,让杨元庆执掌联想集团,负责PC业务;郭为执掌神州数码,专营代理和软件业务,容易被忽略的另一个背景是柳传志居安思危的心态。其实柳出发点之一,就是加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特别是面对高科技领域的不确定性,不要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
柳传志善于用直白、形象甚至有点土的掉渣的语言来讲管理问题,如“选马不如赛马”、“纳鞋底”、“跳出画面看画”等,其中很多都与谨慎相关。如拧桌腿理论,一次不要把四条腿全拧紧,这样便于调整;如“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种着地里的”,如“瞄着打不要蒙着打”。尤为体现他谨慎之心的是联想极为重视的复盘理论, 1990年代末,他读曾国藩的传记,书中提到曾国藩有一个习惯,就是做完一件大事之后,点一炷香,把整个过程细细地想一遍,柳传志感觉这种做法很符合自己的思考方法,而且简单有效,由此把围棋中“复盘”一词用于企业管理,并将之衍生出一系列方法论。
联想控股刚成立,柳传志没做过投资,领军人物朱立南做投资也是新手,学习的方法就是复盘,每个投资项目清算都会有长长的业务报告。最开始连可复盘案例都没有,最现实的方法就是解剖联想,于是把联想历史上所有差强人意的业务,都作为学习案例全面复盘。后来每投一家公司就开始琢磨,到底哪里好哪里坏,有的“反思回忆录”厚达十几厘米。
“复盘之祖”曾国藩也以谨慎出名,未思胜,常思败,才立于不败之地。以复盘为工具的不止是联想系,多家世界500强公司都在用,但早期最能将复盘精神落到实处,而且反复强调其重要性的还是联想,这是柳传志个人精神的投射——谨慎之人才会从后视镜中看未来,而复盘的精髓就是质疑与反思,从梳理最初目标开始一路刨根问底,探究导致结果与目标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然后总结和体会,来避免在同一块石头上反复跌倒
柳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代末联想办过一个养猪场,当时国家正在物价闯关,猪肉价格飞涨,他就特别担心员工挨饿,吃不着肉,因为他自己是从小饿怕了,于是拿了10万块钱,让一个山东的员工在当地办了一个养猪场,后来这招还没用上,物价很快回稳了,到1992年养猪场就取消了,这个细节反映出他“稳健”的做事风格。
可柳并非一味小心谨慎,在需要做决断的时刻,他体现出超越常人的勇气。特别是创业之初,他经常会有“一篮子鸡蛋全赌上”的动作。他认为创业者没有孤注一掷的劲头也不行,有了一个方向后,一定会把全部筹码都压上,如联想集团2004年收购IBM的PC业务。在面对冲突时,他前期可能会多次忍让,但若忍无可忍,则不乏雷霆手段,如倪光南的出局和孙宏斌入狱。
创业之初,联想每年都要遭遇几次要死要活的大事。柳的谨慎与果敢,建立在他对大局的判断和对本质的把握上。
一个人的自我叙事,也体现在他欣赏哪些人。柳传志认为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是真正具有实业家精神的人。有一次柳传志和他们开座谈会,当时各种生产要素都在上涨,人民币汇率也在变化,蔡东晨发现苗头不对,坚决转型,而有的企业则因为没有能力改变,最后困死在原地。
柳传志由此将蔡东晨称为“老虎”,坚毅果敢,精力充沛,从不抱怨,这是柳最看重的企业家特质。
他也很看重孙宏斌,孙的崛起是他刻意栽培的结果,当时在内部新老冲突之中,他明确站在年轻人一边,还为孙宏斌搬走过路上的障碍。但柳又有不可触碰的底线思维,在孙过界后将之打落谷底。他曾告诉我,孙宏斌有三个最大优点:第一点有极强的上进心,不是一般的强,是极强。第二,有非常强的坚韧性,打倒了再爬起来,这很了不起,第三有一眼看到底的能力,能判断一件事做与不做的关键在哪儿。
柳传志觉得,民营企业家五彩缤纷,有人愿意冲,有人保守点,都应该支持,但冲的时候你别踩了底线,“这事咱们一定要说清楚”。
柳传志和任正非一样,都是在40岁之后中年创业,价值观稳定,叙事风格也相对简单清晰。然而,理解这种简单清晰,需要放在商业史的背景中。
叙事的变形
让柳传志反复挨骂的事,集中在如下几点:柳倪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贸工技”与“技工贸”之辩,孙宏斌事件、股权改制、5G投票事件等,在这些问题上,叙事走向了不同方向,而在传播率极高的流行叙事中,柳的谨慎,成了保守,柳的求实,成了犬儒,柳的果敢,成了狠辣,柳对大局的判断和对本质的把握,成了权谋之术。
如果耐心分析,会发现这些陈年旧事往往经过了改头换面,又引发对柳传志当下的评价。
如关于柳倪之争,在1994年春夏之交,国内曾掀起了一波关于是否应该发展集成电路,拥有自己“中国芯”的讨论。联想内部所谓“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分歧,就在此时激化。倪光南主导下,联想准备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目标就是生产计算机专用芯片,据说柳传志也曾组织团队反复调研,但他最终在6月份否认了此方案。
我们说过柳即谨慎,也不乏胆色,他早期常说的一句话是“你要想做西装,要先从扎鞋垫做裤衩开始做起”。从他的角度看,联想若当时进入芯片,哪里是从鞋垫跳到西装,简直是直接跳到了晚礼服。有人说联想集团很早就开发芯片,只是后来中断了,这并不准确。因为那只是汉卡的专用芯片,只有局部功能,集成密度没有通用芯片那么高。到1994年,联想把汉卡里边一大部分的硬件,做成了一个门阵列,也就是微缩的大芯片。
倪光南从更长远、积极的视角,希望联想能投入这场“中国芯”的宏大叙事,可对柳传志而言,产业报国是联想愿景,但芯片不同于汉卡,需要压上联想一针一线积累的家底。他深知所有人都可以为过程鼓掌,但只有创业者本人要为结果埋单,自己不能允许公司进行一场赢率不大的冒险。
商业本质是一场暴力美学,任何不关核心业务的事情必须暴力扑杀,任何建设核心竞争力的投入必须暴力下注。暴力的一个前提是敢于把特定阶段非核心的一切都扔掉,将所有的能力铺在最小的点,产生最大的压强,这就是“取舍”。对一位创业者而言,特别在创业早期,早晨起床时或许心怀改变世界的愿景,晚上睡觉前最闹心的还是现金流别断。
如何找到自己的暴力下注点?所处的产业环境、可调配的资源、所面对的市场变量很多,实在难以一刀切。马云如果当年不是先发展中供系铁军,出手就建“达摩院”,早就没有阿里巴巴。华为如果不是三十年来追随式创新加连续型创新,也无法颠覆通信产业传统格局。柳传志与联想曾因这段历史颇受批评,可时空平移,如果走“技工贸”的道路是否为联想当时的最佳下注点?企业家领导还是科学家领导,能带领公司走的更远?都值得商榷。
再如孙宏斌事件,两位主角自己已一笑泯恩仇,现在还常有私人交往。“追杀叛将”的故事并不新鲜,任正非也曾在公司内部成立“打港办”,对爱徒李一男的港湾穷追猛打,直至兼并。
至于产权改制,它影响企业的永续发展,2000年前后,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经理人激励难题”集中爆发,一些事实意义上的创业者,无法正当获取“股权”激励。很多人通过曲线MBO铤而走险,以致锒铛入狱。这固然与当时体制缺陷有关,也与企业家对企业做大后带来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等对权力制度性限制不敏感,还停留在创业初期自由王国的迷梦中,只看到制度漏洞,忽略了漏洞中的杀机。
产权不清晰,即便狂奔时不会成为掣肘,交接班时也容易爆发,因此必须提前排雷。出生于1951年的王石,自2001年就将总经理职位交给郁亮,可因为万科遗留下的股权分散缺陷,引发了持续三年的“万科宝能股权大战”。王石再次披甲上阵,直到2017年6月30日才正式辞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真正退休。
围绕格力电器的股权之争,董事长董明珠鏖战多年,直到2019年引入了高瓴资本,才完成混改。
柳传志解决这道难题时没有任何参照系,他采取了特有的“拐大弯”方式,而不是去打擦边球。此过程已多有披露,不做赘述。他从创业之初获得管理权开始,再1993年争取到员工35%的分红权,到2001年那场阳光下的改制,联想员工用8年应分未分的分红款购买了35%的股权,再到2009年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价格入股联想控股,成为其第三大股东,直至2015年6月联想控股上市,这道题目才算解完。
至于2019年的5G投票事件,已有关于投票技术细节的详细分析。当时中美贸易战事正酣,中兴遭遇最严厉制裁,另一个主角华为又经常成为联想集团参照系。此背景下“5G信道标准联想为何联合Motorola不给华为投票”“因为联想站队高通,最终导致华为以微弱差距输了”,就成了平地而起的舆情风暴。
柳传志联合杨元庆和朱立南发表了《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而且又有多位企业家声援。柳以“产业报国”为核心价值观,这种动摇其根基的批评对他造成了十万加的伤害,因此他才做出了如此激烈的反应。虽然当时重新获得话语权,可也留下了叙事软肋,“荣誉保卫战”还曾被玩成了梗。
类似有争议的叙事还有很多,在此不用一一列举。人们倾向于分享能够强化自我观念的内容,对于以上历史的回顾,也只是基于我的了解,好在过去并不久远,如果希望更客观,只要有耐心查对就好了。
如希勒的提醒:真相很重要,但前提是它得显而易见才行。
旁观者比主角更能影响叙事
柳传志并非完人,他有自己的局限性,联想控股和联想集团在发展中更非一骑绝尘,但这都是放在商业的叙事框架中来思考,而对于柳的尖锐指责,往往来自商业框架之外。
罗伯特·希勒曾谈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在叙事背景下做出经济决策的人,通常不会解释他们的决策,如果要求他们给出解释,他们要么哑口无言,要么说起话来像个经济学家。真正引发他们做出决策行为的,是那些具有传播性的故事,它们不仅是对经济事件的反应,也重新诠释了事实。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过程是随机事件,就像细菌或病毒等微生物的突变。可能只是因为某位名人信口做出的判断,像“非理性繁荣”“拉弗曲线”等,这些词语的影响都来自经济之外,属于外生因素。
尽管若干年前的某一叙事,如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已失去传播力,但它仍有可能留存于记忆深处,当有相关事件发生,对它稍作调整,并重新附着到一个带有情绪的故事上,它就有可能再次回复传播力。
早期改制涉嫌国有资产流失,听起来比“拐大弯”的故事刺激多了,国内产品卖的国外贵,比全球化的故事刺激多了,柳传志的女秘书,听起来比联想集团首席战略官有故事多了。
柳传志就陷入了这样的叙事扭曲中。柳善于表达,2019年退休之前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较多,另一方面,他说话又很实在,如果虚掩,宁肯不说,如果挑出其中的只言片语,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又曾被尊为企业界的“教父”,本意是尊重他有极强的体系化输出管理思想的能力,却也很容易被解读为是“带头大哥”。柳传志本人对这种称谓特别警惕,甚至反感,理解他所做出决策的背景较为复杂,但“教父”一词,就更易于传播,且层次丰富的含义。
另外,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发展也是解释一切问题的根源,发展才能够创造更正向的叙事。联想控股2015年6月29日发行价为42.98港元,到2021年11月22日的收盘价为12.380港元。联想集团从2015年三季度,出现7.14亿美元净亏损,为六年来首次亏损,其后几年一直没有停止“折腾”。关于它的批评可以拉一条长长的清单,特别沉重的一条是缺乏核心技术。到2018/19财年,它终于全年扭亏为盈,2020/21财年的财报中显示出强劲增长:全年整体营业额一年内飙升近700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8%,不过,它的战绩在公众认知中,尚不足以对冲其错失移动互联网时代留下的印象。
种种要素交织在一起,让柳传志之前的自我叙事,在星座变得并非“显而易见”。叙事星座是心理情感因素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它并非孤独星球,而是充满动态、失控、和各种作用力。叙事星座比单一的叙事更具影响力,它是“自己眼中的自己”,“别人眼中的自己”,“自己以为别人眼中的自己”的综合,即包含了“所言”,也包含了“所行”,以及外界对你“所言所行”的反馈。遗忘率高的叙事往往是孤立的叙事,不属于任何星座,那些不断让人回想的叙事则在一个星座中,哪一个点会触发叙事星座的变化更难以预测,它不是由任何单独一方决定的。
如希勒所言:叙事是一种人为建构,混合了事实、情感、人情味和其他在人类头脑中留下印象的繁枝细节。出现在同一星座的叙事可能有不同的起源,但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似乎因某个基本概念组合在一起,并且能够加强彼此的传播力。有时,星座中的叙事被剥夺了能够表明身份的名称或地点,经常采取的形式是“他们说.......”。这些讲述者看似权威人士,但并不说明“他们”指的是谁。
在关于柳传志的叙事星座中,有几颗主恒星变得越来突出,如前文所述的保守、犬儒、狠辣和权谋,这影响到对历史事件的再评价——有些看似权威者需要一张脸挂上“掠夺者”和“投资者”的面具,柳传志看起来恰好提供了这张脸。关于他艰苦创业、个人品行、以及管理理念的故事并非消失了,只是那些故事已被多次讲述,又缺乏新故事补充,缺乏跌宕起伏的效果,不足以提高听众的荷尔蒙。荷尔蒙是传播力最关键的要素,能刺激荷尔蒙的故事会得到复述,并对叙事主角标签化。
我们曾在另一篇关于叙事的研究中探讨过标签的问题 (《摘下滤镜看小红书,社区叙事中的误读与错位》) ,标签是对复杂叙事的简化,它简单直接,却具备病毒属性,容易被接受,摄影师比模特更能影响照片,同样,旁观者比主角更能影响叙事,特别当他们拿起标签这个工具。
柳传志曾说自己退休后的就想做一个快乐的老头,学好英语,带着老伴到处走走。他已经77岁了,现在的标签太沉重,到处走走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