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育率短期内无法快速回升的情况下，如何激活现有人力资源，特别是从职业教育、老龄化人口的激活方面入手，也是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图源：摄图网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21年12月11日，北京发布2021人口蓝皮书。透过蓝皮书，我们可以对北京近年来的人口状况有一个整体认识。
根据北京市人口蓝皮书数据，自2017年以来北京常住人口连续出现小幅下降，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2189万人。北京人口变化呈现几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家庭小型化持续加剧，从1982年的3.7人/户降至2020年的2.31人/户，低于2.62人/户的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是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2020年，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规模已达到429.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9.6%，略高于全国平均的18.70%。
再次是外来人口逐年下降。常住外来人口规模自2015年起连续下降，2015年达822.6万人，2016年为807.5万人，2017年为794.3万人，2018年为764.6万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较上一年分别下降1.84%、1.63%和3.74%，连续三年呈现“负增长”。
北京人口变化的特征，基本反映了中国人口的现状，生育率下降、少子化导致人口总量下降、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同在于，作为一线城市，无论是人口出生率还是老龄化程度均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严重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怎么强调中国人口问题的紧迫性都不为过。
但这是中国人口现状的A面。
在这些问题的另一面，是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北京市人口蓝皮书指出，北京人口素质、预期寿命持续提升，2020年北京户籍人口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82.43岁，较上一年增加0.12岁。
受教育程度方面，2020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64年，位居全国第一，全国平均水平是9.91年，六普时的全国平均水平是9.08年。每10万人中有41980人拥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位居全国首位，远高于15467人的全国平均水平，更高于六普时期的全国平均8930人。
北京市的人口现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认识：人口的发展除了需要我们关注数量的减少，也需要看到质量的提高——当然这并不是说质量的提高可以代替数量的减少，从关注个体的角度看，人口素质的提高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过去几年，我们持续关注人口与生育问题，从呼吁放开生育到鼓励生育，从老龄化到少子化，说了很多逆耳忠言，也有不少“危言耸听”之词。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对生育和人口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危机感也越来越重。
但从近来网上的一些舆论看，我们对今天的人口困境认识开始出现偏差，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仍需要客观看待。
我们一直强调，人口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看待当前的人口问题，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全球角度看，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国过去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低生育时期的到来，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2019年，全球203个国家（地区）中，84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婚、离婚比例居高不下的现象。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认为，低生育率的深层原因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提高、避孕方法的普及、生活方式的变迁、生育观念和养育模式的变化等。我国总和生育率自上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后，30年来持续下降，目前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全球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担忧低生育率，主要担心两个问题：一是人口更替，严重点就是中华民族如果一直保持更替水平以下，多久会自然“灭亡”；二是人口红利，即人口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人口更替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再强调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人口政策具有滞后性，今天的政策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支持鼓励政策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更稳的心态。
首先，人口数量毫无疑问是基础。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增长率来看，这一形势不容乐观，也是我们呼吁鼓励生育的基础。
来源：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
其次，我们也需要看到，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并非劳动力数量不足。王培安介绍，据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预计在2035年前我国总人口都将保持在14亿以上，是全球超大规模最具潜力的市场。未来三五十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仍然比较充裕，人力资源基础雄厚。
如果横向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按照国际口径，预计2030年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5亿。目前，西方七国集团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约为4.8亿，但经济总量是我国的3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7倍多。可见，我国并不缺劳动力数量，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
这也是北京市2021人口蓝皮书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今天我们面临着的困难，除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外，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提高的重任。只有我们不断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能，才能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
北京为什么在人口素质上高出全国一大截，靠的就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了人力资源的潜力，从“人口红利”逐渐向“人脑红利”“人才红利”“健康红利”转变。我们认为，这才是未来中国需要关注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转变过程进入新阶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将消失并且不可能再现，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与人口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相伴而行。因此，如何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至关重要。
而要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就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寄希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上，以便再次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提升生育水平，都无法再让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过程重演一遍。
那么，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路在哪里？
回顾过去中国人口的发展轨迹，从“婴儿潮”（baby boom）到“青年波”（youth bulge）再到“老龄峰”（elderly plateau），这是第一次人口红利从酝酿到形成、再到消失的过程。今天的中国，正处于“青年波”向“老龄峰”过渡的时期。
从近几年生育政策不断放松，鼓励生育的措施不断出台，却无法扭转生育率下降的现状来看，第二次人口红利绝不意味着通过生育率回升，可以重现人口转变的“回声”过程。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立足点和着力点，必须建立在承认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这一认识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着重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是继续加大生育鼓励措施，这是整个生育政策的基础，无需赘言。最近经济学家任泽平提出，中国面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陷阱”，应该“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多孩家庭每月2000（元），社保全免”，这些政策如果实施，对改善生育意愿大概率有着积极作用。
第二是关注青少年和劳动年龄人口，着重在提升青年人口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就业结构。蔡昉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提升投资回报率，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提高。
最近关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讨论比较多，比如将9年义务教育缩短为7年，再将高中3年纳入义务教育体系，这样小学到高中从12年缩短为10年，成为十年义务教育，既减少了家庭教育支出，也能让受教育者更早进入高校深造或者进入社会就业。未来中国教育的重点，必将是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时代。
第三个则是激活老龄人口的社会活力。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把老年人作为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既包括供给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创新主体的作用，也包括需求侧效应，譬如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群体产生的需求拉动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延迟退休这一点上。
以上三点，相对应的是克服人口老龄化显现的三个“递减现象”，以开启第二次人口红利。
用鼓励生育来减缓劳动参与率递减，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不会因人口老龄化而过快下降。
用提升教育来缓解人力资本递减，特别职业教育的加强，能够有力地保障中高年龄组人口的就业能力，从而加快人力资本改善速度。
用激活老龄人口的社会活力来缓解消费力递减，当然，这也是建立在提升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以及劳动环境的基础上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目前中国老年人口由于实际退休年龄偏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偏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收入水平偏低，未来如何提升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也是激活整个社会活力的关键。
今天的中国，离“老龄峰”仍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正是我们直面问题、寻求最优解的时候。面对人口问题，当前社会的关注点在“多生”，任泽平等专家也都将重心放在如何鼓励生育上，这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在生育率短期内无法快速回升的情况下，如何激活现有人力资源，特别是从职业教育、老龄化人口的激活方面入手，也是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过去我们谈“优生优育”，重点强调的是父代有限资源情况下，子代少能得到的就多。但今天，我们更强调的“优生优育”是提升整个存量的人力资源群体素质，以缓解“少生”带来的挑战。
从实际情况看，北京市人口现状就是一个典型，人口生育率和总人口数下降的另一面，是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升，这同样能维持一个社会的发展活力。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