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让科学得到关注和尊重，是需要社会合力完成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蓝字，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科学家曾经是中国的“顶流”。
1998年，《中国科学报》刊登了篇张劲夫的采访——他曾提出在反右运动中保护科学家。杨振宁等著名科学家，随即提议张劲夫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讲述“两弹一星”中40多位科学家的故事。
这个提议得到极高的重视，4月27日，江泽民打电话给张劲夫，说“这段历史不但要让全国人民特别是中青年知道，还要向全世界公布。”
这通电话，引发了一个时代的科学狂热。
那时的中小学校，十个学生里，有九个梦想要成为科学家。
追寻科学的热潮，却在短短二十年后逐渐沉寂。
2021年3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现场，磨长英站上了讲台，提出了一个疑问。
疑问来自一次科学家和流量明星的碰撞。2015年10月5日，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是近六十年来中国公民首次获得这一国际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然而在网络、媒体上，屠呦呦获奖的相关消息，很快被黄晓明的婚礼挤出了版面。
名为《黄晓明PK屠呦呦：一生努力不敌一场作秀！》的文章，随后广为流传。多家主流媒体下场，指责作者将科学家和明星捉对厮杀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精神，即使二者之间产生的价值有差异，但价格是公众自愿买单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记者杨耕身援引了屠呦呦原话，说“科学研究不是为了争名争利。”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刘远举则认为，大众购买电影票、演唱会去看明星的演出，然后，在茶后饭余、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以崇敬的语气提到屠呦呦，这是非常正常的，是市场的常态，也是人性的常态。
诺贝尔大会称，屠呦呦的发现为全人类带来的益处“不可估量”
但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则指出这种常态背后是隐患：虽然科学家不该追逐名利，但社会也有必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待遇体系。
“目前其他的容易得到好回报的领域，可能不需要很大努力就能获得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在他看来，要把最优秀、智慧最高、能力最强的人用在刀刃上，需要有效的激励。科学几乎是人类社会竞争最激烈最难的领域，需要最优秀的人才，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也理应获得尊严，得到社会的回报。
美国学者李普曼曾经提出，新闻媒介影响着受众“头脑中的图像”。科恩则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指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么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简言之，媒介议程能影响公众议程，媒体关注什么，公众就关注什么。
这种影响无声，又深远地改造着社会的评价体系。
在磨长英的走访调查里，影响的结果已经有所显现。有小学老师向她表示，孩子们对很多娱乐明星谈得津津有味，且十分崇拜，而对屠呦呦、潘建伟、曹原等著名科学家却一无所知。比起那些照亮人类社会的群星，孩子们只看得见荧屏上浮躁的辉光。
长期浸泡在娱乐主义的糖水里，年轻一代不仅认知受到限制，就连人生规划发生倾斜与改变。2018年，新华网发布数字新闻《95后就业观》，根据调查数据显示，54%的95后最向往的职业是出道，当网络主播。
《"95后"就业观》.2018
磨长英认为，年轻人不再想做科学家，问题在于“当前各类媒体更多以娱乐化手段吸引和开发受众市场，导致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明星受到冷落，而让‘流量明星’霸屏。”
想重新唤起社会，尤其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关注，就必须打破流量明星、娱乐圈对屏幕的“垄断”，让科学家们像明星一样瞩目。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彼时，中美贸易战已经开始短兵相接，科技战也开始显现端倪，这位大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说：
支持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阻碍年轻科研工作者们钻研的因素，是钱。
虽然在舆论场上总被和流量明星相提并论，但在收入这个层面，国内的科研工作者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明星作比较。
2016年9月，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3.7%的受访者觉得当下明星的片酬高，其中，63.6%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高，关于是否该限制明星天价片酬，有59.8%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中，34.5%的受访者非常支持。
五年后，流量明星郑爽因拍摄77天获片酬1.6亿元，平均日薪达208万元登上热搜，人们才对“天价”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
央视报道的一则关于“电视剧演员天价片酬”的新闻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139851元。
而2018年中科协发布《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则透露出另一个困境：科研人员收入虽然在近年来有所增加，但收入满意度持续下降，33.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压力主要来源于经济收入。
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实行三元工资体系，即：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基本工资由国家下拨，微薄但较为固定，在一两千元左右。另外两部分则主要来自承接科研项目的工作收入，也就是国家下拨经费的“纵向课题”以及企事业合作单位提供经费的“横向课题”。
这种匮乏，不仅限于青年科学家群体。
以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2014年的收入为例，中铁总公司副总工程师薪资不到两万，北京交通大学兼职教授每月5000，院士津贴每月1000，资深院士津贴每年1万元，满打满算，年收入不过30多万。
而王梦恕院士曾说过，自己的这个收入，在中国两院院士里已经算比较高的那一梯队。
500多个经历过几十年积累，为中国科研事业辛苦操劳的中国两院院士干上一整年，也比不上流量小花郑爽拍戏的77天。
当然，只用收入去衡量科学家的价值，显然是对这个职业的侮辱，问题在于，科学家们也活在经济社会里，他们需要维持生活，才能去为人类发光发热。另外，只有保证科学家们得到尊严和体面，才会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加入科研的世界。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调整科研工作者的薪资结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更好的方式，是通过各类科学奖项给科学家发钱。
在饶毅提议下，科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开始评估：当下中国年轻科研工作者究竟会为多少钱头疼？现场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大家都达成了共识——绝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都买不起房。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浙江大学80后教授王立铭拿出一份小范围调查结果，受访的11位青年科学家表示，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已经跟科学研究形成了矛盾：
“你每天走进实验室，脑子里还在想这个月房贷怎么还？小孩该去哪里上小学？这个本质上是无法甩开负担去做前沿的、冒险的研究的。”
实际上，通过给钱鼓励科研，在全球范围内早已成为趋势。
美国西北大学的Yifang Ma 和Brian Uzzi 于201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以来，全球科学奖项数量每年都在急剧增加，奖项数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新学科的增长速度。
1980年以前，学科和奖项的增长率还较为相近，且学科数量几乎是奖项数量的2倍。但1980年以后，奖项数量继续以1980年之前的速度增长，2015年时已经达到学科数量的2倍，平均下来约每25年就要翻一番。
而在国内，科学奖项激励机制萌发于1955年，彼时，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科技奖项制度的诞生。
第一届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颁给了吴文俊、袁隆平两位院士
30年后，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组织评审、日常办事机构。
得到国家的肯定和重视后，各类奖项快速诞生，从官方背景的国家星火奖、国家科技成果推广奖，到中国物理学会设立的胡复刚、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奖，以及中国地质学会牵头设立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社会团体奖项层出不穷。
热潮之中，钱学森提出“科技奖励是一项国家系统的科技工作”，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社会力量对科技奖励工作的热情，陈嘉庚等企业家也开始设立科技奖项，企业、个人办奖渐成常态。
但这些奖项，在不断增加的科研工作者总数面前，仍然太少。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在职研究人员总量已超过187万人，而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公布的2019年“社会科技奖励名录”，国内登记在册的社会奖仅297个，这些奖项大多只为国内业界的人知晓，与国际上同领域奖项存在差距。
这种差距，除了奖项水平，也体现在这些奖项对科研实际发挥的激励作用上。
2019年1月4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4天前，科技部、财政部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标准，正式由每人500万元调整为800万元，且奖金的归属，从仅有50万属于得主个人，剩下450万用于团队科研，彻底转变为全额归获奖人所有。
就在国奖开始做出改变的同时，社会奖项们也在进行升级换代。
2016年9月19日，第一届“未来科学大奖”产生，设立了“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大奖项，获奖者各获得100万美元奖金，被称为国内“民间第一大奖”。
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科学家、企业家群体跨界合作的重要尝试，每个奖项由四位企业家认领，以每人每年捐赠25万美元的形式维持运作，而科学家们则负责组成科学委员会专业评审，秉持公正、公平、公信的原则，保持评奖的独立性。
按照主创团队的构想，未来科学奖，不仅仅要激励科学家们，更要“让科学流行起来”，使更多人群，尤其年轻人，对科研产生兴趣。
但问题在于，单纯增加奖项、奖金，对科研事业带来的推动作用仍然有限，尤其是对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需要一套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方法。
《知识分子》杂志主笔邸利会，发现了个大问题——类似未来科学奖等成就奖，获奖人都是拿奖拿到手软的大佬，奖金的边际效应堪忧。
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球每年由科学界授出的350多个奖项中，64.1%的获奖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至少获得了2个不同的奖项，13.7%的获奖者获得了5个或更多奖项，还有一些科学家甚至获得了20多个奖项。另外，在这些获奖者中，有74%的获奖者与其他获奖者具有师生关系或合著关系。
而真的要推动科研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发展，倒不如用资金去支持那些特别大胆、特别有创意的项目。
由饶毅和施一公等科学家们联合发起，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的科学探索奖，就是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探索科学“无人区”，所展开的一次新的尝试。
和以成就、项目为审核标准的科研奖项不同，科学探索奖不奖项目，不奖成就，而是奖励个人、奖励未来——按照科学探索奖的规则，所有年龄不超过45周岁，取得博士学位，且全职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都可以进行申报，争取300万可完全自由支配的资金。
2019“科学探索奖”的三位获奖者：王亚愚、刘颖、李铁风
这是中国第一个科学领域的“未来奖”。
中科院院士施一公，对这个奖项充满厚望，“‘科学探索奖’所关注的，就是青年科学家的工作是否在本领域代表世界最前沿，支持他们做其他人想做但做不出、不敢做，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研究。”
但如何去评判未来，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大的争议，比起有清晰成果、项目的成就奖，发掘有潜力的科研人才，无疑更考验奖项评审团队的眼光。近一百名中国顶尖科学家，共同组成了“最强”评审团队，摸着石头过河。
这场面向未来的尝试，得到了国内科研界的热烈支持。
在2021年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有超过800位各国院士及20多所著名高校校长参与其中，仅在提名推荐阶段，就出现了20多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等国际大奖得的身影。最顶尖的科学家们，都在齐心协力，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寻找着好苗子。
除了高效的提名机制，在评审过程里，科学探索奖也持续征求评委的意见，断开式评审、对“打招呼”零容忍，推行十分严格的回避制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也参与了科学探索奖的筹备工作，他说这个奖项的成功，“证明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况下，同行评议是能做好的，学术评价是可以做好的，让大家增强了信心。”
除了信心，这个奖项对青年科学家的激励作用，也在连续举办三年后，逐渐显现。
在回访的过程中，有科学家坦言，在科研生涯早前，会为了课题组生存，有意关注短平快的项目，但得到科学探索奖的资助之后，“有了更多的底气，逐步转向一些不确定性更高但是意义更重大的课题”。
浙江大学的李铁风对此深有感触，在捧回首届科学探索奖奖杯之后，他开始对“挑战一些新奇设想和困难的研究”跃跃欲试，在今年3月带领团队率先实现了世界范围内，首次软体机器人的万米深海操控以及深海自主游动实验，登上《自然》杂志封面。
这条软体机器鱼曾下潜到109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
同样作为首届科学探索奖得主，精密测量院副院长周欣在2020年度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年度创新人物”。疫情期间，他和团队在全球首次实现新冠肺炎出院患者的肺功能损伤无创评估，为他们的临床康复治疗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也是现有临床影像技术的重要补充。
受到激励的青年人们，开始在科研道路上散发出属于他们的光和热，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们，会如此积极地参与进这个与他们无关的奖项里。
迈入2022年，第四届“科学探索奖”申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在来自科学界的建议和呼吁下，这一年开始，科学探索奖将增设医学科学领域，鼓励医学研究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解决医学科学领域的基础性问题。
新的10个奖项覆盖领域，包括了数学物理学、化学新材料、天文和地学、生命科学、医学科学、信息电子、能源环境、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每年50人的奖励名额不变。
新一届的申报工作，从2022年1月1日至4月15日截止。1976年1月1日（含）后出生，获得博士学位，全职在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工作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都可以按照相关指引，通过“科学探索奖”官方网站（https://xplorerprize.org）进行申报。
薪火已经点燃，科学的火光还会照耀更多的人。
在推动科学探索奖落地以后，作为联合发起人的饶毅感慨：“我们选拔出的这些年轻人，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未来能够脱颖而出。我们的工作，对科技人才的培养有着非常长远的意义。”
说到底，科研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
过去的一年，国内科研界称得上硕果累累。
截至2021年9月，中国高被引论文数为4.29万篇，占世界份额为24.8%，数量比2020年增加了15.5%，世界排名保持在第2位，占世界份额提升了近2个百分点。在政策、国家经费、科技激励机制共同推动下，国内科研成果产出的增速，还在持续上扬。
图片来源于《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
资深科学家们，用科学探索奖的形式，为青年科学家们照亮了前路，而青年科学家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迪更多后来者。
2019年，首届科技探索奖的颁奖典礼上，大科学家杨振宁登台致辞，感慨“科研工作者一生中有两个最困难的时期，一个是研究生时期，另一个就是取得博士学位后五到十年。”这五到十年的时间，是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学术成果迸发的最佳时间，也是科研理想和现实困境碰撞最激烈的时候。
而只为青年科学家提供支持的科学探索奖，为年轻人们发挥创造力、想象力提供了基础，更让这些代表着科研未来的新鲜血液，获得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注目和欢呼。
2019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北京大学青年科学家刘颖手捧奖杯，对来采访的记者表示，“我的奖金使用，可能要用在家里，毕竟我们还有房贷。”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同样打算把奖金用在还房贷上，毕竟这是“年轻人压力最大的地方。”
压力有所缓解之后，除了本职的科研工作，她也有了更多余裕，投身进大众科普的事业之中。刘颖兼职担任着中小学的生命科学导师，还在科研之余参加过《我中国少年》等青少年科教类节目。
青少年科教类节目《我中国少年》
在发现许多中小学生，不再将科学家当作理想职业之后，她认为这个现象“不是孩子的问题，也不是资源不够，是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作为科研队伍的一份子，刘颖选择用最实际、有效的方式，通过科普，拉近孩子们和科学的距离。
重新让科学得到关注和尊重，是需要社会合力完成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政协委员磨长英，在两会上拿出了一份提案：在娱乐化浪潮席卷全社会的当下，她呼吁提升科技宣传力度，适当减少媒体纯娱乐栏目的比重和时间，优化科技类内容的传播方式，让孩子们学会崇尚科学、崇拜科学家。
限制无底线娱乐化，整治流量明星饭圈乱象，逐步成为共识。
与此同时，腾讯也开始加码在科普事业上的投入。2021年5月25日，记录屠呦呦、钟南山、张益唐、丽莎·兰道尔等10位知名中外科学家人生故事的人物传记类科普读物《成为科学家》出版面世。
纵观人类科学文明史，比起那些极少数的天才们，更重要的，从来都是代际之间不曾中断的传承。
这种传承，刘庄深有体验。
2009年，他结束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涯，带着科研梦想和教育学生的责任感回到国内。在这位年轻的科学家眼中，“科学家”这三个字，意味着要不断探索新的领域、新的发现，创造有意义、能够写在书上、能用起来的成果，“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科学研究”。
而美籍华人、化学家和应用物理学家戴宏杰，则是刘庄“科研路上的引路人”，在戴宏杰的课题组里，刘庄萌发了对生物材料的科研兴趣。
对于导师，刘庄不仅敬佩对方的学术造诣，更敬佩戴宏杰在培养学生上的耐心和专注——戴宏杰清楚知道每位学生细致的实验细节，能给予非常有用的指导，又可以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上对整个方向进行把握。
在导师言传身教下，前往苏州大学担任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后，刘庄也在用相同的方法，启迪和引导自己的学生们。
曾经，刘庄把戴宏杰视作自己的偶像，而如今，他成为了自己学生们的偶像，这个角色转变，在刘庄看来是每个科研人必经的过程，“这个就是新老传承的现象，这样一种天然形成的关系”。
回国后，他基于生物材料技术，探索出了多种针对肿瘤等重大疾病的创新治疗策略，为降低肿瘤治疗成本带来希望，研发出的用于增效肿瘤免疫治疗的制剂研究，目前已进入产业转化阶段。
获得科学探索奖，比起奖金，更让刘庄更感到开心的是，通过这个窗口他看到了某种可能——“引导整个社会，能够有一种对科学家群体的重视”。
资深科学家们创立科学探索奖，激励青年科学家们前行，而获得科学探索奖的青年科学家们，通过参与科普、培养学生，号召更多后来者参与进科研事业当中，人类文明薪火，得以代代相传不息。
《美国经济评论》期刊，曾经在2019年9月刊发过一篇特别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明星科学家去世后，同一学科分区中从未与他们合作的科学家论文发表数量提升 8.6%，其他领域的外来者们，也将为这个领域带来新鲜的思想。
科学家们即便死亡，也在为他们终生耕耘的学科，获取更多关注和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超越生命和时空的传承，漫长人类文明史始终闪耀着群星，如果这种传承断绝，人类的群星也将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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