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唯一真实且持久的快乐来源于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设定的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目标。
图源：摄图网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于盈，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时间的列车，飞驰着开过了所有的旅程，正驶向终点。自2017年4月领航者开播以来，我们奔波于世界各地，记录这个巨变的时代，分享对于未来的洞见，到现在告一段落。
我采访过的全球各界130多位领航者都是世人眼中的顶级成功人士，成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浮躁的加速时代，大家似乎普遍陷入成功焦虑，不仅要成功，还要快速成功。
但我们的人生真的能够简单地被千篇一律的标准去定义吗？我们该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
“金钱是一种有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如果你只在乎钱，那你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人。”
财富往往是许多人追求成功的最终目标。全球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之一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虽然在金融圈中享誉盛名，并拥有巨额财富，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自我探索的脚步，在慈善事业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新动力。
许多传统的看法认为年轻人要先赚够钱，有了财富、地位和影响力再去考虑做善事，但鲁宾斯坦告诫他们，不快乐的人往往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认识很多富有的人，他们的灵魂受尽折磨，赚了很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通过财富衡量自我价值，但却并没有为社会付出。
他认为，赚钱不会使人幸福，而回馈社会的人更快乐，慈善并不仅仅意味着有钱人写支票，付出时间、精力、想法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更难能可贵，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思考你的讣告上会写些什么。”鲁宾斯坦分享道。
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炸药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弟弟去世了，但当地报纸犯了一个错误。报纸的标题刊登出“炸药的发明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死亡商人已经死了。感谢上帝，他走了”。
诺贝尔坐在早餐桌旁读到他的死讯。他意识到去世时人们会这样评论他，他不希望自己被视作是一个可怕的人，因此他最终创立了诺贝尔奖。
鲁宾斯坦喜欢引用这个故事，来引导人们思考希望自己的讣告上会写些什么。“如果你对自己脑海中的画面感到满意，那很好，但如果你不喜欢，你就抽出时间做出改变，要趁你年轻的时候做。”
从全球顶级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前主席兼总裁，到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在商业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财富，但他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成为了高盛高层后直到今天，保尔森一家仍住在1974年通过借钱在他父母家旁边自己亲自动手盖的一个简单的小房子。
保尔森夫妇从来不带孩子们去过奢华的假期，只带他们去露营旅行，享受在大自然的美好时光。他们也决定不留太多钱给子孙，而将钱捐给环保组织。
保尔森说，通常人们都想留给自己的儿孙最好的东西，这也是他和太太想做的，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要传递什么给孩子。因为他“看到过太多出生在富裕家庭里的孩子，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而他们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或成功”。
他和妻子尝试身体力行去告诉孩子们，人生唯一真实且持久的快乐来源于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设定的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目标。
父母一辈子奋力拼搏，创造并积累财富，最大动力之一是希望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成功的事业，享受更美好的生活，可结果往往反而是财富阻碍了下一代的成长，让他们失去了人生进取的动力。这也许就是优越的代价、富裕的挑战、我在采访许多领航者时，同样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他们在拥有财富后对下一代的隐隐担忧。
香港恒隆集团的董事长陈启宗，说陈家的传统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他身兼十数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钱更重要的用途是捐助公益事业，回馈社会。
陈启宗说自己的财富观来自于父亲。他们家不以财富衡量一切，他很认可一句话：“说现在中国人，穷到一定地步了，什么都没了，就剩下钱了。”
陈启宗回忆，从小他就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从爸爸那里拿到一分钱。2014年他们家族基金会晨兴基金会曾向哈佛大学捐赠创下单笔捐赠历史记录的3.5亿美元，也是受父亲的影响决定。
陈启宗认为，钱不留给子孙后代，是他们陈家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的传统，“没钱就是只有自力更生，你有钱了就不需要，好多的富二代都是这样。”钱更重要的用途是捐助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而留给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是道德标准。
富士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白手起家，至今坐拥百亿美元资产，但这么多年来，他到工厂时还会在铁皮房工作，每天吃着盒饭，勤俭节约的本色不变。
约翰·洛克菲勒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郭台铭正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
他没有兴趣在“小我”领域花钱，但有兴趣在“大我”领域花钱。虽然他现在每天仍然工作16个小时，但早已把90%的财富捐赠给了社会。郭台铭说自己要活到120岁，希望能为社会做多点事。
对于外界众多声音，他表示，从来都不去理会别人怎么评价他。他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有热爱的工作，并付出热忱，就永远不会倦怠，也并不觉得自己在付出。“我觉得谁都不欠我，倒是我欠人家很多。”
被誉为“中国首善”的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个人慈善捐款累计近两百亿元人民币。在早年的时候他一贫如洗，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是他却怀抱一颗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
“我是在修行。那个基金会是我赘肉的垃圾桶，削掉更健康。”曹德旺认为财施是最小的施，只是有钱人做的游戏，做一些福德。但是如果能够把你的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助很多人走上成功的道，这个比捐钱要好得多。而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我，忘记自己的存在，在心目当中世界的一切都高于自己。
“人生像建大厦，每块砖都要扎实。”曹德旺认为，既然下定决心追求成功，那就要恪守诺言，坚决不走歪门邪道。因为人的一生就像码砖建造大厦，“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厦的一块砖，不要因为我们今天很累或者很穷，买不到好的砖，随便拿块砖来码。砌进去的砖拆不下来，垒高了以后这个地方承载不了，就会倒下来。很多人辉煌时候摔下来，都是中间出问题。”
虽然说变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我看到，许多领航者嘉宾身上体现出来的为商之道、为人之道和价值观，是恒久不变的。在当今资讯爆炸的年代，人们常常面临来自外界的各种诱惑，如何才能不受外界变化和世俗价值取向的干扰影响，保持内心的安定，并把握好人生方向？
金钱、名气、权力是否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尺？
“衡量人生的标尺是帮助多少人成为更好的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世界著名的商业思想家之一。把帮助别人当作快乐的源泉，在利己主义当道的现代社会并非主流价值观。但在他看来，想得到幸福感，最重要的是要认真思考什么才是衡量你人生的正确标尺。
他说：“上帝衡量我的人生的尺子并不是我赚了多少钱，成就了多大的事业，而是我帮助了多少人变成更好的人。”“幸福与我们拥有多少金钱完全没有关系。”克里斯坦森打趣道，虽然我们很喜欢钱，但钱并不喜欢我们，它们溜走了，也完全不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以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和身边的人变得更好为目的而活着，也许是对人生好的衡量方式。
英特尔的CEO帕特·基辛格同样赞同家庭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是“工作狂”的人生无法被定义为成功。他曾经是一个每周工作80个小时、几乎十年没休假的工作狂，直到他31岁那年，他意识到自己在职业上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但是在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和人生的终极目标上，他陷入了迷茫。他重新思考人生，决定重新权衡自己生命中的优先级。
“如果我问别人，你想成功吗？你想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吗？你想拥有一个伟大的职业生涯吗？每个人都会说，想。那现在你在做与之相符的事情吗？”基辛格引导我去思考，如果你想要健康，那你每天早上都要起床锻炼。如果你想要拥有良好的夫妻关系，那你必须和你的配偶去约会，要时不时帮忙去做家务。如果你想要跟孩子拥有亲密的关系，那你得和孩子们花时间。如果你想在职场上晋升，那你得去投资时间学习新技能。
在中国的企业，狼性文化比比皆是，各行业都在加速内卷。基辛格对此也有自己的观点，他常说，“如果今天的节奏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保持，可以持续吗？”他认为不管在做什么，如果今天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未来十年，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可能很难取得成功，因为生活将会崩溃，家人会离开你，婚姻会名存实亡，孩子可能不认识你。
他总结说，“如果你总是把工作排在前面，那家庭就变得不是优先了。如果你从不对工作说‘不’，那么你将没有一个好家庭。”
“我们不用挣了多少钱、是否成为美国总统来定义成功。我们只用生活的幸福程度来定义。”衡量成功的终极标准也许就是健康长寿、幸福快乐，这也是人类自古以来最纯粹的追求。
哈佛大学在80年前就启动了人类历史上对于成人生活最长和最全面的研究之一，每年追踪724位成人的工作、家庭和健康情况，希望为人类的这一迷思找到答案。
这项研究让人惊讶的一个发现是，温暖的人际关系竟然比胆固醇水平对长寿更重要。
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负责人沃丁格坦言，一开始发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时大家都感到意外。但他们从研究中得到最清晰的信息就是，一个人和家人朋友和周围人群的亲密程度，才是决定健康幸福程度的关键因素。
承诺的意义在于获得安全感。沃丁格提到了他们对被调查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列举所有当你半夜生病、害怕时可以打电话的人。”有的人连一个人都列不出来，有的人的配偶甚至都不在这个名单上。“我们要努力认识到承诺的含义，就是让你获得一种安全感，它能够真正改变你的身心健康状况。”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人们应该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输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标就是获得习惯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者从他的伙伴那里获得的东西，都远远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于他能给予什么，而不在于他能获得什么。”
“思考工作在社会上的道德影响。”斯坦福大学校长马克·特榭·勒温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大学的教育远不止于帮助学生找到好的工作，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希望，不论学生学什么专业，都能够思考他们的工作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上的影响，成为有社会参与感的公民，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价值。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以一门课程“正义”而享负盛名，他精辟地指出，少数精英人士应改变对于成功的态度，不要过分放大自己的努力，而要感恩上天的恩赐、社会的给予，重新学习谦逊、慷慨的美德。
精英们往往自我暗示：“我能达成今天的成就，都是凭藉我自己的努力，这些回报是我应得的。”继而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桑德尔把这种看法称之为“精英狂妄”，他认为这种论调非常有害，这种态度表达的是虽然同样生活在一个社会，但精英对其他人没有任何责任，因为别人不如自己努力工作。这种态度形成了对弱势群体的不体面的歧视，使得社会团结和共同目标很难实现，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破坏性甚至超越了收入不均的经济影响。
但“（精英们）这样的说法不全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确实可能是靠辛勤工作获得了成功，但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工作，却没有获得同样的回报。因此成功并不只靠个人的努力，还“与教育优势有很大关系，与你出生的家庭有关，以及你的家庭是否强调教育和努力实践职业道德有关。”
回顾自己的经历，从中国到美国，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美国顶尖投资银行，再到凤凰卫视、深圳科创学院，我深深地体会到，勤奋和努力是必须，但绝对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如何抱着感恩和谦卑之心继续走下去，是所有成功人士面临的共同考验。我们最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决定了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于盈，现任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和创始合伙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曾在美国顶尖投资银行、凤凰卫视工作。她在凤凰卫视主持的“领航者”节目，先后采访过全球各界130多位成功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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