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我们看到每一轮价格革命的共同因素与共同后果：需求增长带动成本提高、不平等加深，都是从均衡温和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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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孔笑微，原文标题：《午间阅读 | 星辰大海的边疆与通货膨胀》，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时间的漩涡中堆满了相似的沉船。
1224年9月，法国沙特尔第七教堂宏伟的穹顶落成，这是一项可以比肩神迹的壮举，在它身前的五百年中，六座教堂相继毁于天灾战乱，大教堂落成的庆典活动于九月初的圣母诞辰节举办，尾声延续了到十月中旬，给沙特尔传统的“九月集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流。这座城市是那时欧洲最富裕省份的首府，纺织业、武器制造和皮革制品闻名遐迩，以大教堂为核心，市场繁荣兴旺，食品与燃木，手工业者与劳动力，酒贩子和货币兑换商人，都环绕教堂拥有一席交易之地。
这是中世纪文明的巅峰时期，宗教塑造着信徒的灵魂，也联结着经济枢纽。宗教活动引来的人流是中世纪最大的聚集活动，滋养着贸易和市场，另一端联系着神圣的与世俗的精神世界，在经济繁荣的城市，巴黎、牛津、博洛尼亚兴起了负有盛名的大学，各国语言书写的不朽之作《熙德》《尼伯龙根之歌》《亚瑟王传奇》开始产生。世俗与神圣暂时妥协了，政治稳定下来，人口在恢复，提供了赋税和财政的稳定基础。大教堂雄伟磅礴的建筑外观，体现出“社会秩序与精神和谐的结合”，欧洲经济处于动态的均衡中。
宗教活动在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循环中充当了非常稳定的调节阀门，中世纪的生活图景中因为寿命的短暂（平民和贵族在基础疫病中几乎同样脆弱），宗教许诺的永生与传说占据了切切实实的地位，沙特尔“大教堂的圣母衣物复制品，十分畅销尽管价格不菲”，农民很愿意把仅有的积蓄花在这种“周边”上换得精神慰藉与快乐。宗教的繁多节日和地理中心同时也带来了收入与消费需求，创造了中世纪的商贸市场，以及城市最丰饶的财政税收。
这个图景，如同一个史前“元宇宙”雏形，古老的“虚拟世界”并非游戏创造的平行时空，而是拽起短短现世生活锁链，延伸向无限的闭合循环，那些不存于现世的环节，依然是“理性”的，是古典时代没有达到的人群高度共识。人开始具有肉身和灵魂两种身份，而两种生活需求都要得到满足，因此也要留下同样的能量脚印。
1224年“九月街市”的赶集商人们，感到了一点轻微的麻烦，商品价格上涨略微超过了他们对旺季市场的估计，尤其是木材和食品。寻找工作的劳动者也发现，薪酬的开始难以追上日益增长的生活成本了。这在中世纪市场上的“价格颤动”，大多数情况会随着强韧的周期性回归正常，然而这次，却迟迟没有消失。这并不是蝴蝶翅膀的震动，而是一场延续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中世纪价格革命，或者第一次价格革命的开端。
物价上涨之前，是一段重新发现货币的故事。贵金属稀缺时常困扰着欧洲的中世纪贸易体系，这种前现代经济周期的“钱荒”通常由铸币掺假、“替代货币”（价值较高的流动资产如饰品、丝绸）缓解；但是12世纪至13世纪十字军东征中大量贵金属流向东方，以及12世纪末期开始的“婴儿潮”人口增长带来的货币需求，供求两端同时爆发的问题，严重性脱离了临时解决方案的阈值，价格在上涨，因为货币不足和供给不稳定，劣质货币风险增加，又进一步使人们惜贷，刺激了银矿开采大量。真实的“挖矿”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到13世纪末，欧洲主要白银出产国匈牙利的白银产量激增到了每年50吨，黄金和白银的流通数量与周转率，在13世纪晚期都得到了提高，其结果就是欧洲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
可以被称为“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必须有不可逆的后果，破坏旧经济体的基础框架——很多学者拒绝承认地理大发现的“美洲金银”流入欧洲之前，中世纪会从内部衍生出可以成为摧毁性的价格革命，气候变迁、疫病、乃至战争对于经济波动的外部影响似乎有更强的说服力。然而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会发现价格发生变化的信号，每次远远在货币泛滥之前。
从1180年到13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平均年价格增长幅度大约0.5%，似乎对比现代国家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通货膨胀的开始阶段是富有乐观期望的，劳动力报酬和消费价格同步增长，手工业者甚至因为提前竞争涨得更快，地租和利息相比而言却因为固定成本的性质，上升幅度不大。直到通货膨胀的中间阶段，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初，薪酬的增长才大幅度落后于生活成本和地租的增长。
这是典型的马尔萨斯链条，初期的经济繁荣促使人口增加，推动需求，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恶劣之处在于，刚性需求的商品（食品、农产品，能源）受到的影响远大于弹性商品（奢侈品和投资品），贫富差距恶性扩张，对中世纪脆弱的社会均衡破坏力极大。内生的货币需求刺激了贵金属开采，和由对抗伪劣货币产生的强烈的国家铸币动机（威尼斯的达克特金币就是13世纪产生保持含金量达五百年之久，被称为中世纪的美元），世俗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加强了，各种货币市场的“自然竞争”状态渐渐终结——教会依然受到尊敬，但是黄金的十字架并没有金币那么可靠和标准。
中世纪的均衡图景，那个有神明、国王、骑士、城堡、教堂、魔鬼、炼狱的但丁式“元宇宙”，在现世的承重墙，终于在13世纪价格革命之后漫长的14世纪危机——大饥荒与黑死病，颓然崩塌了。
现代法币出现之前，只有16世纪美洲贵金属大量流入引起的通货膨胀，被历史学普遍承认为“价格革命”，1545年秘鲁波托西银矿被发掘之后，美洲白银产量迅速超过了当时世界银产量的一半以上。1521到1600年之间，仅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出产了并“合法”输入西班牙1.8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而自此之前整个欧洲的贵金属总存量只不过是白银2万吨，黄金2千吨。意外增加的金银货币供给在欧洲进行了一番重新分配之后，被认为是引发欧洲物价全面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物价总水平在整个16世纪上涨了2倍至3倍，西班牙4.2倍，英国2.6倍，法国2.2倍，荷兰主要城市接近三倍（数据出自《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美洲金银流入和“16世纪价格革命”是西欧货币史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也被认为是大航海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的最主要的联系逻辑。法国学者博丹最早明确指出了因果关系：金银的丰足是物价上涨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原因。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货币数量论、制度供给学派框架的阐释都基于这场“价格革命”的货币现象本质——一个强大的外生冲击，使扩张突然获得能量，冲破了前现代马尔萨斯陷阱循环，使全社会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水平产生飞跃。
但这种广为接受的观点也不是没有瑕疵，比如它就与经典经济学中屡经检验的“货币长期中性原则”相冲突，也就是货币因素在长期不会产生实质性经济作用，受到影响的只有名义变量（名义价格）。显然，如果把16世纪通货膨胀来解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工业、科技革命，认为这是一场意外的“量化宽松”带来的长周期增长，是难以解释的。应对这个挑战，制度学派（比如诺斯）增加了制度变量来说明货币增长带来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来解释实际生产率的变化。
然而，当更细致地回溯历史，“价格革命”和“工业革命启蒙“因果链条中，实际上相隔着半个世纪的社会危机。价格上升带来量饥荒、政治动荡和对社会的伤害，与两百年前极为类似。费舍尔在《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发现，欧洲生活成本的最大幅度价格的上涨，发生在16世纪上半叶和中期（1552年至1560年），而不是美洲金银大量流入的16世纪中晚期。
一个有趣的历史例证：托波西的银矿因为化学成分独特，几百年后依然可以追溯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散，令人意外的考古发现是，直到16世纪90年代之前，它的散播量并不大，而价格革命却在接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开始了，美洲金银到来只是支持了既存的趋势，甚至是价格革命的一个结果，而并非原因。
从1472年开始，弗洛伦萨的谷物价格开始缓慢上升，漫长的文艺复兴繁荣均衡期，人口数量增长和食物需求推动大量人力投入贫瘠土地开荒，换来的是比过去低得多的土地产出率。人力的生产报酬率边际递减，使工资薪酬和手工制品的价格，远远落后于食品价格的增长。马尔萨斯式周期通胀陷阱又开始发挥作用，食品涨价带动燃料涨价，最早和最快的价格波动都体现在生活必需品上，到16世纪中叶涨幅超过了旧有价格体系的边界，引发了利息率和地租上涨。
在长周期观点里，16世纪价格革命，仍然起源于内生的需求推动，与中世纪不同的地方，在于贸易和交通技术条件的进步，使内生的货币紧张可以向外部寻找贵金属来源扩张与缓解。利息与地租的增长，反而一定程度巩固了封建制度，1510年到1640年，英格兰的地租飙升到了九倍。在波兰和东欧，封建领主把现金地租换成了劳务地租，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加深了。价格革命引发实际劳动报酬下降，土地和资本收益上升，不平等扩大加强了富人的政治权力，继而导致累退税，降低了政府财政收入，频发的社会冲突开始酝酿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制度和文化变迁，宗教革命，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重塑欧洲政治经济地缘的三十年战争。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中似乎已经很难再被称为价格革命，当货币政策成为调节投资与消费的主流工具之后，货币性通胀几乎可以被魔笛引导与驯服。然而，世界总人口和总需求的迅速增长，依然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对当代经济历史留下深远影响的总体价格波动——1970年代石油危机引起的输入性通货膨胀，让世界通胀率达到和平时期物价上涨的最高比例（15.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能源危机的在西方工业国家引发了所谓“供给危机”，价格革命的“刚性原则”依然显示了它的力量，只不过这次的刚性必需品从食品换成了工业所依赖的能源。
供给危机的影响非常深远，它大大增加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投机性和泡沫，是产业资本从实业向虚拟和金融转移的转折点，高企的名义利率，将石油出口国在能源涨价中赢得的大量资本吸引到主流金融市场，美元离岸市场得以飞速壮大；为了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滞胀“，金融去管制化的趋势逐步突破1930年代大萧条遗留下的各种限制，资本流动与信息化技术革命开始融合。
另一方面，价格革命催生的社会不平等激化问题，在这一次也没有缺席，1975年之后，衡量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四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世纪价格危机就存在的税收累退作用，在里根政府持续减税而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时，仍然显示出了威力。1980年至1988年之间美国的国家债务比过去所有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到1987年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债务国，国债突破了一万亿美元。超大规模的货币量化宽松，与解决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需求叠加在一起，美元进入了长期的贬值和低利率时代。
通胀从来没有被真正驯服，对于个人财产来说，它是当代最明确与长期的侵蚀和剥夺。对货币政策的不信任，指向两个方向：一是借贷与投机的需求大量增加，金融泡沫化对于对抗通货膨胀是群体理性的行为；而是寻求中心化货币的替代品，一个“自由竞争，供给透明”的货币市场。
2010年5月22日，美国工程师汉耶兹用一万枚比特币购买了两个披萨饼，这次购买行为将比特币的定价在了每枚0.0041美元。那时的比特币仅仅诞生了一周年，从未用于实际商品购买，是一个介于极客作秀和游戏玩具之间的新奇小试验，大多数人不会觉得它与各种游戏代币有什么区别。十一年之后，2021年11月10日，比特币达到了它的历史高位68,925美元，同时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突破3兆美元。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受到了金本位主义者的欢迎，包括“采矿”的隐喻。加密货币不仅有比特币这样供给有极限的“通缩货币“，也有供给没有限制的“可通胀货币”，甚至有风险极大的“归零货币”（比如鱿鱼币）在满足交易媒介、价值储存和记账单位的基础货币功能方面各有胜场。
人类是否能够摆脱周期性的剧烈通货膨胀？从历史上我们看到每一轮价格革命的共同因素与共同后果：需求增长带动成本提高、不平等加深，都是从均衡温和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而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却是不断刺激需求，这个悖论决定了通胀是一个长周期现象，马斯克或者有一天可以在火星上建设新的货币体系，AI或许有一天会使我们摆脱沉重的肉身，但需求本身，却是文明永恒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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