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现象的代名词，这就是“东北现象”。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一滴晨露，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在过去的2021年，“东北”多次作为话题冲上热搜，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受到关注；9月份，“东北限民电”成为话题。东北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现象的代名词，这就是“东北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流失严重、营商环境不优等共性问题成为“东北现象”的主要特征。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东北振兴，但尚未达到预期效果，东北振兴仍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和难点。
分析“东北现象”的文章并不少，很多人为东北把脉开方。这些文章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作几类：
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最早进入计划经济，最晚退出计划经济；
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经济结构不优，民营经济不发达；
人才短缺，人口流失严重；
自然条件不好，位置太偏、气候太冷；
缺少扶持政策，没有享受到政策红利等等。
另外，也有为东北鸣不平的，还有认为东北人不行、东北文化不行的，但这些都不是主流。
理性分析“东北现象”，要否定一切道德评价，批判一切地域歧视，摒弃一切感情用事。客观地说，上述主流观点各有各的角度、道理，也各有各的局限性，总感觉还没有找到“东北现象”的根源和症结所在。
我也一直在思考“东北现象”，曾经对上述主流观点充分认同，直到有一天接触到“范式”理论，我发现，这一科学哲学领域的理论竟然可以更好、更科学地解释“东北现象”。
借用这一理论，我认为，“东北现象”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范式困境”。
“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概念。科学界公认的信仰、理论、模型、模式、事例、定律、规律、应用、工具仪器等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期、某一科学研究领域的范式，范式的出现为某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框架或规则。
从社会学的角度，我的理解是：“范式是在一个体系内自主运行的认知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模式。”
社会中任何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或群体，无论大小，都会形成自己的“范式”。这种“范式”让组织或群体的成员在内部有相似甚至相同的评价标准、思维方式、行为规范、表达方式、生活方式、个人好恶等等明显有别于其他组织或群体的认知和行为体系。
比如，从国家的层面看，中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明显不同；从省际看，北京、上海、广东、河南各不相同；再往小了看，村与村、家庭与家庭也不相同；从群体看，公务员、教师、商人、农民都不相同；再往细了看，公务员内部做组织工作的、做宣传工作的、做政法工作的、做群团工作的又有区别。
这里面有文化，但不全是文化；有制度，但不全是制度；有强制，但不全是强制；有教育，但不全是教育，说不清，道不明，但又确实存在，而且能够自我运行，力量强大，一旦有外人进入很快被同化，这就是“范式”。
东北因其地缘、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范式”。虽然在内部也会有区别，但总体上会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一致性，所以，外界对东北仍然是一个整体印象。
东北正是被这个“范式”所困住，形成了“范式困境”，制约甚至阻碍了发展。
当然，东北并不会完全不发展，因为东北毕竟处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范式”中，被裹挟着也会向前的。但是，如果东北的“范式困境”不破，将会成为发展最缓慢的区域，没有之一。
东北“范式”的最大特点是缺乏市场经济思维。我们试想一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还能发展，那才奇了怪了呢。
我们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思维，市场经济思维不是简单地追求利益、效益，不是只有经商办企业或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才需要市场经济思维。
我们要清楚市场经济思维的底层是什么，是契约、规则、开放、创新、效率、效益、竞争、合作、视野、格局，等等。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群体都要具备市场经济思维，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企业家、农民、普通群众以及行业、部门、单位，等等。不但要有个体思维，还要形成社会性思维。
东北的很多问题都源于此。比如：
领导干部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过于相信权力，就会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公职人员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不敢担当，不会作为，就会以部门利益为重，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形成部门壁垒；
企业家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攀高结贵，利益输送，眼睛不是盯着市场，而是盯着怎么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就会小富即满，自我膨胀；
农民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是小农意识，自私自利，拒绝合作，不守规则，不讲诚信；
普通群众如果缺乏市场经济思维，就会凡事都会托人找关系，不相信规则相信人情，不相信制度相信利益。
凡此种种，东北“范式”不断强化。
“范式”一旦形成就会变得强大，新鲜的个体进入到这个“范式”中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淘汰。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我们看到，东北人走出东北，良性发展的可能性更大；我们看到，外地人如果在东北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变得和东北人一样。近些年来，东北常会派干部到南方挂职锻炼，时间短的有三个月、半年，长的有两年、三年。
这些挂职干部有一个共性的表现：在挂职地挂职期间，往往表现优秀，工作突出，思路开阔，作风务实，回到原地后却旧态复萌。在这些干部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南方的东西咱们学不来”。
东北“范式”对东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缺少朝气，缺乏活力。东北人的竞争意识不强，创先争优的意识不强，工作喜欢“向后看”，只要不垫底、不打狼，不挨领导批就行，很少有对标先进、赶超先进的想法和劲头。近几年，人大、政协成了抢手的位置，特别是实行职务职级并行后，县区人大、政协更是成了热门。有很多人每个月拿着1000多元的最低工资也能“佛系”地活着；有的人满是抱怨、牢骚，却不愿意改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说东北人不敬业、不能吃苦、没有情怀，我是绝对不相信的，但是，总感觉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当看到很多人在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搞形式主义，有些人理直气壮地搞官僚主义的时候，真的很难理解。
而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蔓延到企业中，有的民营企业竟然也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更加无语了。后来，我想明白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其实是一种最不用动脑，又能应付上面唬住下面，因此也是最省事、最简单的工作方法。
有些人可以把这个过程搞得很复杂、很繁琐、很细致，但是，让他们再拿出其他的方法，他们不会也不敢，没有人愿意承担新方法带来的风险。这是典型的“内卷”。
营商环境难改善。营商环境的基础是市场化和法治化，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更加便利化，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市场经济思维之上。缺乏市场经济思维，片面地强调服务态度，而没有打通部门壁垒，没有规则意识，缺少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很难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境。
人口流失严重。人们去往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是希望；人们离开一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是失望。国家提出“六稳”中的“稳预期”是极其重要的，其他“五稳”稳的是经济基本盘，“稳预期”稳的是对经济持续向好的信心。
当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无法突破时，当企业破产或经营不下去时，当一个人找不到工作或收入天花板很低时，当高校毕业生把考公务员作为最好出路时，东北能给他们什么样的预期，能给他们多少希望？
所以，东北现在不是仅仅“稳预期”的问题，而是要“调控预期”“激发预期”的问题。有网友在“关于全面放开东北生育政策的建议”下面评论，“放开东北的生育政策，会增加海南人口”。当预期出了问题，不管是什么政策，人们都会往对东北不利的地方联想。
东北“范式”对东北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这个“范式困境”中，东北像骑在旋转木马上一样，看着像在跑，其实原地不动。
“范式”不能与时俱进，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当前的美国正在经历一次“范式”转换。二战后形成的美国“范式”已经无法适应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出现了特朗普。特朗普开启了这次“范式”转换，但是，他没有能力完成。拜登想把美国带回到原来的“范式”，但是，“范式”转换开启后就不会停下来，所以，美国摇摆、混乱的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确立新的“范式”。
东北“范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49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东北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好像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个时期，全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其他地区都实现了“范式”转换，唯独东北没有呢？早几年或晚几年的影响就那么大吗？如果说时间长就影响大，那么，现在改革开放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为什么东北还没有超越计划经济的影响？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计划经济时间的长短，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东北其实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我们按大的时间段捋一下：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改革大潮汹涌，东北在干什么？在以老大哥自居，不愿意改。
九十年代，第二次改革高潮，东北在干什么？下岗、分流、停产、破产、卖企业，但是，民营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
进入新世纪，东北已经落后了，中央开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东北在干什么？在救国企，民营经济仍然没有得到壮大。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东北的人才、人口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东北也已经走上了改革之路，但是，东北的改革还是与其他的地方不同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是自主的，主动的，独创的。被动的改革不是改革。东北的改革都是在完成中央布置的作业，始终没有学会自主学习。
中央部署的作业不会做，怎么办？抄嘛，抄过程、抄步骤，改结果，这就形成了形式主义。下面也不会做、不愿做，安排不下去，怎么办？行政命令、施压、瞎指挥，这就形成了官僚主义。层层效仿，层层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我们回想一下这四十多年，东北有哪些有影响力的改革事件，为中央或其他地方提供了哪条改革经验吗？好像并没有，或者是很稀少。
一个“范式”周期有四个阶段：破范、立范、规范、就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无法打破原来的“范式”，再怎么努力，也是原地打转。就像骑在旋转木马上，使劲挥舞着鞭子，做出努力的样子。
中央对东北振兴的定位很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这里面“突破”是关键词，“突破”是打破旧“范式”的关键和方法。
“突破”的要义是在“点”上发力，而不是在“面”上或“体”上。一是因为“点”上的突破具有“破范”的意义，二是因为在“点”上突破也相对容易。就像一个人被困在车里，用拳头砸或用脚踹都很难打破玻璃，但是，如果把力量集中于一个点上就比较容易。
张红岗带领的山东淄博农村学校的跳绳队和在冬奥会开幕式上唱响《奥林匹克颂》的马兰花合唱团，都是在体育或音乐上激发出孩子们的兴趣，打破了原来的“范式”，带来了全面的改变。
在旧的“范式”没有破除之前套用其他“范式”，追求“全面突破”“整体提升”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实现。东北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后知后觉，等靠观望，都是在其他地方试完了，中央认可了之后，再生搬硬套，结果就水土不服。
比如，东北觉得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网上办”等改革措施好，也跟着学。但是，浙江的前提是消除了部门壁垒，打通了信息孤岛，建设了完备的网络设施，而东北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基础。结果是一件事上一个环节最多跑一次，但是每件事有很多个环节；一个科室最多跑一次，但要跑很多个科室；线下办完之后再重新录入到网上，因为要达到网上办结率。一套操作下来，营商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优化。
浙江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但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要学习他们的着力点。浙江经验的关键是办事便利化，如果抓住这个着力点，我不相信跑个两次三次就是不便利，线下办理就是不便利，营商环境就不好了。没有基本功却学人家“下叉”，是会肌肉拉伤的。
晚清时期的改良派提出“中体西用”主张，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现在反思一下，其实“中体西用”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在那个时期肯定行不通。因为“中体西用”是钝器，不是锐器，不具备破范的功能和意义。
“突破”的最佳时机是啐啄同机。在我国，有很多通过“范式”转换实现发展的例子，最普遍的就体现在脱贫攻坚中。我国的脱贫攻坚有一条非常关键的成功经验，就是下派驻村“第一书记”。我们看到，很多贫困村在人员、环境、资源都没变的情况下，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实现了脱贫。
“第一书记”的作用体现在哪儿？“第一书记”的作用有很多，但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是改变了村里原来的“范式”。我们可以断言，那些长期脱贫、稳定脱贫的村必定是改变了“范式”的村，这也包括那些整体搬迁的村，而那些帮扶脱贫、兜底脱贫的村返贫的风险则较大。
为什么贫困村的“范式”能够转变？一方面，贫困村有摆脱贫困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全国性脱贫攻坚战的力度不断加大，形成了内外同心，共同发力的态势，也就是实现了“啐啄同机”。
“突破”的最佳路径是赋加“势能”。为什么“第一书记”能够改变一个村的“范式”？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书记”被赋予了一种强大的能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势能”。什么是“势能”？简单说，就是一个物体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产生的能量。
在脱贫攻坚中，“势能”就是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党委政府的重视、下派单位的支持以及“第一书记”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有了这些“势能”再加上“第一书记”的能力、素质、学识、经验，才能够打破村里原来的“范式”。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去掉“第一书记”的“势能”，单靠其本身的能力素质，让他们挂职或任职“专职副书记”，他们还能够改变村里的“范式”吗？可以断定会极其困难。在东北，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干部，如果换到其他的“范式”中一定会干得风生水起，非常出色，但是，他们却改变不了他们所处的“范式”，因为，他们缺少这种“势能”。
“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人。“突破”带来的效果是“炸裂”，不像用机器设备打孔或钻洞那么平滑。“炸裂”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带来“范式”的变化，孔或洞则不能。“突破”会有两个附带的后果，一个是不确定性，一个是会带来一定的冲击或损失，同时，“突破”的实施者也会承受超常的压力。
所以，只有三类人能够担得起“突破”者、“破范”者的重担，第一类是有伟大情怀的人，像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一大批先辈先烈；第二类是没有退路的人，像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等；第三类是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的人，像黄文秀等。
这三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自断退路、没有退路、不计退路，也就是没有后顾之忧。现实中，这三类人都是少数，要让更多的人成为“突破”者、“破范”者，一是需要给予他们可见的、大于风险的预期，二是采取有效手段，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要实现突破，破除旧有“范式”必须找准着力点，也就是关键点。怎么样找到这个“点”？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看，纵向的是领域、行业、产业等，横向的是地区、城市。
选择的原则有两个，一是要选核心指标、主要工作、重要业务，也就相当于企业里的KPI；二是要能够加得上“势能”，按照这个原则，非主导产业、不重要的领域不能选，因为影响力不大；省会城市不能选，因为加不上“势能”。可以下选一级城市，落差越大，“势能”越大。
这个“突破”点需要具备以下特点：
冲击性。要能够对思想、观念、思路带来冲击和改变。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思路僵化是东北的标签，东北开展过多次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学习、研讨、培训、大讨论等活动，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标签？除了活动有时流于形式外，学习、培训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东北需要渐变，但更需要的是突变。突变靠的是事件和行动。突变才能带来“范式”的转变。
牵动性。要能够牵动全局。有些工作很重要，但不具有牵动性，比如农业。农业无论对国家大局，还是地区经济结构来说，都极其重要，但是，因为农业本身的特点，它的传导力、辐射力都很弱，所以它的牵动性不强。有些工作比较薄弱，但也不具有牵动性，比如高铁。东北的高铁里程和东部地区比是有差距的，但是，它的牵动性也不强，它不像有些地方的道路是这个地区的堵点，牵动性就很强。牵动性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要去建立这种牵动性，比如饭店的装修本来只起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如果通过装修把饭店打造成一个网红，就建立起高度的牵动性。
可验性。要能够在短期内验证其效果和真实性。一个需要长期验证效果的工作不能作为“突破”点，一个无法验证其真实性的工作也不能作为“突破”点。
示范性。要能够提供某种价值，这种价值会成为建立新“范式”的基础。
以上这些特点很多都指向一个方面，就是用人问题。要让干部成长靠实绩说话，靠KPI说话，而不是靠关系或论资排辈，要增强干部考核的真实性、全面性，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带动社会风气好转，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与国家发展同步。
当然，还有很多的点，比如，可以选一个或几个中小城市；可以选择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或是新兴产业、旅游产业等方向，或者是这些领域中的关键环节。
“范式困境”中的东北必须打破旧“范式”，实现突破，才能实现东北振兴。如果不能打破旧“范式”，东北错过的将不是五年，而是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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