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欧家锦,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世纪之交的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名为“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有6个人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其他5位大家都比较熟悉(或皇帝,或权臣),而唯一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入选的伍秉鉴到底是谁?
伍秉鉴(1769-1843),生于广州,是乾隆时期广州“十三行”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怡和行的老板。据统计,在道光十四年(1834)他的私人财产高达2600万两银元,还不包括他所拥有的其它公司股份、债权和商号的资产(其投资了美国西部铁路以及美国多家证券保险业公司,且为英属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当时,整个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4000万两;而清朝时期的经济位列世界第一(据统计表明,彼时清朝的经济体量规模约占全球的1/3)。可想而知,伍秉鉴不愧为“世界首富”。
他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其个人命运的兴与衰,直接与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发展轨迹相关。
伍秉鉴的先祖于康熙初年(1662)从福建泉州定居广州,开始经商。至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接班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在广州这片土地上,有记载最早的海外贸易出现于秦汉时期,赵佗在这里建立了南越国(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海上“丝绸之路”就从这里形成,并远走印度洋,大量的中国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从这里运往海外,而海外的香料也从这里运回中国。而随着强大的唐宋时期,中国进入了最为繁华的时代,广州也成为东方第一贸易大港。
明朝时代,已有大量的“哥伦布式”的海外商人发现了这一片“新大陆”,古老、富庶、强大、文明的中国成为其垂涎的贸易对象。延续其对殖民地的掠夺策略,他们从未放弃以武力开拓中国的企图。为了防止海盗及暴力,也防止他们与中国商船勾结,形成危害国家的势力,明朝政府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但毕竟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还在进行,于是就采取朝贡制度(一方将财富以某种形式给予另一方,以表示顺从或结盟)维系着这种贸易。
广州就是负责朝贡制度的市舶司所在地之一。
清承明制。直至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即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最终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
所谓的“十三行”,并非只限定13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多时可达几十家。他们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更是成就了一大批富商。
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其中,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与伍秉鉴的怡和行并称为“四大行”。
至乾隆年间(1735年起),乾隆在雍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因此他认为海关贸易口岸的保留反而是一种对农桑新政的抵制,同时为了巩固海防,在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上谕关闭泉州、松江港口,只留下宁波、广州作为通商口岸。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位英国商人的僭越之举改变了整个东西方贸易的格局。
洪任辉(James Flint),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的第一个中文翻译。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他于1755年被派往宁波,打算开辟广州之外的另外一个通商口岸。
他惊喜地发现,不但浙海关的关税低于粤海关,而且各种杂费也少很多,当地官员对待他也很热情。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便绕开广州,直接奔赴宁波开展贸易。
宁波的贸易活动繁荣了,但乾隆的担忧也起来了。最初,他下令通过在浙海关加税的方式使外商无利可图而自觉返回广州,但此法无效。于是,他下令外国商人一律返回广州贸易,不得再赴浙江等地——“此地(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被禁止在宁波贸易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是派遣洪任辉以外交官(英吉利四品官)的身份北上朝廷,将一纸诉状告到乾隆皇帝面前。在这份诉状里,洪任辉提出了粤海关的7项罪状:
“关口勒索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关监不循旧例准许外商禀见,以致家人多方勒索;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欠外商银五万两,关监、总督不准追讨;对外商随带日用酒食器物等苛刻征税;外商往来澳门被苛索陋规;除旧收平余外,又勒补平头,每百两加三两;设立保商,外商货银多被其挪移,延搁船期。”
其实,洪任辉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重新开通宁波为通商口岸。接到他的状告,乾隆皇帝十分惊讶,他派遣总督李侍尧会同特使在广东会审此案。而会审的结果则是各打五十大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洪任辉也以“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到澳门圈禁3年,期满后被驱逐出境,永不允返。
洪任辉的僭越之举,深深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在这位“重农抑商、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皇帝面前,西方人与国人的接触到了需要严防死守的管控之时。对于英国等西方商人最希望的扩大贸易的想法,清廷不但没有丝毫退步,反而进一步缩小了通商关卡。
最终,康熙皇帝开创的四港通商局面,被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缩减得只剩下一个粤海关。1757年,“一口通商”的时代正式来临。
尽管繁荣的海上贸易也给予了清廷巨大的收益,乾隆时期来自海关的收益已经成为仅次于丁口、盐税的第三大收入来源,但跟千秋大业相比,稳定才是最优先的。
两年之后(1759),乾隆制定了《防夷五事》,“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清朝书籍。”
作为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繁荣由此成就了一批以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伍秉鉴成为“十三行”的实际领导,统一接口对外贸易制度。他大肆从内地采购丝绸、茶叶、陶瓷、银器等商品,通过与荷兰商人赫德、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签署买办协议,使之得以流通于欧洲,并从中谋取大量私利,仅乾隆三十二年间(1767),他一年的白银收入就达到1200万两,这几乎是同时期最富裕的江南省(约为今日的长三角城市群)一年半上缴朝廷的税银,真正达到了富可敌国。
“一口通商”是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体现。而“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却直接促进了广州的繁荣。那么,为何清政府会选择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呢?
一、广州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
广州地处岭南,西江、北江、东江汇流处,与香港、澳门形成珠江三角洲,向来是“以守则有余,以攻则不足”,具有防御为主的地理优势。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为当时的八大要塞之一,素有“金锁铜关”之说。其东有大虎山,西有小虎山,对峙如门,洋船难以自由进出。
而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不但布有重兵设防,且多为滩涂之地,泥沙淤积甚多,如果没有熟知当地情况的船员带领,外国商船很难成功进入。有着这样的地理天险,使广州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能够充分应对来自海外的敌人。
相比之下,浙海关就没有这样的天险了。其地势海面辽阔,无险可守,帆船挂起海帆,轻易就可直达腹地。一旦发生大量外国势力聚集的现象,清政府很难做到对他们的及时控制。因此,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选择将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二、广州具有相当悠长的通商历史。
虽然从近代开始才逐渐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远离中原的广州之古代史不丰富。在南越国存在的近一百年间,北方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劳动工具,还将丰富的中华文化在当地广为传播,使广州逐渐能够跟上北方城市的发展速度。
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进入鼎盛,汉人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愈发频繁。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西安)相对应,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广州。无数中外商人或从这里出发,或在这里停留,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宝物在这里储存及售卖,使广州成了一座热闹非凡的城市。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唐朝时更是在广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到了元朝,同广州有着贸易往来的城市数量达到了140多个,足以反映出广州的繁荣和影响力。直至明清时期,康熙年间在此设置的粤海关更是标志着我国海关制度的创设。
除此之外,当时广州的商业发展状况也十分有利于将其设置为通商口岸。在当时全国都较为封闭的情况下,只有广州商人拥有足够的经验来和外国商人打交道(最开始是英国主动放弃其它地区的商馆,专往广州发展,接着欧美其它国家也争相效仿,外国商人们自然而然地便聚集到了广州),也只有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清朝政府谋取贸易利益。因此,将广州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商业历史的城市设置为通商口岸,无疑是十分合适的。
三、清朝政府出于统治者利益的优选。
中国自古实行儒家教育思想,而江南地区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人才来源地(以及税收来源地),但是随着远洋贸易的繁荣,西方资本主义附带的基督教势力开始大肆入侵江南,逐步改变了江南原有的地位格局,以至于形成了儒家文化不如基督教势力的形势。
乾隆时期,泉州港、宁波港已经出现大量青壮年“不读私塾,不考科举”,反而热衷“加入教会,远洋经商”的热潮。大量江浙闽沿海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科举做官”当作人生最大的理想,而西方商人们带来的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思想,也给清廷统治者带来了本能的戒备和反感。
江南地区从文化与地理层面更为清政府所看重。一方面,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不可被外国人轻易玷污;另一方面,该地区承担着清政府的漕运重任,对维系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供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这里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其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广州在这方面则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自古以来都远离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核心地带。对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商人流动性极强,同时三教九流混杂,思想上也只为牟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腐化分子;再加上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的数量也不可忽视,这使其不稳定性再度加强。但广州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无论其人群构成如何复杂,再怎么闹也不会对中央形成威胁,只需其缴纳足够的赋税来补足国库就好了。
四、皇帝亲信监管的粤海关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
康熙皇帝开设的四大海关,设在松江的江海关主要是针对国内沿海各港的贸易;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主要对接的是日本贸易;(初)设在漳州的闽海关主要应对的是南洋各国的贸易;而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因此其财政收入一直位居四大海关之首。当乾隆皇帝决心只留一个海关时,自然会选择收益最高的粤海关。
且粤海关也与皇帝有着独特的关系。在四大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由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也就是说,粤海关是由皇帝的内务府亲信出任,而其他三大海关都是由地方大吏监管。
这些内务府出身的官员,所思所想当然也只有皇帝的个人利益。与此同时,乾隆还赋予了粤海关钦差耳目的权限,他们可以独自上奏,监视地方官吏,密报地方隐情,就连两广总督都无权截止。这既有利于巩固皇权,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于粤海关的信任。
综上所述,在乾隆皇帝的综合权衡之下,独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四大海关所得的关税虽然很重要,但相较“祖宗基业”,钱财实乃身外之物。“一口通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但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5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一口通商”政策从此彻底破产。
历史总是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在“一口通商”政策实施(1757)的整整两百年之后,依然是在广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于1957年揭幕。
1952年至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兴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开始了工业化,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进口则需要外汇。
当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坚持实行敌视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对外贸易处在初始阶段。
对于一个充满激情、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来说,经济上迫切需要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封锁,换取硬通货,支持国家建设。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得依靠广州了。彼时的广州安静地躺在南中国的港湾里,潮湿、陈旧。难得的热闹来自于举办了两年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从香港、澳门回来的亲戚们纷纷抢购内地的红薯、药材、陶瓷等商品。
这些情景引起了一位名叫严亦峻的山西人的注意。
1956年6月,时任外贸部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意后,以特派员的身份用电报的形式向外贸部请示,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电报受到外贸部领导的重视,并报送周恩来总理批阅。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这便是“广交会”的前身。
此后,严亦峻又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总理建议将其简称为“广交会”,英文为“Canton Fair”;Canton为广东的英文),最后得到批准。自1957年起,“广交会”开启了广州长达数十年的独一无二的外贸地位,亦造就了“中国第一展”的盛名。
创办初期,邀请客商和到会客商均以香港、澳门、东南亚为主,后逐渐扩展到欧盟、美加、日本、大洋洲、中东、独联体、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
开展65年来,“广交会”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仅是商贸的桥梁,也是友谊的纽带,更是促进了中国乃至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写下了实在篇章。这也恰好呼应了它的口号“广交世界 互利天下”,英文为“Canton Fair Global Share”。
展望2027年,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即将再次登顶全球之际——新冠疫情之下,全球各大智囊机构预计中国GDP最早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而位列全球第一,广州又将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作者简介:财经作家,资深财经媒体人;专注于创作“奢侈品在中国”书系。
参考资料:
《城市史:明明当时有四个关口,为何清政府选择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漂江孤影,2022-01-192-
《乾隆为何将熙设置的4个通商口岸缩减为1个?广州海关为何能幸免?》,鸢飞九天,2020-05-053-
《广交会的前世今生》,田磊,《南风窗》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