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问题，是高悬在当代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编者按：本文转自中欧商业评论，作者曹欣蓓，责编施杨，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近日，一则字节跳动员工猝死的新闻广为流传。这位28岁，入职字节近四年的图像算法工程师在公司健身房猝死，他的妻子刚怀孕两月，目前没有工作收入，却要面对每月2.1万房贷。
无奈之余，她上网咨询了退房退款的方法，并表示将在后事办妥后，回到老家江西，与母亲一起在小县城生活，将孩子养大，“希望能最大程度为孩子存上一些钱，安度余生”。
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但对职场人而言，这份追逐并非主观意愿，往往是出于被迫。
流水线时代，工人倒在车间机器下；AI监控时代，白领死在健身房内，过劳始终困扰着每个职场人，无论时代如何向前飞驰，太阳底下依然没有新鲜事。
“过劳死”（karoshi）一词源于日本，第一宗有记录的过劳死个案发生在日本，一名29岁男性员工在公司死于中风，最初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同公司几位较高职位的壮年行政人员先后猝死，才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森冈孝二在所著书籍《过劳时代》中，将过度加班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逆流”，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被称为“过劳死问题研究第一人”、反复抨击过劳现象的专家，本身就是一名工作狂，最后，连他自己都死于严重过劳。
如今，过劳死早已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痼疾。2020年《中国急救医学》研究显示，劳累是造成猝死的主要诱因，占比达到24.53%。猎聘所发布的《当代年轻职场人现状洞察报告》显示，超7成90后职场人经常加班。
过劳问题，是高悬在当代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过劳死的新闻下方，总有评论表示：“为了一份工作，值得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取舍？”
人们的疑问背后，实则是有关工作伦理的探究。
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提到，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意味着工作本身即是正义。他将工作伦理视作一种工具，目的是使人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制度。
在工业化时期，工作伦理就已进入了欧洲的视野，并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鲍曼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可这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旦人们需求被轻易满足，继续工作的动力也就丧失了，人们无意于赚取更多的钱财。
当企业家与经济学家意识到该问题时，他们成为了在鲍曼笔下“渴望改善世界的布道者”，在渲染并创造梦想的同时，人们的劳动时间也被不断延长。
不可否认的是，一批批造梦创业者的出现，让世界迭变的脚步随之加快，梦想也因努力而伟大。韩国80年代的“汉江奇迹”是由每年人均工时2069小时换来的，“以时间换空间”始终是最简单粗暴的发展之道。
为了让员工更为勤勉，大厂往往以布道者的身份，传达“共筑美好生活，携手改变世界”的理想，可物极必反，丰满理想总是难敌现实骨感，造梦者可以是卓越的、进取的、改变世界的，却未必是“有人性”的。
科技界的马斯克是出了名的工作狂，平均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最忙时则长达120个小时。
曾有一次，马斯克手下的某位员工因为孩子的出生，从而错过了一场活动，马斯克则立刻在邮件中回复道：“这不是借口。我感到非常失望。你需要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我们正在改变世界、改变历史，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你就别干了。”
在科技史的进展中，马斯克无疑是一个传奇。但每一位狂热的梦想布道者，都难以规避来自工作伦理的审视——工作是否该有个度，才能称得上是正义？工作与梦想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因为梦想而努力，还是已然成为了梦想的奴隶？
除了贩卖梦想以外，大厂还有更接地气的吸引方式——高薪酬、高福利、设施齐备的办公环境。
在这个讲究员工关怀的年代，拥有八大菜系的食堂只是大厂标配，在更多招聘介绍中，往往会提及“公司提供下午茶、过节惊喜派对，还配有酒吧、健身房、育儿室等设施”，用砸钱佐证企业对员工的重视。
但是，公司越美好，越容易与外部世界越隔绝。
不少大厂人除了睡觉以外，其余时间全在公司里度过，也有外籍高管在沪十余年，却不曾踏足过外国人最爱去的景点之一——新天地，原因在于公司自带酒吧，所有的需求都能在公司解决。
设施齐备、薪酬优渥的大厂，成了企业家们精心缔造的虚假“温室”，在提供全方位生活与经济保障的背后，他们试图用有限的福利，换取员工心甘情愿地交出更多的时间，成了企业润物细无声的“高薪诱惑式”PUA。
在哈耶克眼中，对经济保障的过度追求，可能会令人丧失更多自由。他曾表示：经济保障的概念，就像其他类似用语一样，是不明确的，是含糊其词的，对保障的普遍赞同也可能是一种危险。
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身为统治者的猪，给动物们确立了一个动物主义原则：“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在现实社会的世俗人情中，传统观念给人们确立了一个同样简单的原则：钱越多越好，福利越高越好，公司设施越全越好。
至于是否意味着过度加班，或是需要以牺牲个人健康为代价？这些问题往往会被人们刻意忽视。
“大公司的光环加上薪资吸引力，是很多人都无法拒绝的。”某知名外企职员宋丽表示。
这家企业的工作时长，经常能达到每天12个小时。宋丽不断对朋友感叹“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每天都是熬到凌晨，带着焦虑昏昏睡去”，但抱怨归抱怨，她依然兢兢业业，过着披星戴月的生活。
在周末偶尔与朋友出门时，宋丽还不忘时刻查看手机。“我怕错过消息，”她说，“现在就是习惯性焦虑，哪怕是周末，每15分钟也要检查下公司群。”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到，现在的功绩社会是自我剥削的社会。对绩效的过度追求，其结果会导致人们不仅要和别人比，还要和自己比。
在不知不觉间，宋丽从被公司PUA，变为了被自己PUA。在大举宣传“温室”福利，以此吸引人才的时候，资本家们早已写好了后续的剧本，纵使身为精英依然会深陷其中，曾经备受憧憬的虚假“温室”，最终也成为了充满束缚的“茧房”。
可是，内卷式加班总有尽头。
同样在今年2月，B站的审核员工在春节期间猝死，一度引发广泛热议。“加班多”“不利健康”“拿钱换命”逐渐成为了光鲜亮丽大厂的B面。
于是，另一种新的大厂工作模式诞生了——劳动寻租。这源自经济学中的概念，指在签订合同时，企业家已经亮出了底牌，但员工却可以藏着掖着，在上班时候偷偷玩手机、刷淘宝。员工摸鱼的行为细小而隐秘，对忙碌的企业家而言，及时察觉每一次的摸鱼则太难了。
在部分大厂里，劳动寻租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SOP流程。如果想要晚上10点以后再下班，那么在下午2点以后才开始工作，成了一些职场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早上到了公司，先洗洗杯子，然后打开今日头条和微博，愉快地度过一个上午，到了中午再吃个饭，等到下午了，才是大家的工作时间，尤其是到了6点以后，所有人都真正进入状态，就会显得格外忙碌，老板看了也高兴。”
由此可见，摸鱼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成了一种标准化、可复制、可广泛应用的技术。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描述了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装傻卖呆、暗中破坏等。作者认为，农民群体以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消耗战，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是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所做的努力。
正如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所指出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戏院，每个人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台前的语言并非真实的扮演者。农民通过偷懒装傻，对抗压迫霸权，部分职场人通过浑水摸鱼，对抗过度加班。
毕竟，在某些组织中，加班就好比剥削马来西亚农民的霸权——都是普遍现象，且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这也成为了一种组织里的黑色幽默：当高层领导者正在摇旗呐喊，呼吁更多“狼性”，鼓励加班文化时，被裹挟的职场人表面上鼓掌赞同，却在私底下有自己的摸鱼SOP，并且，会由老员工传给新员工，让消极抵抗持续传递。
抵抗过劳的方式，早就不止是躺平了，还有摸鱼。“因为没办法每天都如此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但加班又是必须的，所以要学会摸鱼，把原本8小时的工作，延伸到12个小时里完成。”
可是，这种消极抵抗的方式，是否能真的让职场人感到快乐？较之于强行坐在电脑桌前，浏览网页所能带来的微小休憩，缩在家里的沙发中显然才能让人拥有更多的快乐，但在一家加班蔚然成风的企业中，这却是职场人难以企及的奢望。
无论是基层、中层或是高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摸鱼中真正获益。摸鱼成为了职场人在扭曲的加班模式下，对“拿命换钱”的微弱抵抗，但倘若长期被困于办公室的方寸之间，依然会带来巨大的情绪内耗，在降低员工自身幸福程度的同时，也损害了组织应有的高效。
扭曲的加班文化，最终造就的是扭曲的组织氛围。
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说：“任何颤抖——哪怕它发生在无助者和受伤者的身上——都有可怕的一面：停留的针刺正在收集毒液”。
对于组织而言，过劳死不该被视作来自弱者的个案，更不该怀揣着自傲，认为“只要我布道梦想、筑造‘温室’，只要薪酬待遇高、环境一流，照样会有很多人前赴后继，赶着过来”，纵然是弱者的颤抖，依然可以汇聚成为强大的暗流。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过度加班会影响健康，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摸鱼大军，以消极模式抵抗加班，当老板依然在晚上6点后准时巡视办公室，并为下属的加班感到欢喜——在这场虚假的顺从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只有“停留的针刺正在收集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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