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风云突变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国内发展形势下，“稳”和“进”都有了更为明确、精准的指向。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田轩的田字格，作者田轩，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年一度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新的成绩单和计划书出炉。作为理解上一年并把脉中国新一年发展路径的重要文件，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如大多数人所预期，继续以“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为主基调。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风云突变的国际环境和新的国内发展形势下，“稳”和“进”都有了更为明确、精准的指向。
先说稳。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用了25个“稳”字，强调了2022年经济工作的取向。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字出现的频率则达到了76次。
“稳”字数量翻倍，意味着形势更为严峻，挑战更为艰巨，要想实现稳增长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
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复苏进入瓶颈阶段，疫情反复扰动，政治格局动荡，俄乌冲突局势晦暗不明，宏观杠杆率不断抬升，美国加息在即，国际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期。从内部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出口驱动边际走弱，消费动力不足，市场需求全面放缓，制造业受到冲击，中小企业生存困难，***风险及传导效应显著。因此，在2021经济复苏高基数效应及叠加多种下行压力和扰动风险的情况下，无论从发展的首要目标还是各项细分发展目标上看，“稳”必须是一条不可突破的底线。
每年全国两会，GDP增速目标都是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这一目标确定在5.5%。
在回答为什么是5.5%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什么要设定具体的数字目标？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国内经济界曾经有过一次“破‘唯GDP数字论’”的大讨论，有声音支持放弃每年制定具体的经济增长数字。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叠加当年疫情压力，2020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及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引发了多方关注。
同样是依然处于疫情不确定的阴云之下，内外部环境也依旧复杂多变？为什么今年还是要设定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避免GDP失速。
首先从长期规划的要求来看，按照此前十四五规划的目标折算，年度近5%的GDP增速是必须达到的。2020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到2035年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虽然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从统计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设定为我们要追求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从目前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等四个国际机构的标准平均值来看，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中位数大约为2.45万美元。对照来看，2019年我国的人均GDP为10262美元，还不到发达国家人均GDP中位数的一半。基于此，按照学术界研究团队的测算，要想实现“十四五”和到2035年经济发展目标，未来15年里，我国的年均GDP增长速度需要达到4.8%左右。
而过去两年，受疫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了回落，两年平均增长为5.1%。在可预期的未来时间里，按照经济学规律，越发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速度很难有再向上提升到新高的可能。综合这些因素，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5%左右，目前看是能够与长远的目标规划相适应的，是科学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在国内外复杂形势叠加下，具体GDP增长目标的设定，也是凝聚共识、增强信心的“定海神针“。2020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2021年继续突破了114万亿元，对于GDP总量超100万亿的经济体而言，GDP目标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必要的宏观调控基础，GDP目标意味着经济体对于世界一个重要的发展承诺，一旦缺失，各方对于该经济体的预期将会莫衷一是、产生杂音，经济体的吸引力也将会有所折扣，对经济体稳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对内来看，GDP增长目标的设定也是当前形势下对于国内各方的一根约束红线。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前提就是避免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当前宏观杠杆率、地方政府隐性债仍然高悬的形势下，以具体的数字目标立下flag,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也就意味着为去杠杆铺平缓冲区。
对于宏观政策，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是“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有空间有手段，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较之此前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表述，在大基调上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
宏观政策依然弹性可用的背后，是有现实依据作为支撑的。近两年，我国经济虽然复苏态势趋缓，生产端需求侧均面临调整压力。不过，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疫情防控得力有效，货币政策在全球也表现优秀，持续贸易顺差使人民币积累了较大升值空间，且CPI和PPI预计运行在适宜范围。基于此，可以肯定的是，我国货币政策仍具备一定灵活调整空间。
考虑到国际货币政策转向，平滑一二季度以及防风险等因素，对于以“稳增长”为核心的宏观政策适度提前的具体举措，一些建议是：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定增长；统筹控制***市场信贷规模，放缓流动性节奏；集中进行风险管理，重点控制地方债务违约率。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调控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加大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科创企业、中小微企业、重大基建项目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将政策调控周期放长远，继续深化改革，进行产业结构性调整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加大了新兴市场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加上俄乌冲突，对于这些外部风险，中国需要作出前瞻的预判和预案。
美国高通胀压力已达顶峰，其货币政策转向已成定局，加上俄乌冲突将进一步推升大宗商品价格，无疑将加速货币紧缩周期的到来。历史上的加息周期中，主要新兴市场均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部分短期外债占比较高的国家，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若不进行适当政策调整，中美周期错位背景下，我国将迎来内外双重冲击。
加息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政策。目前，中国已经预留出一定的政策空间用于应对突发事件，且能够进行灵活调整，缓冲经济和市场下行压力。但有空间并不意味着“一定行”，未来我国需要做到的是：坚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支持力度、节奏和重点；精准发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引导信贷结构稳步优化；发挥利率自律机制作用，有力推动降低综合金融成本。
行稳致远不仅需要方向上的精准定位和高瞻远瞩，更需要在具体的领域精准发力。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主要结合2022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稳”的一些宏观方面的表述谈了谈自己的观点。下一篇里，我将进一步就“稳中求进”的一些具体路径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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