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众多VC/PE机构“募投管退”均遭遇新的挑战。
一位国内大型创投机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4月他们的两只新基金产品募资进展均不如预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导致不少上海地区高净值出资人“足不出户”，无法前往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与私人银行签订投资合同。
“有些已经签订投资协议的上海地区高净值出资人也因为足不出户，无法前往银行柜台办理转账事宜，导致上述两款新基金产品募资截止期延后。”他告诉记者。
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遭遇类似烦恼的创投机构不在少数，甚至一些创投机构都推迟了新产品募资计划。
“大家都在等待疫情早日结束，迅速重启产品募资工作。”这位国内大型创投机构合伙人直言。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创投机构募资延后，不少创业公司则面临融资推迟的烦恼。
一位AI技术研发企业创始人向记者透露，他们原先在4月底将完成新一轮股权融资，目前受到疫情影响，多家拟投资的创投机构均建议等到疫情后再签订投资协议。
“我们也与其中一些创投机构做了沟通，发现他们推迟投资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计划观察创业公司在疫情环境下的应变能力，能否保持业绩稳健成长。”他指出。
一位电动汽车技术研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收到部分创投机构推迟股权投资的通知。这背后，是疫情导致他们的高科技产品研发进程遇到一些挑战，令创投机构开始重新评估相关技术产品化的时间表。
“目前，疫情令我们无法与上游供货商针对某些零部件集成开展效果测试，相关技术产品化进程可能要延后数月时间，令有些创投机构打算等到技术产品化成果面世后，再做投资。”他透露，但这些创投机构仍对项目投资颇感兴趣，因为疫情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投资进程，但不会改变他们对前沿技术的投资布局。
记者获悉，尽管投资进程放缓，但创投机构仍在整合各类资源解决创业企业产品研发与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比如部分大型创投机构正与具有投贷联动试点资质的银行开展合作，面向高科技初创企业提供过桥贷款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一位大型PE基金负责募资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通过引入银行投贷联动资金，部分创投机构也有效解决疫情所造成的募资停滞烦恼，确保整个投资策略稳步实施。
个人/机构募资“此消彼长”
多位创投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因疫情遭遇募资停滞的创投机构，主要是面向高净值个人寻求资金。通常情况下，这些创投机构通过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或私人银行等渠道，向高净值个人讲解投资策略与以往投资业绩，争取他们出资。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如今上海地区不少高净值个人无法在线下近距离了解创投机构投资策略与投资业绩，导致相关PE/VC产品募资一度停摆。
记者了解到，这驱动部分创投机构转而向机构投资者寻求募资以按时完成新基金产品募资。
一位中等规模创投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他们向上海地区机构投资者的募资路演几乎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具体而言，他们主要通过远程视频会议开展募资路演，很快赢得一些机构投资者青睐，且相关投资协议与资金划拨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
“此外，疫情并没有放缓上海地区不少机构投资者针对PE投资的配置步伐，尤其在俄乌冲突升级等因素作用下，他们对PE投资的配置力度反而有所增加。”他指出。
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共有1354只人民币基金发生新一轮募集，同比上升1.4%；其披露募集金额达3777.6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11.6%，凸显一季度新募集的人民币基金数量与资金规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正逐渐回归至正常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项目制股权投资基金的占比仍然较高，逾半数的PE/VC新基金产品募集规模小于1亿元，募集金额总计达到294.4亿元人民币。
上述中等规模创投机构负责人向记者指出，这某种程度也反映不少创投机构针对疫情采取化整为零的募资策略，即针对单个项目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品，一方面可以迅速完成募资提升募资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减少疫情冲击所带来的各种募资不确定性。
一位私人银行副总裁向记者透露，为了提升高净值个人的PE产品投资步伐，他们一方面通过模块化订制，快速响应高净值个人在PE产品投资方面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帮助他们足不出户也能快速享受PE投顾服务，另一方面则通过AI数，令高净值个人通过线上递交材料与远程签约，解决多次往返银行网点提交材料操作资金划拨等工作，大幅提升PE产品投资效率。
记者注意到，部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也建议高净值个人投资他们设立的私募PE FOF产品，再由后者投资各类PE基金产品，帮助他们在疫情期间遴选优质PE/VC机构投资。
上述国内大型创投机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尽管遭遇疫情冲击，行业头部PE/VC机构的募资几乎没有受到较大影响，因为不少上海地区高净值个人也会要求私人银行或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为他们预留投资额度，尽快完成相关PE/VC产品投资。
项目投资步伐放缓挑战待解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PE/VC机构投资步伐同样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一位创投机构投资总监向记者透露，新冠肺炎疫情对他们项目投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他们无法与拟投资初创企业磋商投资合同条款细节并完成线下签约，二是部分基金合伙人打算花费更多时间考察评估初创企业在疫情冲击下的业务增长状况，导致部分项目投资决策可能“推倒重来”。
“在这些基金合伙人看来，疫情就像是一块试金石，考验初创企业的疫情冲击下的应变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能否确保企业在业务模式变革与技术研发进程等方面领先其他竞争对手。”他指出。
前述电动汽车技术研发企业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正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远程工具，与上游供货商针对零部件集成效果进行反复调试，尽可能加快技术产品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推动上游零部件供应“分散化”，有效解决疫情冲击所带来的产品研发冲击。
“尽管疫情或多或少会导致技术产品化进程延后，但创投机构一直向我们推介各类上游供货商，帮助我们尽可能加快技术产品化步伐。”他指出。
一位上海地区生物科技研发企业创始人向记者透露，近期他们与创投机构沟通了解到，目前创投机构需要将部分资金优先用于纾困部分投资企业(解决他们因疫情遭遇的资金周转压力)，但针对拟投资企业的资金需求，他们正积极联系银行开展过桥贷款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解决他们的短期资金需求。
前述国内大型创投机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针对上海地区的初创企业股权投资与投后管理，目前他们正制定一系列解决措施，包括助力企业恢复供应链与解决短期资金需要等。
“事实上，疫情并没有压制创投机构对上海地区优质创业公司的追捧。若我们不做好投后管理与投前扶持，很可能会错失诸多优质项目投资机会。”他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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