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佐全总在接受红利的馈赠，命运也并未标出何等不得了的价格。
上世纪90年代初，夏就在股市赚到了第一桶金。也许他懂得当年热播的《大时代》所揭示的四字箴言——及早离场，于是在二级市场赚到钱就抽身了；又被他在1995年遇到了王传福，其时有资金的夏佐全和有技术的王传福一拍即合，前者为比亚迪注资30万元，成为比亚迪三大创始人之一。
27年过去了，有人算过，30万元早已变成了将近200亿元，逾6万倍的回报。截止2022年3月30日，夏佐全持有8263万股比亚迪，持股市值超过190亿。
难怪外界盛赞夏佐全为“最牛天使”，牛在逾6万倍的回报。我承认，“5万倍”或者“6万倍”之于此案例是量级，不是实数，因为细究上世纪末夏佐全的投资过程，你会发现多次增资信息语焉不详。不过还好，厘清账目是投资的手段，“毛估估”才是写字的工具。毕竟大道无形的段sir都讲说，“估值就是个毛估估的东西”。
但吃够了红利的夏佐全却一心想谋求个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于是47岁那年离开比亚迪，他在过去十年中多次减持股票，套现来做早期投资，为的就是圆了那个被耽误了很久的投资梦。
夏身上有个关于时间的悖论，绝对意义上的时间是时间，放诸个体身上的时间也是时间，有时候，两种意义上的时间会起冲突，而它正是用来理解夏佐全退出比亚迪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文在此埋下问题：6万倍，是人类社会的天使投资极限吗？可能诸位方家有疑问，用人类为维度阐述商业是否陈义过高？我倒认为，不妨一试，不过既然是试，论述内容就放在文末吧。
先阐述几个前置问题，包括：
此案例适合定义为“天使投资”还是“联合创业”？
6万倍回报是由哪些主观和客观因素来推动实现的？
退出比亚迪，夏选择的是“时机”还是“时间点”？
“时机”和“时间点”有区别吗？
为何要在巴菲特做多时选择“卖股”？
如果目的是赚钱，何必放弃在比亚迪上躺赢，非要转做早期投资？
做早期投资的命
夏佐全对投资人这个身份是有几分执念的。
他自己就说：“如果我有王（传福）总的能力，我会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但我更精于投资，所以我选择成为更擅长的职业投资人。” 显然相较于曾经的比亚迪副总裁这一title，他更想在投资领域独当一面。
希腊神谕常说，人要认识你自己。夏佐全就挺认识自己的，他知道自己和王传福不同。王传福是典型的技术驱动型企业家，从电池发家到转型车企，立下豪言“比亚迪要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企业”，连芒格都要盛赞他一句，王传福是发明家爱迪生与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综合体。
夏佐全投完最初那笔30万后，在2001年才正式加入比亚迪担任执行董事、副总裁参与管理运营，IT部门、法律及审查部门都转由他负责，而这个时间点恰逢比亚迪在港股上市前夕。2002年上市后比亚迪进入了业务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同年全资收购北京吉普的吉驰模具厂，次年又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公司，开始造车。
此外，王传福考察了一趟富士康，在郭台铭还沾沾自喜业内龙头地位之时，比亚迪悄悄把手机电池业务转成了手机零组件。两家后来陷入了商业间谍、知识产权诉讼案。2007年，比亚迪电子在港上市。2008年3月，夏佐全因为比亚迪与富士康的案子被刑拘，后来案情反转，同年12月警方终止了对夏的调查。
可以说，夏佐全陪伴了比亚迪从“电池大王”转型为“汽车大王”，同时他也来到了将近50岁的年纪。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夏佐全知道自己的“天命”不在于当个企业二把手，而要在投资界闯出名堂。2003年他就成立了正轩投资，可惜全心扑在比亚迪的事务上，没法兼顾。做职业投资人的心愿一再被搁置，而如今再不去做就来不及了。2010年，夏佐全退出比亚迪的日常管理。2011年，比亚迪回归A股上市。手握这些股份，稍稍套现就够夏佐全投个十年八年了。2013年，50岁的夏第一次减持比亚迪股份。
至于为什么夏佐全执迷于去成为一个职业投资人，甚至认为自己精于投资？这还得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第一，夏佐全尝过投资的甜头。30年前，中国沪深两市建立不久，混沌未明之际吸引了一批淘金的股民。1992-1994年，上证指数波幅为378%。深圳指数波幅达到162%。涨跌之间，不少人顷刻就吃到了时代红利，夏佐全也不例外。再之后，他最成功的就是投资比亚迪。
第二，夏佐全是个走在前沿的人，他熟悉金融业务，又早早学了计算机，说他是个多元化的商人不为过。1963年生于湖北的夏佐全，80年代末就在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修读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后来回到湖北省保险公司做财务管理。1992年开始做证券投资，并先后创办武汉晨鸣信息有限公司、武汉创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加信息、科技的背景，又有比亚迪的成功经验，这也决定了他现在做投资聚焦在硬科技赛道。
前半生尝够了投资的甜头，天生有投资敏锐度，知识背景多元化，又深知自己不适合做企业，那么夏佐全确实注定该做投资人。但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非得选职业投资这条路？又为什么非得选早期投资？像段永平那样，用自己的钱，在二级市场只选自己懂的公司去投不好吗？毕竟早期投资的回报周期太长了，夏不缺钱，他最缺的恰恰是时间——按照2018年正轩投资正式募资的时点算，他是55岁才重新出山，执掌基金，进入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如果他真的追求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做早期投资哪里够时间？
这也许就体现了他传统商人的一面，用小钱试试水。再说花的又是自己的钱，2018年正轩公开募资前，夏佐全都是用自有资金投资，他至今累计在比亚迪上套现也超过33亿元了。龚虹嘉就揶揄过朱啸虎：“管别人的钱真好，风险大一样敢上，这也是我的短板。” 言下之意，用自己的钱投资，谁不得谨慎又谨慎，想必夏佐全也是一样的心思。
我不解的是，就算不愿花大钱，不想像段那般隐世，还愿意等，但明明夏佐全有其他选择，在比亚迪经历过那么多并购案，人在深圳，有资历，有本钱，有人脉，运作大资本又何愁不成事呢？
也许，人被什么所成就，也就执迷于什么。夏曾说过，他就想投几个比亚迪这样的企业，陪着它们成长。
虽然夏佐全“最牛天使”这个名头是拿不掉了，而实际上1995年国内还没兴起天使投资的说法，他投钱只是助力王传福下海创业。但一切都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命运馈赠给他“6万倍天使”的礼物，也未在暗中标注怎样不得了的价格。但夏恐怕觉得这个馈赠过于乏味，他倒想凭自己的实力去挣一个身份。
跟巴菲特反着来
既然夏佐全说自己要做个职业投资人，那“股神”巴菲特总是专业的了，可有时夏佐全跟股神是反着来的。
我们来看夏几次减持比亚迪股份的记录。相关数据显示：夏佐全分别于2013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减持比亚迪股票，减持比例合计达0.84%，累计套现约11.35亿元，资金全部投入正轩投资的项目当中。2021年5月，夏拟减持比亚迪不超过1200万股，减持金额可达23亿元。前后加起来也超过33亿元了。
反观巴菲特，2008年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了2.25亿股比亚迪H股，斥资2.3亿美元买进比亚迪了10%的股份，至今未减持。今日（4/28）比亚迪收盘价为231.98港元，将近14年后，股神这笔投资的账面回报接近30倍。
再看李录，2002年第一次买入刚上市的比亚迪，2008年推荐巴菲特买入后，自己也再度加仓，李录成为继伯克希尔后比亚迪第二大H股股东。他也一直未减持，直到2021年7月，连续两日减持1077.15万股，套现约24.4亿港元，持股比例下降至6%。
相较之下，当夏佐全多次减持比亚迪时，巴菲特岿然不动，李录在2021年前也没有过减持，他们的操作是相反的。只有去年7月的减持，夏佐全和李录算是步调一致，夏三天连续减持比亚迪A股股份约954.8万股，套现超24亿元。
说实话，当下看来夏在2020年前减持的时间点并不高明。2013年，比亚迪每股徘徊在30几元，2018、2019年，40-60几元左右。直到2020年，比亚迪股价才迎来了大幅上涨，2021年一度突破300元后，今年回落至230元附近。人家说，李录减持可能是看到了性价比更高的标的，那夏佐全几乎把减持的钱都投入了正轩看好的项目。
一个专业的投资人肯定会把钱放在增长最快最多的项目上，今天往回看，巴菲特长期持有比亚迪是专业的，倒是夏佐全退得过早过急，那些早年减持的钱所投的项目，想必很难比仍放在比亚迪里更挣钱。这么看，与其说夏佐全是个专业的投资人，他更像个不计代价去追梦的投资人。
那么夏跟其他中国投资人相比呢？《底片》曾写过龚虹嘉和段永平，夏佐全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却又很不同。
龚虹嘉和夏一样做天使投资，他最值得称颂的战绩是投了海康威视，赚到25000倍回报。而龚投项目的标准是反主流VC的，因此他错失了美团和大疆，却能用他所谓“土”的人才标准投到top级案子，比如海康威视初创团队是脱编的国企员工，德康通信创始人是三位退休的技术专家，握奇数据创始人是中专老师。
夏佐全的方法论很朴素：去投几个比亚迪这样的企业。2010-2016年，正轩采用了非基金方式运作。夏一开始不搞流程化那套，但有时难免掺杂感情因素，没做好尽调，让项目失败。不像龚虹嘉对于自己眼光的自信，夏反而在否定自己的做法，他觉得单枪匹马从事早期科技投资只能是粗放式的，个人信息盲区又太多，容易非理性决策。所以2015年开始，正轩开始组建专业化团队，这些人基本上在比亚迪、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长期工作过。而正轩的优势也正在于产业逻辑明显，赛道框定在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信息化、半导体等几个方向上。
另外，段永平和夏一样都用自有资金做投资，也都在企业证明了自己的经营能力。段永平恰恰是用自有资金来换取极致的自由——不用管投资周期，出手次数随意，还拥有“不出手”的自由。他不想成为职业投资人，不想管别人的钱，因为身份就是桎梏。
当段永平一心想要摆脱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不愿管别人的钱时，夏佐全却无法歆享自由，他反而觉得过度自由是一种束缚。这促使他向外募资，进而拥抱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当别的投资人努力想营销自己的特点时，夏佐全反而在抹平自己的特色，试图把自己框进职业中。
不够现代化的夏佐全
2018年3月，正轩第一次对外正式募资，方式很是接地气——办论坛，宣称要在深圳、苏州各发一只基金，这是夏佐全推自己走向职业化的重要节点。
募资就要拿出成绩来。夏佐全向LP们提到了两个项目——优必选和安诺优达。当时讲这两个项目确实应景。优必选是深圳一家智能机器人研发企业，夏佐全用3600万投了优必选的天使轮，这时优必选刚巧获得由腾讯领投的8.2亿美元C轮融资，刷新AI领域单轮融资记录，后来估值达100亿美元。安诺优达是一家基因组测序服务商，正轩用几百万投了它的天使轮，这时估值40亿人民币。
从天使投资的角度看，这两个毫无疑问是好案子，时点投得准，估值长得快。但今天创投入寒冬，优必选和安诺优达也没有当时那么风光了。
优必选CEO周剑曾透露，公司或在2019年完成上市。结果优必选C+轮融资迟迟未到，上市也受阻。2019年7月-2020年11月，中金公司先后6次向深圳证监局递交了有关优必选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最后一次中金公司终止了对优必选的辅导工作。2021年，优必选在深圳证监局提交了辅导备案重启A股IPO，未有进展。
至于安诺优达，2017年完成7亿人民币C轮融资后，也传出要筹备上市。但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基因检测行业开始遭受大众质疑，行业开始转冷。2019年，同行业的诺禾致源IPO又被紧急喊停。至今，安诺优达也没有传出新的上市动态。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单纯从早期投资的业务角度来说，夏佐全做得不错，有两个很拿得出手的案例，也证明了其投资能力；但是，从职业投资的角度，我认为夏佐全选择的投资路径并非最优，至少在行业寒冬时，回报会大受影响，主打早期投资的小体量基金也会很被动。
总的来说，夏佐全做投资行不行？肯定行：履历有、能力有、实力也有，但问题是策略不太现代化。
所谓现不现代化，从两则最近引起我注意的消息说起。
其一，夏佐全曾经花力气组起的专业化团队，已有一个创始合伙人胡林平离职，胡在2021年去创办了朗力半导体公司。胡林平华为出身，按说他这种有产业背景的人出来创业，是天使最不能错过的一类项目。但是夏佐全没有投他。
其二，正轩官网方式放出声明，宣称有人冒充夏佐全行骗。这倒也从侧面证明，夏佐全这个最牛天使和比亚迪联创的名头确实受到骗子的认可——而且是最市场化的认可。
那么，我所谓的“VC现代化打法”怎么理解？
第一，做热门案子。找寻市场上最有号召力的案例，而不要拘泥于早期不为人知的小案例。正轩虽然宣称从天使转型VC了，但仍是标准的早期投资规模，几乎全投天使、pre A和A轮，单个投资规模几乎都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人民币。
第二，“以募定投”也不失为策略。某位本周暴得大名的投资人去年在投中采访里说过，企业家转型投资容易犯“to 企业家”而不是“to LP”的错误。
第三，和外部资源多联名。很多VC会请有名的企业家和专家做运营合伙人或投资合伙人，比如高瓴请百胜的苏敬轼、美团的干嘉伟做运营合伙人，红杉请前《Vouge》主编张宇做投资合伙人，源码请张宏江做投资合伙人，这是从品牌到产业再到投资的现代化打法，但夏佐全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资源。
从90年代穿行过来的夏佐全真的不太现代化，或许，他也没那么需要现代化，全因他曾经的成功已经太大，又来得太早，太早接近了某种极限。
红利的极限
揣测夏佐全在投资理念上“不够现代化”还是“不愿现代化”是个无谓的事情。纵观整个案例，令我感到更有兴味的反而是退出。也正是前文那个问题，2010年之后开始分批卖出比亚迪股票，他选择的是“时机”还是“时间点”？
时机是什么，是投资策略的一部分，是基于回报做出的选择。那么他选择的是好时机吗？必然不是，一方面，后来的股价证明了，作为后来的国产新能源龙头，当时的比亚迪还远远没有兑现价值；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但在那个当下，持股显然是更加合理的，至少还有巴菲特芒格的做多当背书。
所以夏佐全很可能不是基于回报、股价这些指标做出退出的决定的，他出手截断了过去20年自己在比亚迪的增长中所享受的巨大的红利，但即便截断，6万倍也已经是现代社会里一笔投资有据可靠、有数可查的回报上限了。
2013年是夏佐全的50岁关口，他选择的是这个“时间点”，他不能再等下去，如果不想枯燥地躺赢到最后，必须放弃对红利的追求，为的就是换取一份投资事业，一个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家唐诺说，惟极限不会到来，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我想说，红利也是如此，夏佐全这种选择主观上堪称勇敢，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如果天使投资一定要乘着某一波红利而来的话，那么夏佐全是否证明了一个事实：6万倍回报案例，或许已经是现代社会之于个体的红利极限了。
人类社会里关乎“极限”的线索不少，我们掉个书袋来谈。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则名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短篇，角色名唤富内斯，此人拥有超越肉体凡胎的超强记忆，该怎么描述“超强”呢？这么说罢，富内斯能够记起“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时分南方天空云彩的形状”，同时，还能从记忆库存中抽调出“一生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精装古董书羊皮面上的褶痕纹理”，并将两者相比较。他为此而苦恼，并且悲叹：“自世界初始至今，人类所有成员的记忆总和还赶不上我单独一个人的。”
他居然是悲叹，他为何要悲叹？无可匹敌的记忆能力，无法逾越的知识储备，难道不是我们普通人最为渴求的本事吗？多年以来，我们——尤其是现代人——沉醉于信息变革的美梦，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们热情追捧大数据与AI计算，看上去，如果无限逼近信息量的尽头，我们就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全知全能，人类就将真的永生不朽。但博尔赫斯一九六二年就把人们的美梦敲碎了，他在这篇像古老的寓言故事一般的文章末句告诉我们，“伊雷内奥·富内斯因肺充血夭亡于一八八九年。”
是的，没有不可动摇的记忆，上帝已死，死亡和遗忘终会获胜。亚历山大·黑蒙说，遗忘封锁了囊括一切的可能性，但是诸位反过来想一想吧，如果没有遗忘，那种试图囊括一切的野心又何须出现呢？
返回来说，现代社会所有参与投资行为的普通人，谁又不是怀着希望，将极限设定为无止境地追求更高回报呢？如果将红利视为获取回报的充分条件，那么绵延不绝的红利，永无止境的经济腾飞，也必然是我们翘首以待的。现实呢？现实是无止尽的红利从不存在，短短几年，你的人生也要添上一份从财富狂热到系统寒冬的见识。
今天看到我喜欢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说“没有谁应许过我们一个好的时代”。这样也好，我们的确没有被必然应许时代的好坏，但这未见得全然是坏事对吗？
时代在变化，红利会中断，而这才是我们追求未来的野心之源。（文/竺晶莹，来源/投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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