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创新，实际上是复杂化。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眸（ID：xinmouls），作者：叶静、桑明强，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四年前的“微信之夜”上，随着一首《in my secret life》结束，大屏幕上开始播放用户对微信的吐槽视频：“每天有5亿人吐槽，还有1亿人教我做产品。”张小龙把这次演讲当成一场行为艺术，当时微信MAU已经达到了10.82亿，高光时刻的张小龙聊起了原动力、大讲价值观，思索如何把微信打造成一个异类，成为国民流行的产品。
如今微信的MAU接近13亿，体量上在国内App中一骑绝尘，背靠社交能量场的流量红利，小程序和视频号接连被捧上高台，如果说过去微信的定位是精简的社交工具，现在更像是一个庞然大物，后来阿里、百度、字节等玩家也纷纷入局，小程序和短视频俨然成为必备插件。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乔布斯曾经说过，好的产品是走在科技与人文的交叉路口，但在国内，这套法则似乎只停留在产品经理的口头上和宣讲大会的PPT里。相较于重开一款新产品，基于已有核心应用土壤，注入更多板块和可能性，做大、做全成为一款超级软件，几乎成了所有玩家的商业共识，在这种思路下，人们不再关注颠覆式创新产品，掉头比起了产品的微调、裂变和生态容量上。
回顾以前，从1997年的Foxmail，到2005年主刀QQ邮箱改版，再到2011年成为微信之父，10多年过去了，上帝好像没有再写好一段程序，并在恰当的时间移交给张小龙，当年的他也曾坦言，“对于目前的互联网来说，大家更关心的是流量变现，不会去想什么是好产品。”
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包括腾讯、阿里在内的互联网巨头们，似乎集体陷入了灵感丧失的窘境。根据TalkingData调研数据，阿里的淘宝和支付宝、腾讯的微信和QQ、字节的抖音和头条、京东、美团等已经连续多年霸屏，活跃榜单上的新面孔最多只能是昙花一现。
从搜索和社交，到游戏和电商，再到短视频和协同办公，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为252万，仅12月份就新增9万，但下架约30万款。5、6年前有滴滴、字节、小米这些超级独角兽，自美团、拼多多上市后，国内互联网公司IPO节奏感被打乱，胡润曾在调研中明确指出：2021年新独角兽出生率环比下降15%，IPO也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一、二级市场的倒挂现象的加剧，也让过去企业的成长机制慢慢失效。
国内应用程序在架数量
昔日里招兵买马，扩大市场占有率，如今风口和噱头难辨，AI在推荐算法上的应用几乎达到商业化顶峰，热钱和赛马机制双双失灵，多数巨头都处于一边找增量、一边固存量的状态，围墙边缘的创业公司们则苦于行业的马太效应，难以跻身，360创始人周鸿祎曾提到，有没有人口红利，取决于企业是否真的具备产品创新能力，与后者休戚相关的，是企业能否长期生存的关键问题。
1998年，张朝阳在中国首次借助风险投资创建了搜狐，不过据说一开始他也不知道互联网具体是做什么的。在没有任何清晰商业计划的情况下，张朝阳模仿美国的内容网站Hotwired，从新华社摘编新闻，把《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内容搬到网上，之后又模仿雅虎，把别的网站以链接形式列在自家栏目里，对网站信息进行分类，这也是早期搜索引擎的雏形。
同年，网易进军门户掘金，王志东的四通利方和华渊资讯正式合并为新浪，三大门户业务各有侧重，搜狐玩搜索、网易做论坛、新浪主打新闻，只是页面上照搬雅虎。这一年，恰逢世界杯，靠着24小时的直播网络新闻，新浪获得了18万元的广告收益，而当时北京的房价还在一平方两三千徘徊。
相比于现在，那是一个满地都是黄金的年代，中国式互联网刚刚萌芽，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都是新的，也都是热的。虽然运气不好赶上了互联网泡沫，营收变得艰难，但随着三大门户纷纷推出短信业务，为用户提供新闻、天气、交友服务，很快也就扭亏为盈。在PC时代，点击量、访问量和内容，成了衡量一家网站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流量”作为专业术语登上中国互联网的舞台。
1998-2002年中国网民数量统计
在2000年左右，国内广告业务实际的赚钱能力十分有限，虽然网民数量与日俱增，但互联网产品并没有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产品端和用户端依然是供远小于求，那时候大部分的新产品，无论是外观还是模式，几乎都能找到国外的标的，所以在产品上新后，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思考用户增量问题，只需要不断完善，并提供一些关键性的基础服务。
正值互联网创业红利期，腾讯、阿里、百度相继创立，这些初代产品延续了从门户时代“师出硅谷”和“Copy to China”的传统，各自都有着比较明确的美国原型。
阿里在筹划淘宝网时，全世界仅有Amazon和ebay两个参考模式，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页面设计，高仿无法避免，阿里选择了后者。由于淘宝上线后，交易量因为付款方式的不对称始终上不去，当马云发现有paypal这个东西存在后，阿里的团队就开始做支付宝；同样是做电商，京东最早模仿的是亚马逊，模式与阿里迥然不同，批发价进货，零售价卖出，是典型的自营零售模式。
无独有偶，对标即时聊天应用ICQ，马化腾与张志东一起开发出了OICQ，但前者的缺点也很多：全部信息存储于用户终端、换机登录后信息重置、不具备离线消息的功能、只能熟人聊天，于是OICQ在这个基础上优化后并改名QQ，虽然当时的QQ用户不少，但流量不好变现，创业期的腾讯日子并不好过，不过幸运的是，它靠着IDG、香港盈科等机构的数轮投资最终活了下来。
后来的并购潮，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外互联网公司的资本交织：乐天购入携程大量股份，亚马逊并购卓越网，CNET并购中关村在线和蜂鸟网，谷歌想买百度未遂，阿里收购雅虎中国，同时用40%的股权换取雅虎10亿美元投资——外来物种的本土化，是中国互联网一场历时很长的“基因引进工程”。
当时的中国VC界曾有个经典段子，当创业者聊完商业计划后，对方会问“你的模式在美国有参考吗？”，如果没有，对方往往不感兴趣。
背后折射的原因也很现实：一方面，通过复制国外成熟的业务、产品和服务，国内互联网企业能实现低成本快速获利；另一方面，微创新让早期互联网产品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但如果深挖互联网的底层创新技术，从万维网络到HTML超文本协议，从安卓系统到Linux开源架构，从虚拟化到容器到Serverless，从P2P点对点到区块链，国内互联网玩家并非开拓者，而是受益者。
甚至可以说，20多年来，中国互联网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并不是依靠开发出具有颠覆性创新的产品，而是凭借复刻硅谷，以及加上庞大的人口红利。
前段时间，罗永浩被《晚点》采访时提到，“单纯从产品上，我们有把握胜出，但平台级别的战争，小公司即使做出最好的产品也完全不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大部分的中小企业会死在半路上，“最合理的猜测是，大概率会被其他巨头通过抄袭、挖人、垄断特定资源，以及启动流氓专利诉讼等一系列手段碾压致死，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被大公司收购。”
发展至今，国内互联网各式各样的风口一度引发了诸如百团大战、O2O大战、专车大战、单车大战等系列混战，烧钱、抢人、铺规模的打法，让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同质化的产品同台竞技，有钱、有流量的老牌巨头们站在制高点，某种程度上讲，这并不是一场创新的博弈，更像是巨头们的内卷游戏，它限制了真正产业级的创新的萌芽，也透支了创业者的热情和智慧。
互联网从不缺新故事，但事故永远比故事多，前些年大热的互联网金融、社区团购、在线教育，如今只剩下一地鸡毛，就像人们愿意在爱奇艺上追独播剧、在快手上寻找老铁连接，但也改变不了它们入不敷出的现状，大厂裁员屡上热搜，纸质独角兽的的估值背离，最终还是要回归价值锚点。
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共计2155起投资，同比下降27.5%，披露投资金额为1968.2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7.1%。与2021年相比，今年一季度大额案例占比有所下降，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互联网监管趋严等因素叠加影响下，互联网投资热度也逐渐降温。
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情况
风口变得越来越少，可信度岌岌可危。以元宇宙概念为例，自2021年Q3以来，国内元宇宙赛道一共完成187笔融资，总额超过306亿元。虽然现在大家对元宇宙的热情没有明显下降，字节、百度、阿里、腾讯等大厂也在纷纷布局虚拟人，VR/AR领域被认为是字节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之一，但随着啫喱下架、元宇宙概念股跌跌不休，赛道的融资速度也出现了一定放缓。
国外也是如此，去年下半年，英伟达CEO黄仁勋大谈元宇宙是企业未来，Omniverse平台发布后，英伟达身价暴涨，市值曾高达8246亿美元，超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富国银行分析师Aaron Rakers表示，未来5年，元宇宙将为英伟达提供100亿美元的市场增值份额机会。但仅半年过去，英伟达市值就腰斩到4100亿美元左右。
就在前两年，华尔街还至少给几十家上市科技公司20-50倍的高倍市销值，带动一级市场VC给中晚期独角兽50倍、100倍，甚至更高的市销率。2021年就诞生了一批加起来数千亿美元市值的IPO公司，但今年以来，还没有一家风投支持的公司以10亿美元市值上市。
结合Pitch Book数据，二级市场对科技股股市的调整幅度，已经很大程度上波及到一级市场，比如一直以来高增速的SaaS公司市销率已经回落到20以下。
新眸在《中国VC新悖论：方法论越多，独角兽越难觅》一文中提到，国内新独角兽出生率和IPO两者环比下降超过40%，在一级与二级市场之间，IPO过去一年表现乏善可陈，买入价和资本市场给出的价格落差，账面回报开始变低，很多中概股上市前的预估甚至已经透支了未来十年的预期。除了常驻的字节跳动、蚂蚁集团几个龙头外，很多公司当前的市值只是上市时的一个零头，增长不及预期，迎接的只能是暴跌。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没完善的时候，元宇宙、Web3.0这些风口在外界看来，往往是噱头大于实际意义，随着整体市场环境下行，投资人的决策周期也被拉长，过往高举高打的策略逐渐失效，VC给初创公司高估值的资金盛况宣布告一段落。
按照创新的逻辑来说，大船难掉头，那些真正具备颠覆性创新的产品，可能很难再从大玩家手里出来，即使存在，也更可能是内部的孵化或者革新，比如苹果虽然可能在硬件或技术参数方面做出一些硬核指标，但自乔布斯去世后，关于产品上的创新基本没什么实质性突破。
除此之外，资本的愈发谨慎，中小企业们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一般来说，产品创新需要充沛的现金流，尤其在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影响下，后者要考虑的，往往不再是自己想做什么，而是在乎什么样的产品可能更会被投资人所青睐。
《创新者的窘境》中对颠覆性产品的定义是，能够开辟一片新的市场，或者给现有产品提供一个更简单、低价或更方便的替代品。
例如提供自助广告AdWords的谷歌、颠覆传统CRM软件的Salesforce，到打破空间局限满足更低价商品和便捷需求的Amazon，以及开辟智能手机时代的iPhone4，它们或许不是各自领域内昂贵精美的产品，但一定是带来了模式上的简化和创新。
2020年，疫情让远程协作工具成为时代的宠儿，“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使用Zoom。”创始人袁征感慨道，在Slack、Webex、微软Teams、谷歌Hangouts等办公协同软件的红海中，Zoom在数月内就实现了用户量从1千万到2亿的剧增，市值在当年9月便突破1290亿美元，超过了老牌科技巨头IBM。
时间倒回到2011年，移动互联网浪潮悄然而至，看到iPhone及其模仿者的崛起，这个山东人决定做一款PC和移动电话兼容的产品，在提议被思科拒绝后，袁征带着一群码农离开公司，成立了Zoom Video Communications。
它的同类产品Skype、Hangouts，虽然也推出了群组聊天功能，但用户在使用群视频前，都需要安装复杂的软件、创建账户来支持各种不同功能设备，在视频通话远未普及的当时，延迟卡顿状况百出，谷歌产品线混乱，Hangouts与谷歌旗下语音、信息功能等产品交互太多，Skype在WhatsApp等即时通讯软件的冲击下，视频质量和服务可靠性都很低，而FaceTime则是苹果设备专属。
不同于FaceTime、Hangouts、Skype作为附加功能存在，Zoom是专注于简化视频会议操作的独立产品。袁征对Zoom做了很多减法，“快速迭代对于像Uber那种完全创新的产品有意义，但对红海产品就须确保其可以达到极致简单顺利的使用。”
专注在视频聊天上，只需要一个链接，任何人甚至没有账户的都可以通过任何设备加入到Zoom会议里，主持人可以轻松录制视频和音频并生成文本，与会者也可以屏幕共享。“袁征是真的在向投资人推销产品，而非公司”，Emergence资本合伙人Subotovsky说道，从有线到Wifi再到移动网络，设备发生了变化，但老式的产品并不是为此而设计的，“人们想要的是一个他们喜欢，而不是一个CIO们要求使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极简化且功能单一的软件工具，Zoom甚至可以被称为一款粗糙产品，这样的特征如果放在国内，是否会有活路？
答案很难回答。国内协同办公赛道里的玩家都想成为袁征，但国内市场上并没有下一个Zoom。2015年，阿里的社交App“往来”不敌微信，负责人陈航带领团队从C到B杀入企业社交，做出钉钉并推向市场，随着企业数字化进程加快，次年钉钉企业用户超百万，后来马化腾在参加一个行业峰会时说道，已经将内部通讯工具升级为企业微信。
然而，无论是钉钉还是腾讯会议，都离不开阿里和腾讯两家大厂的资源支持，前者占据先发优势，被纳入云钉一体后积累企业用户上千万；后者腾讯云用了三天的时间完成了原本数月才能完成的带宽扩容，阿里方面也在砸钱优化在线会议，这些资源的成本折算下来是上亿的资金投入。
虽然投入巨大，但有内部人员指出，单纯的视频会议挣不到钱。于是钉钉定位为企业级协同办公平台和应用开发平台，逐渐成为一个功能繁杂、综合性的办公软件；腾讯则将企业微信、腾讯会议、腾讯文档分拆并打通，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这些内部孵化出的产品，实际上是大公司把已有的经验产品化，前期主要依赖内部使用，并没有想要把工具做成标品，包括诞生于2016年的飞书，在平台专业性上，试图打造all in one的产品，在正式推向市场之前，飞书一直都是字节跳动的内部OA产品，直到2019年才对外开放。
有因信息创始人兼CEO张锋在采访时提到，现在腾讯会议、飞书等功能大多是为了迅速占有市场而推出的“标准化”产品，但视频会议本质上是一个营销驱动型的行业。不同的是，Zoom、腾讯会议这些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而垂直企业更多的是在做差异化的过程。
这其实是产品定制化与标准化之间的矛盾，一般认为，腾讯、阿里们的优势是底层开发能力，但垂直企业往往能够通过定制化提供更好的服务能力，市场上的小客户很多，但要求低、付费意愿少，大客户预算充足，但定制化要求高，“业务层上其实应该交给更多垂直企业去做。”张锋说，不过就目前来看，事实发展并非如此。
很多时候，互联网大厂对于产品创新往往遵循自己的一套逻辑。一方面，企业服务的产品迁移成本极高，行业本身就自带明显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产品推出后，大厂在原先标准化的基础上，为了满足多样化需求，基于自身积累的经验矿井，不断迭代、扩容、缝缝补补，一开始的思路是做减法，但到后面却变成了做加法，内部架构写死，想要突破固有模式创新难度极大，类比国内的SaaS行业从定制化走向标准化的过程也是如此，
就像张小龙说的那样，“大部分的所谓创新，都是把问题搞复杂化”，这几乎是当下国内所有互联网产品难以走出的怪圈。
去年阿里三季度财报显示，阿里云单季收入161亿元，经调整EBITA盈利2400万元，首次达到盈亏平衡；今年5月2022财年业绩公布，阿里云实现了成立13年来的首次年度盈利。
回顾成立之初，阿里云员工离职率曾高达80%，2011年，马云在内部讲话中称“每年给阿里云投10个亿，投个10年，做不出来再说”，即使当年阿里云的收入只有12.71元人民币。
对比亚马逊花费十年在2014年一举扭转了AWS成立20多年来的亏损状况，作为被寄予厚望的第二条增长曲线，阿里云的前景似乎十分乐观。但事实上，同一时期AWS超过30%的利润率时，阿里云还仅在个位数徘徊，也比不上微软在2010年成立的Windows Azure。
在当下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流量触顶、核心业务增速放缓成为共识的情况下，寻找第二条曲线成为全行业口口相传的增长解法：京东入局社区团购和外卖、拼多多的多多买菜、腾讯布局电商和云计算、百度全力搞AI、字节投身教育、社交、游戏……不仅是第二条曲线，第三条、第四条甚至第十条，新增长曲线成了大厂们准备拿捏市场的经典话术。
但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风口一过，所谓的增长曲线留下的大多是一地鸡毛，而内部人员优化逐渐成了提高人效的最优解。
仍以云计算为例，2006年，贝索斯在EmTech宣布亚马逊将投资创立云计算业务AWS的计划；自此全球刮起了一场云计算龙卷风。随后谷歌推出了GAE，微软也发布Azure并推动全线产品上云。
IDC将2021年称为“多云之年”，并预测次年全球将有超过9成的企业依靠私有云，多个公共云和旧平台的组合来满足基础架构需求。受全球经济下行影响，这几年消费互联网非常惨淡，所以投资者和大厂们对云服务的期望值与日俱增，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云计算快速发展一样，如今云服务被公认为最合适的新增长曲线，国内的市场规模增速年超过30%。
也正因此，除了BAT，电信运营商、垂类企业的云布局发展迅速。2021年，三大运营商的云服务累计收入高达684亿元，天翼云和移动云的增长迅速，甚至在一两年之内可能超过阿里云和腾讯云之和，但这也意味着，在这场博弈中，大厂的新增长路径并不会顺利。
摩尔定律说同样大小的集成电路可容纳的晶体管数每18个月翻一番，也就是说，处理器的性能能够每隔两年翻一倍，但在实际运用中，这也意味着规模不断扩容，但在企业根本上需要的，是以一个合适的速度增长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背后不容忽视的是不断上升的研发人员成本。
于是很巧妙的，又有了摩尔第二定律，新一代芯片的诞生将伴随着其制造成本的翻番，周期为4年。以至于花费二十多亿美元建一座芯片厂，线条尺寸缩小到0.1微米时将猛增至100亿美元，比一座核电站投资还大，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退出了芯片行业。
类比当下的产品创新环境，随着对创新要求的不断提升，研发成本的走高是几乎是所有科技研发驱动的行业趋势，但投入与回报之间的ROI不一定是正比，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低垂之果将在早期被摘取，随后就进入边际效应递减的状态。
过去，国内的产品擅长爆改和微创新进行本土化，如今大厂内部赛马普遍停摆，各家积极推进All in高科技，在很多人看来，这种集中资源办大事的方式，是提升硬科技实力的明智之举，但放之整个行业来看，如果说过去是员工赛马，那All in可以算是行业赛马，本质上还是基于后发优势的创新。
但这，注定是一条更加艰难险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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