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女白领，开始送外卖

吴蕾的手拎着一袋外卖站在门口，等着客户开门取餐。她有些晃神，半个月前，这只手还拿着化妆刷在演员的脸上精雕细琢，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做了10年化妆师的吴蕾，如今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奔波在餐厅厨房和客户之间。中心厨房常常漆黑破旧，“这里也太脏了”，但是吴蕾现在也不得不站在这里。

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并不困难，注册、培训、上岗，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但是要接受自己成为外卖骑手的事实，却并不容易。

和吴蕾一样，在一座座按下暂停键的城市里，无数女性因为各种原因入局外卖业。

曾经是白领的宋慧坐了10年办公室，失业后选择以骑手身份过渡；张敏和韩婷则有着稳定高薪的工作，为了减肥选择骑单车送外卖。

据相关报道，饿了么和美团的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前，全国范围内女性外卖骑手的比例一般低于10%。而根据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数据，2020年，北京的外卖骑手中女性占9.04%，但在2021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6.21%。

命运让她们此刻交汇成为外卖女骑手数据中的一员。

一、人生被“绊住了脚”

5月16日前，吴蕾还是一名日入过千的化妆师。但现在，她全副武装到只露出10个手指，骑上月租300元的电驴，成为一名外卖女骑手。

吴蕾算了算，跑了20天外卖，日均工作4-8小时不等，才赚了2000元。而此前，吴蕾做化妆师，月入近两万。

今年5月10日，吴蕾的化妆工作被彻底暂停。作为“北漂”，她每月的房租、社保和生活费等固定支出就已高达7000元，更不要说每个月要还5000元的信用卡。

从怀揣着积蓄北上到欠了五万元的信用卡债，吴蕾只用了两年。负债是为“工作时常停摆”的生活付出的代价。她感觉自己的人生似乎被疫情“绊住了脚”。

吴蕾的化妆事业始于10年前。三年前在南京老家，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卡住了”，为了寻求突破，她选择北上，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影视化妆专业。

毕业后，吴蕾的化妆事业很快有了质的飞跃，从以前只能化千篇一律的新娘妆，到在全国范围内为拍广告、短片和电影的演员化妆，参与的电影甚至会参加国际影展，有获国际大奖的机会。

总而言之，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在向上走。

上升的势头停在了4月。疫情变得严峻后，广告拍摄量大减。有的广告厂商选择取消项目，有的则被转移。

4月底，吴蕾供职的广告拍摄项目被取消。无奈的负责人告诉吴蕾，尽管他们所在的区暂未有病例，但是项目只能等社会面清零后再重启。

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

做骑手的决定，是吴蕾在家待了6天后做出的。她曾看到过社交媒体上有互联网公司的女性网友分享自己送外卖的日常，也动过这个心思。

但是做出决定并不容易。

在吴蕾曾经的意识里，送外卖是“不是迫不得已，不会去干”的工作，而她自认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化妆师。但陷入“手停口停”境地的吴蕾没有犹豫太久。她注册了骑手账号并接受了培训，整个流程几小时就完成了，当天就送上了外卖。

吴蕾成为了一名众包骑手。和专包骑手相比，众包送外卖没有固定的区域、单量和上下班时间限制，可以自主抢单或者拒单。

送外卖前，吴蕾会套上紫色的防晒服，戴上口罩，墨镜和帽子。作为一个化妆师，美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追求，她不能接受自己被晒得黝黑。

意料之中，吴蕾送外卖遇到了很多困难。她曾经在深夜的北京淋雨送外卖，也因为骑着电瓶车误入小区而被保安斥责。最令她崩溃的一单，是她刚开始接单时，发现一个单子很久没人接，接单后才发现需要送两袋五公斤的面粉和两箱牛奶。

到了取货超市，一个骑手看着她手里的面粉和牛奶，惊讶地说：“原来那单被你接了。”吴蕾才知道，这种比较重的单子，一般骑手都不愿意接。

吴蕾拎着商品艰难地步行，一直走到别墅区的最里面。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那一天也因此超时了7单。

郁闷的情绪都被吴蕾发泄到社交平台。意外的是，她收到了很多鼓励。

有网友给她留言说：“真正的强者不是能站多高，而是能蹲多低。你很厉害，疫情后会好的。”并给她留下了三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这个留言给了她很大的安慰。

慢慢地，吴蕾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送外卖时，她时常会鼓励自己，“我都已经蹲这么低了，还没有被打败，靠着自己的努力生存了下来，人生也一定会触底反弹。”

吴蕾也觉得，送外卖给了她选择的余地。作为一名化妆师，她过去一直是被动的。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北京，顾客有需求时，她才被需要。但是送外卖不一样，成为众包骑手后，吴蕾可以选择想送的单子和时间，她可以从被动的姿态转化成为生活的主人。

在送餐晚高峰时，吴蕾路过废品回收站，看到收废品的阿姨骑着三轮车，带着满满的瓶子去卖钱。她突然觉得送外卖很像是在路边捡瓶子，只要你肯弯下腰来，就能捡到钱。

现在，她决定弯腰。

二、“不想过看不到头的生活”

裸辞前，做了十年白领的宋慧就已经盘算好“弯腰”去送外卖了。

辞职第二天，宋慧就办了健康证，花了1800元买了电动车、雨衣等装备，只给自己留了一天时间调整状态，随后就迅速“上岗”了，她给自己的挑战是送外卖月入过万。

送外卖并不轻松，作为一个专包骑手，她从早9点跑到晚9点，每天至少跑9个小时。

广东连续一周的雨天导致的地面湿滑，让她一周摔了三次，爬起来“人都懵了”。高温天跑一圈下来“闷出来的湿衣服都能拧出水”。

跑了快一个月，宋慧发现自己没法实现目标。她算了一笔账，想要月入过万，需要每天接60单，且三十天不休息，而她每天却只能送三十多单。

虽然体力上觉得辛苦，但宋慧坚持自己并不介意从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白领”，变成风吹日晒跑外卖的“黑领”。

宋慧过去十年一直在一家主营出境游业务的公司工作，主要收入来自提成。疫情发生之后，公司多次转型失败，业务骤减，宋慧不仅挣不到提成，连底薪也被打了三折。

微薄的工资实在难以覆盖基本生活成本。最近两年，宋慧靠着过去的积蓄在熬，转行失败的她看到前同事成为外卖骑手后，就做出了当骑手的决定。

宋慧将失业加送外卖的境遇称为“苦上加苦”，但送外卖前，挣扎了近三年的她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她把送外卖当成一段人生的过渡期，但不在乎这段过渡期有多长，对于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成功转行，更是“一切随缘“。

宋慧觉得，自己只是不想在已经凋零的境外旅游业，继续 “过着看不到头的生活”了，而职业不分高低贵贱，送外卖这份工作和其他行业一样多劳多得。她不在乎除了父母之外的人怎么想。

但父母是宋慧唯一的软肋。她每天都横跨十几公里跨区送外卖，以避免被父母发现，原来自己的小孩做着这么辛苦和危险的工作。

不知情的亲戚来家里做客，也会劝她“早点嫁个好婆家，以免未来过着辛苦的日子”，她没法回答，转过头常会有“眼中有泪，喉咙哽咽”的感受。

三、为了减肥

和吴蕾、宋慧的情况不同，某知名媒体公司时尚主编张敏主动选择了送外卖。

身处时尚舞台的张敏，时常有和当红明星见面的机会，也会在社交媒体分享最新的彩妆单品，以背后满满的大牌香水柜为背景，录制送外卖的日常。

5月北京暂停堂食，部分区域健身场所关闭，居家办公的张敏因为“拍摄时已经找不到显瘦的角度”， 想减掉疫情后胖了十几斤的体重。

喜欢探索新奇事物的张敏，在此之前就尝试过开网店、做民宿试睡员宣传民宿等职业，在2019年更是借工作的机会打卡了四个国家和11座城市。

对她而言，”送外卖赚钱不是第一位的，主要是好玩”。

成为众包骑手的第一天，她背了一个Dior斜挎包来装杂物，戴着帽子、冰袖、口罩遮阳，厚厚的圆框眼镜帮她看清道路。

陪她送外卖的朋友用镜头记录下了张敏取到第一单的兴奋。拿到餐后，她手举着订单对着镜头憨憨傻笑，下一秒，她镜头转向街道，想记录绿荫下凉爽的风，和当下愉快的心情。

8单，张敏一共跑了三个小时。她决定用自己赚的48块，请陪自己送外卖的朋友喝杯咖啡。

几天外卖送下来，张敏也经历了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去美食城取餐时，她发现一些店铺不仅根本没有门脸，连菜刀和菜板也被丢在黑乎乎的地上，脏乱差的卫生状况超乎她的想象。

她想告诉取餐的顾客，又害怕顾客投诉后，自己被店家报复，毕竟她是不穿外卖服少有的女骑手。

女骑手的身份也常引发一些额外的麻烦。

在奶茶店取餐时，商家常都以为张敏是顾客而非骑手，每次都要反复确认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在她走后还会感慨：“现在的小姑娘太不容易了，都来送外卖了。”

不仅商家这么觉得，张敏的母亲知道张敏送外卖后，也“急死了”。虽然她的爸爸和姐姐都支持她的举动，但妈妈还是担心她的安全。

在张敏看来，送外卖就像打游戏，在点击送达的那刻，即意味着通关。这种感觉让她有点上瘾。

唯一不好的是时间成本比较高。她算了笔账，自己三个小时可以写篇稿子，收入远比送同样时长的外卖的收入高得多。

由于疫情影响，张敏所在的传媒公司在2022年并未招聘，她也担心自己会失业。虽然常和同事开玩笑说：“万一我被裁了，就去送外卖。”但张敏也知道，送外卖并未在自己未来的职业考量内。现在，她只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多写几篇稿子。

同样将送外卖作为一种职业体验，还有28岁研究生毕业的韩婷。

韩婷就职于一家杭州智库国企，主要负责为政府机关做行业调研和战略规划。理财有方的她在几年内就存了近50万元，而她的目标是早日存够100万，还有减肥到105斤。

目标正在被一点点实现。

她将送外卖的生活感悟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起初，她并不知道起什么标题好，直到她看到了“互联网女工送外卖”的帖子。受此启发，她将自己的视频标题改成“女研究生下班送外卖”，意外获得了很多关注和评论。

女性网友的热情超乎韩婷的想象，有的人问她送外卖的经验，也有人说被她的行动力鼓舞，也成了外卖女骑手，而这其中让韩婷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是：“你们只是在体验生活，而这是我们的日常”。

韩婷无法言说自己复杂的感受，只是觉得，以后在点外卖发生订单超时的情况时，自己会对外卖骑手会多一点包容，少一些投诉。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吴蕾、宋慧、张敏、韩婷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