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合作媒体：燃次元（ID:chaintruth），作者：陶淘、吕敬之、马舒叶、冯晓亭、孔月昕、谢中秀。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小镇做题家”再度受到关注。
“看了舆论才知道，原来我们这种努力学习，以求考上更好的学校，获得更好生活的人，叫做‘小镇做题家’。”有人士自嘲道，“但我题做得不好，也没考上985、211、清北，应该叫‘小镇错题本’。”
在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也陆续有高学历人才带“小镇做题家”话题发布视频，为“小镇做题家”发声。
比如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就在抖音发视频表示，“我也是小镇做题家，在北大读书时也曾自卑过，将别人午休的时间都用来奋起直追，还编织了一个‘天下无盲’的美梦，至今还在逐梦的过程中。”并在视频带上话题#寒门贵子不该被嘲讽为小镇做题家#。
资料显示，“小镇做题家”一词原本发源于豆瓣小组。2020年，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这个名词是指部分来自小城镇的985、211甚至清北名校的学子，在大城市的工作与生活中碰壁，因此自视为“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死读书人’”，代表的是一种自嘲精神。
该小组名中的“985废物”一词，也同样是寒门重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遇到职业瓶颈或者身存挑战时的一种自我宽慰。如今这个词却在舆论中有些“变味”。
但转身回望，也许众人中的多数都是“小镇做题家”，高考、考研、考公，以及各类考证，都是一场白热化的军备竞赛，身处其中的人，也曾为它们拼命做过题。
对于出生在小镇甚至乡村的人来说，能获得的资源更少，自然必须更加拼命。“大山女孩的校长妈妈”张桂梅在接受媒体采访也曾说，“人家说做题对孩子不好，我们没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办法！”
对于大多数来自县城、乡村的学子而言，成为“小镇做题家”，是他们实现阶层跃升、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而这种努力，不该被抹上嘲讽、负面的颜色。
这一期小酒馆，燃财经就与多位来自不同年代的“小镇做题家”，聊了聊他们为了学习、工作努力“做题”的经历。
他们之中，有经历过饥荒，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命运，并且带着全家人走出大山的50后；有从村办小学考到浙江大学，并且读完博士、找到心仪工作，让家人一路从县城发展到北京的60后；有在山沟里长大，为了免学费，考了5次终于考上县城师范的70后；有四战考研终于上岸，并且帮全家人提升了生活品质的80后；以及成功从“地狱高考”省份脱颖而出的90后……
努力、拼搏应该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小镇做题家”也应该是一个人努力过的证明，而不是被嘲讽的标签。
楚菲丨30岁 媒体人
我现在的生活算是比较舒适。我是沈阳人，在美国上的本科、香港念的研究生，现在在北京工作。但直到第一次回姥爷的老家我才知道现在的生活得来不易。
那是我第一次回姥爷家，为了给姥爷迁坟。从沈阳开车到锦州市下面的义县，足足开了四个多小时，到了义县之后还要进山，山路崎岖不平、颠簸难受，到最后车实在是开不进去了，我们还把车停了下来，徒步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走到姥爷的老家。
到的时候我已经满头大汗，见到的也是一片贫瘠，对于生长在城市里的我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震惊。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妈指着这贫瘠的地方对我说，如果没有姥爷，我们一家人应该还生活在这里。
姥爷出生在辽宁省义县某个村子，是全国有名的贫困村，全村只有一口井能打出水，那口井在山下，大概就是在我们车走不动停下的地方。照这么想，我姥爷当年想要打水，来回需要徒步行走将近一个小时。
但幸运的是，姥爷家里的孩子都是学校的料子。姥爷和他妹妹都考上了高中，但是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没办法供两个孩子一起上学。于是，姥爷因为是男孩，被“选中”了。
姥爷出生的村里只有一所小学，他就读的高中在义县县城里，公交能到的最远的地方离老家还有小半天的路程。姥爷高中的时候住校，每个周末先坐车再徒步四小时回家，周日下午就得出发回学校。
妈妈回忆道，姥爷生前回老家的时候，妈妈想要直接开回家，但姥爷坚持让妈妈停在县城的公交车站，“他跟我说，他想再走一遍这段路。”我的姥爷，就是这样，用他的双脚，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带着他的家族，“走”出了大山。
姥爷学习有天赋，也非常刻苦，一次高考就中了，考入了当时名为鞍山钢铁学院，现在更名为辽宁科技大学的学校，成为了老家唯一一个本科生。
不过，姥爷本身体弱多病，上大学的时候又遭遇了中国非常严重的灾情，每天只能吃点玉米面和高粱米面炒出来的油茶面。久而久之，身体实在吃不消，中途不得不辍学一年。当时姥爷一度有辍学的想法，是他父亲非常严肃地坚持下，才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业。
毕业后，姥爷在沈阳七二四地区找到了一份军工厂的工作。“那个时候，军工厂的工作比现在的公务员还‘香’。”妈妈回忆道。
但很遗憾，在姥爷发工资的第一个月，一直坚持供他上学、督促他完成学业的父亲去世了。妈妈还告诉我，一直到姥爷过世之前，他都在给家里的哥哥和妹妹寄钱，感恩他们的支持，也对妹妹不得已的牺牲而愧疚。
凭借爱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姥爷在军工厂做得也很不错。因为我姥爷性格很淡泊，只是默默地研究技术。妈妈说，那个时候很多机器都是进口的，一般的工人不会修，而我姥爷只要听听机器运转的声音，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姥爷就凭借这手“绝活”成了工厂“红人”，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后来我妈在沈阳上了大学和研究生，也在七二四有了第一套房子，又在市中心安了家。再后来，我出生了，也在家里的支持下可以去见识更广阔的的世界。
姥爷在一无所有的年代，用最“笨拙”又质朴的办法，为家族的命运“杀”出了一条路。而作为后辈的我们就像流水一样，不断延续着家族的命运，流向更远的地方。
林夕丨90后 广告策划
上世纪六十年代，爸爸出生在浙江义乌的一个村庄，和奶奶、两位叔叔一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六七岁时，去邻居家偷舀一口粥喝，当滚烫的粥下肚时，喉咙火烧火燎的感觉。
不过，穷则思变。生活的穷困练就了爸爸顽强的意志，也坚定了他努力学习、改变自身阶层桎梏的决心。
爸爸在村里读的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的学制。专注听讲、勤于思考，使他每年都得以稳居班级第一名，并且获得了七年所有的三好学生奖状。
那时候，爸爸读书的艰难主要还不在于沉重的课业负担，而在于艰苦的教学条件和同时背负的农活压力。
爸爸告诉我，在初二时，他一边备考中考，利用一切在校时间去温故知新，将全年级唯一的一本备考资料的内容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还总结平时的错题；另一边，在农忙时节，他会在放学后就奔向自留地去干活。
“最感人的是，因为我成绩优异，初中的语文和数学老师，都曾在农忙期帮我家干过活。” 我爸爸跟我说，忙完农事后，由于他家离学校有着两公里的距离，数学老师还会随手从地上捡起木炭，在沙地上教他无理方程的内容，“那是超出了初中教材的知识点，但老师倾其所有传授给了我。这更让我觉得，一定不能在中考时辜负他的期待。”
后来，我爸果真在中考时拔得了全乡头筹。由于地方行政单位按照市、县、区、乡、村逐级递减，级别越低的地区教学资源相对较弱。因此，爸爸的成绩一时引起了村中的轰动。
进了金华市重点中学后，爸爸开始寄宿生活，终于不再需操心家中的农活。但饥饿感依然伴随着他的整个高中时代。“那时候，凭粮票供应的米饭一个月三十三斤，在我长身体时，根本吃不饱。” 爸爸说道，为了节约在校时买蔬菜的钱，他每月回家一次，都会让奶奶带上一大盒梅干菜，回校后四周每天分着吃。
为了省下5角从义乌到金华的火车票，每次上学来回，爸爸都会偷偷跳上从义乌开往金华方向的货运车。运气好的时候，他刚好能到金华；运气差的话，他就得自己再走好几里路。
也正因为上学的这份来之不易，爸爸在高中期间总是挑灯夜读，并且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他把书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内化成了自己的知识。另外，在住校期间，他还坚持每天清早在学校操场上跑步的习惯。这也是他能够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学习的秘笈。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爸高考考上了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从小梦想成为高级工程师的他，在浙大又继续深造，硕博连读。爸爸半工半读地度过了自己的整个大学时代，并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他一路的努力奋斗，我们全家人才得以从浙江小县城移居到杭州，再到如今的北京。
他是我永远的骄傲。
元云丨70后 小学老师
如果“小镇做题家”也分级别，我可能属于其中飞得最早的那批人。
上世纪80年代末，我16岁，山沟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想考师范。因为师范学校不仅免学费、发饭票，最关键是包分配，在靠天吃饭的村里，农民们受够了目不识丁的苦，都想让孩子走出去。
人人都想考师范，但考师范却难如中状元。以我所在的山西省吕梁市兴县为例，我们县考生3000多人，想进离石师范学校要考到前30名，录取比例就是100:1，更何况4、5个县的考生抢破头争着进，按一个县平均3000名考生算，就是一万五千人竞争250个名额！
那时条件有限，我背着一箩筐炒面、窝窝头步行20里路走去镇里唯一的中学。一个班十来个孩子，不分男女睡通铺，枕头是竖放的三块砖头，冬天冷得要穿衣服睡，夏天又热得生虱子。
第一次考试，不出意外，我只考了158分。因为镇里没英语老师，我英语只能瞎蒙了8分。第二年、第三年，为了补英语，我背着铺盖独自一人去镇里补习。白天上完课，晚上我就在被子上把学的英语单词边念边写，直到被子都被我划得破破烂烂，第三年我英语考到了72分，总分达到师范的录取分数线，但数学没能及格。
第四年还是落榜，在普遍早婚的村里，我成了只会痴心妄想的异类，就连我爹也被村里的人暗暗嘲笑。我哭着不想念了，我爹却斩钉截铁地鼓励我，“你考多久我就供多久，闺女，别担心钱！”
但第五年，我娘生了重病，我着急得回家照顾她，但刚过清明就被她哭着骂回了学校。此时离7月考试还剩2个月。想着病重的娘，每天种地腰都直不起来的爹，我咬着牙把书来来回回地翻，甚至哪个字在那一页都记得清清楚楚。
1989年，师范学校放开报考限制，我以505分位列县第13名，我考上了！我爹激动得一天都没吃饭！
如今从山里走到县城，做了30年的老师，我始终相信，天道酬勤！或许我没有飞得多远，但凭借努力，我过上了有尊严有希望的日子。
小艾 | 80后 注册会计师
我的家乡在国家级贫困县下的一个村镇里，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在一次下岗潮中被裁员，只能做一些小买卖补贴家用，他们养育我和弟弟二人，非常不易。我记得上大学前，家里的饭桌上常年见不到荤腥；我上学时会穿学校不强制穿的校服，因为这算我当时最“体面”的衣服。
尽管家庭困难，但父母始终坚持送我们上学读书。我也清楚自己并不算天资聪颖的孩子，如果想从贫寒的家境中挣脱出去，就必须靠知识改变命运。我虽然非常努力学习，但受限于我们当地的教育条件以及我个人才智，最终只考上了一所北京的普通本科。
等到我毕业四处找工作碰壁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的见识有多“短浅”，一个普通本科毕业生，能在北京独自生存就实属不易，更别提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了。
思虑再三下，我决定考研，用更高的学历做跳板进大公司，换取我想要的“人上人”生活。
于是，除了需要白天上班打工换取生活费外，剩下的所有时间我都用来学习刷题，每晚我会在小小的出租屋隔间里学习到12点，第二天早上6点起来背诵复习知识点，上班的通勤路上还不忘拿着一部二手MP3学英语。
可能真的是因为天资不足，我考研“一战”的笔试成绩并没有过线。接下来的“二战“、“三战”也都失败了，那时候，我已经快25岁了。
当时，“不如找一份普通工作结婚生子，给家里减轻负担”的劝说，和因不能补贴家用而骂我“不孝”的言语都纷至沓来。但我反而更不服气，决定用此前攒下的一点积蓄“背水一战”。
我先是调整了自己的“志愿”，不再强求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只要能进985大学就可以。然后，为了避免出现三战成绩擦线，面试被刷掉的情况，我必须保证自己在笔试中名列前茅。
我每天蹲在出租屋里足不出户，不仅将备考书都翻烂了，专业书和政治书也让我“倒背如流”。我还在网上和各大高校学生那里收了大量的二手真题试卷，足足刷了一人多高的真题试卷，“回忆起来，我真的是被‘题海’给包围了。”
在我“四战”考研这一年，我终于成功考进了云南大学，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获得了导师的青睐。考研后，我依然没有松懈，通过考各种“证”积累自身资本，并在我毕业那年成功拿到了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有了学历和证件背书，以及导师的“人脉”，再加上我个人工作能力强，正式工作三年后，我成功进入上海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在30岁前拿到了百万年薪，并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迅速达成了买房、结婚、落户上海等一系列目标。
如今，我不仅自己实现了阶级的“跃升”，也让我的家人长辈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除了提供给母亲富足的物质生活外，我也会送母亲去全国各地游玩等，满足母亲的精神享受。
十文丨31岁 记者
我是2010年的河北考生，当年河北高考报名人数共有50.3万，在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中排名第七，也是七个高考报名人数超50万人的省份之一。
在这50万人中，考上一本的仅有24637人，一本上线率为4.4%，我就是其中一个。
而我成为这“4.4%”之一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做题、做题、拼命做题。从高一到高三，我中午都不敢睡午觉，用这个时间刷题。每日的晚自习两个半小时，都是雷打不动地做两套试卷。自己的题做完了，就借同学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等辅导资料刷题。每个学期抄的错题本都摞起来好高。
那时候，我困了也不靠喝咖啡解乏，就是打鸡血，告诉自己要考上大学。
有些省份可能在高一会轻松一点，但河北的紧张感是从高一延续到高三的。我记得那时候，从高一开始，我们宿舍八个人就会每晚熄灯后在宿舍拿着手电筒或者台灯学习。到了高三，学习压力更甚，晚上下课之后甚至有人躲避老师的检查，然后藏在教室看书。老师则会来回巡逻，逮学生回宿舍睡觉。
这一切都源于河北考生面临的窘迫现实。河北的高考人数位于全国前列，但教育资源却非常稀缺。目前，河北有61所本科院校，位列全国第七，但一本院校只有11所，位列全国第18，另外，985高校更是只有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唯一的211高校则是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
作为县城学子，我们还缺乏城里的教学资源。河北各地发展不均衡，市区和郊县的差距就很大。比如有些同学高一高二在市区上学，高三转回县城高中，自然就会有更有优势。在诸如英语这样的课程上，手机、电脑等设备辅助学习效果较好，家境优渥的同学也能擅长一些。但县城大部分“死学”的学生，英语都不太好。
我们班就有一个高三从市区转回县城的同学，一回来就考了第一，而且很有才艺，班级节目会弹钢琴。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英语，150分的满分，她能考130多分，但我只有110分。这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做题”以求追上差距。
还好，最后我的“做题”成果不错，我们学校那一届400多人，有20人左右考上一本，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在北京也获得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见识了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坦承来说，高考是一座分水岭，没有人的高考不辛苦、不拼命。河南的高考其实就比河北更卷。但河北因为有衡水中学这样出名的学校，所以高考难度可能反而路人皆知。
我想每一个努力拼搏过的人，无论是高考、考研、考公、考证，其实都可以算是“小镇做题家”，因为我们为了目标，努力的模样是一致的。而“小镇做题家”是我们的自嘲，也是我们的勋章。正是努力“做题”，让我们不断走向更好的生活。
林安丨00后 高中生
最近这几年，00后受到的关注也比较多。但在“小镇做题家”这件事上，我们和80后、90后没什么不一样。
我生长在广东沿海一个四线城市，家庭虽然并不富裕，但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家人从未对此吝啬过。相比于因为家里没钱供上学、早早便初中辍学打工维持家用的妈妈，我是幸运的。我不用为金钱烦恼，也不需要在学习之余承担更多的家务，我只需要专心读书即可。
妈妈常说，我一定是遗传了她的学习能力，所以在读书这件事上从不需要别人操心。我不需要参加课外补习班，就能在学校保持着名列前茅的成绩。家里在学习上对我的最大投入就是买练习册，《尖子生》《一堂一练》……凡是市面上热销的教辅，都能在我家中找到踪迹。
毕竟，相较于每节课200元的培训班，我家庭的经济水平，只能够在购买练习册上做到倾尽全力。因此，对于买来的练习册，我自然来者不拒。
凭着一本本做完的习题，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小学毕业，并被本地一所私立学校以“初中三年所有开销均免除”的奖励，顺利升学。初中三年在校期间，我的成绩还是保持着前十的水平，在某些竞赛上也都能收获不错的名次。
初三下学期，我们班主任就与我家人沟通，觉得我们家可以留意下省重点中学的招生计划，认为我可以冲刺一下两所省重点高中不限本市生源的“创新班”。在班主任帮助下，我向这两所省重点高中都递交了需要的材料。
在中考前，我就接到了其中一所高中的面试邀请。面试后，我顺理成章地与学校签了邀请函。现在，我已经是这所省重点高中的高二学生，在学习上，显然已经没有初中小学那般轻松。即便还是大量刷题，成绩也只能在班级中下游徘徊。
但我坚信，通过自己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定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
思思丨80后 公务员
因为我本人没什么大志向，而且是独生子女，一直想着以后回老家工作，以便父母年纪大了以后照顾他们。所以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黑龙江。
不过，我们当地最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就只有公务员、教师和医生。鉴于教师和医生这两项工作，我的专业并不对口，于是我就加入了我们本地的考公大军。
第一次尝试考公，还是我们大四的时候，当时忙着上课、写毕业论文、偶尔还有各种老师同学聚餐聚会，所以我当时自学的效率并不高，等到考试成绩公布后，我的笔试成绩离合格线还差了3分，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到面试环节。
“养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父母为了让我日后能有一份稳定且挣钱的工作，尽管我“一战”失败了，但他们还是鼓励我再考。于是，我离开了镇上的家，去了市里亲戚家借住，以便自己每天去市图书馆复习，提高学习效率。
当时，我每天6点起床，收拾吃完早饭骑自行车到图书馆，7点准时坐到图书馆的书桌前开始学习。除了中午2个小时的午饭休息时间，我一直要在图书馆呆到下午5点闭馆再回家。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心意，我每天就重复着刷题、看报、背写申论的步骤，比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要刻苦。笔试成绩出来后，我考了第二名。因为当时我报考的岗位招收两个人，所以我觉得面试时发挥正常，录取的概率就应该较大。
但当我面试的时候，6位面试官像墙一样坐在我面前时，我有了一点点紧张和慌乱，最终结果可想而知，我还是失败了。成绩公布后，我们当时笔试第4名成功逆袭“上岸”了。
“二战”失败后，我不好意思再待在家里“啃老”，就出来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作内容比较轻松，但是工资非常低，基础工资不到2000元钱，所谓的提成既少又难拿到。
即使家乡的消费水平低，但只靠自己的工资，我也生活得“紧巴巴”的，父母也会时不时接济我一下。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过低的薪资水平让我又坚定了考公的信念。多方探听后，我了解到，只有保证笔试第一才能降低面试被刷掉的可能。而“二战”期间，我那么努力也只考了第二名，可见靠自己考第一还是有难度的。于是，我在“前辈们”的建议下，报了我们当地的一个靠谱的考公补习班。
此外，为了降低考试难度，我把考试重心放在了省考上。有了前两次的考试经验，再加上这次有老师带着专门复习，我很快找到了“上手”的感觉。
因为“三战”期间，我既要上班又要学习，所以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成绩公布后，我真的排在了第一位。
之后，为了准备面试，我问遍了身边上岸成功的亲戚朋友，还跟考公机构的老师反复讨论过面试技巧。此外，我每天早上还对着家里的穿衣镜练习半个小时的自我介绍等内容，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我果然在接下来的面试环节克服了紧张的问题，最终“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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