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万元抢人”的消息，又一次将制造业“用工荒”的话题推到公众面前。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获悉，“招不到、留不住”已成为我国制造业普遍面临的人才困局，即便在四线的小城，果链巨头在订单旺季也要开出9000元的月薪抢人挖人。
供给不足、结构不均衡，再叠加居高不下的流动性，都让我国制造业产业工人困局异常难解。应如何破局？被寄予厚望的职业教育是否是破局良方？
赶订单抢人！四线小城工人月入可达9000元
每年夏天，都是思摩尔招聘团队最忙的时候。作为一家在深圳、东莞等地有15个工业园区、产业工人规模2万人左右的用工大厂，这个夏天要接收数百位新入职的大专类校园应届生。
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思摩尔年用工需求量达到5万~6万人，为应对招工难题，公司一方面提升员工薪酬福利待遇，增强公司吸引力，并大力推动半自动化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解放一线普通劳动力。此外，公司还充分借助产教协同的力量，近两年已与15所大专院校建立深度校企合作关系，累计培养输送产业技能人才1000余人。
产业工人的周期性，在近年来展露得淋漓尽致。科锐国际是A股首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其BPO高级经理李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工人已不足1.2亿人，而中国传统制造业生产活动集中在下半年，每年6、7月至春节前，产业工人需求最旺盛，这时供需是不对称的。以一家全球大型智能手机厂商为例，由于其9月份发布新品，在此之前就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这就说，上半年产业工人的供给有一定空间，但到了下半年，供需矛盾就比较突出。
一家位于四线城市的电子企业行政及人力资源负责人李明(化名)告诉记者，企业眼下正受到果链公司挖角的困扰，“我们当地一家苹果产业链公司，它赶苹果订单时高峰期要招几万人，每小时工价达30元以上，这意味着工人每个月收入基本可达到9000元”。
尽管果链巨头的旺季一年内只有6个月，且招工采取的是派遣制，但还是搅动了当地的用工市场。
李明告诉记者，每月9000元的薪资水平，不仅对一线工人有吸引力，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同样如此，因此造成了周边企业员工的流动性较大。
记者注意到，尽管制造业存在招工难是普遍现象，但各地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异，相比产业转移承接地的该四线城市，一线城市上海的招工情况又是另一番情形。
上海的达闼机器人公共事务经理朱正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达闼机器人而言，目前尚未有明显的用工缺口，但在招工过程中，不同工种间有不小的区别。“一般像装配工这样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保有量还是可以的，需要新增人员时很容易就能招到，但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工种招工有一定难度，尤其要招有经验的，就更难了。”
总部位于广州的上市公司天赐材料，是一家从事精细化工新材料的企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在职产业工人规模占总人数的65%，由于一线工人流动性大，因此一直在招工，再加上今年公司基地较多，工人需求量大，工人招聘和往年相比有所增加。“公司也出现了招工难，正找外部中介协助推荐，吸引外地普工流入。”
产业工人保有量减少用工现结构性失衡
李明近年来的感受是，招工一年比一年困难，“公司十多年前刚在当地开办时，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普工进厂都要找关系，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卖方市场。”
高价抢人的背后，是缺人、招不到人。据他分析，企业所在地的中部某省，除省会城市外，基本都属于人口流出城市，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外地劳动力又吸引不过来的，供给不足就会有内卷，不可避免出现高价招人抢人的情况。
劳动力供给不足，并非仅限于某一区域市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中国劳动力人口整体减少约4500万人，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约1200万人，珠三角区域农民工就业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平均每年减少约150万人。
思摩尔的主要生产基地正好处于珠三角，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制造业工人匮乏的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人口整体呈下降趋势，输入端总量减少；二是外出务工人口回流和就业选择渠道多元，如美团骑手、直播等；三是新生代(95后)就业观发生变化，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研究分析，95后新生代，就业城市选择更倾向新一线和二三线城市，原一线城市吸引力降低；54%的就业者更倾向于当主播，成为网红，愿意进入制造业不足10%。
“但另一方面，我国是制造业大国，2021年制造业产值超过G7国家制造业的总和，无论是义乌小商品，还是消费电子产业链下游，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而然需要大量的工人。”李杰说。
供给不足、结构不均衡，再叠加居高不下的流动性，让招工用工难上加难，产业工人供给侧改革已经时不我待。
“近两年来感触最深的还是人员流动性增强，尤其是今年，人员流动性很大。尤其是一些初级工种流动性非常大，流动率至少翻了一倍。”朱正炎表示。
制造业的淡旺季，也是导致产业工人流动性高的一大原因。就李杰观察，产业工人平均3个月跳槽一次，对我国产业工人而言，在一家企业平均最多干4个月，“制造业旺季时需要的产业工人体量，淡季时就容纳不了，产业工人就会被动地跳槽或离职”。
另外，一线产业工人普遍学历偏低，对职业普遍缺乏规划，尤其是新生代员工，很难接受劳动强高的工作，宿舍没有WiFi、南方员工吃不惯北方面食等因素，都是造成95后工人离职和跳槽的原因。
朱正炎透露，产业工人频繁跳槽的情况不少见。“可能是最近干得不舒服、或者感觉赚钱少、甚至是听说哪个朋友说哪里赚得多，都是跳槽的理由。”
“企业之间挖墙角确实比较严重，以国内某家大型制造企业为例，其招聘旺季时需要大量产业工人，打出高薪抢人，工人一看，这家每天400元，我现在一天300元，那肯定要到400元的那家。”李杰向记者表示，对企业而言，面对订单的交付期，又不能不挖人，“高薪抢人的现象，三五年内很难改变。”
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企业需求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更青睐学历高的员工，期待大专生来尝试，至少是高中和中专起步，这对产品效率和品质的提升都有帮助。”李明向记者表示，“然而由于招不到人，不得不放宽要求，周边电子企业平均用工年龄基本都接近40岁了，文化水平以初中为主。”
据李杰观察，从年龄结构上，一线工人中00后基本看不到，90后占比超过30%，1975~1985年的工人占比60%左右，“一线产业工人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目前满足不了企业需求，而对企业来说，想用人，且想用高素质高技能的人”。
职教发展被寄予厚望适配性仍待提升
面对产业工人供给不足、技能水平待提升的现状，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工人的主要源头，被寄予厚望。
李明向记者透露，公司此前将在校学生列入储备计划，与当地的中专、大专和本科三个层级的学校都建立了订单班，去年公司所在开发区又成立了三个技工学校，公司目前也在洽谈联合培养订单班的情况，“读中专孩子，绝大部分会流入到制造业，提升技能，作为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在朱正炎看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样的新兴行业，对工人技能的要求与传统行业不尽相同。通过企业跟学校深度绑定可以改善技术工人紧缺的现状，学生培养模式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商定，按照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培养，安排更多时间在企业进行实际操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更符合企业需求。
依托深圳产业发展优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全部对接深圳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优势产业，与华为、比亚迪、平安科技、阿里巴巴等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建设14个特色产业学院，每个专业群面向对应产业链，联合1家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所特色产业学院。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沈职院”)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全面对接辽沈地区支柱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类企业。以学院中的中德学院为例，其与华晨宝马、德科斯米尔、欧福科技等德资企业合作进行“双元制”人才培养，学生在学校和在企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分别是1.4和1.6年，教学任务双方各占50%左右，学院侧重理论与基本技能培养，企业侧重岗位能力训练。
“近年来我院招生录取情况一直很好，今年通过录取数据分析，我们超越本科线的学生占比近40%，说明有一部分学生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线以上，却没有选择本科而是选择了我们高职院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开设的专业能够适应社会需求，考生和家长潜意识里认为，只要考上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就不怕找不到工作。”沈职院招生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宝马、沈飞和沈阳地铁等企业在该学院每年都会有校招，企业反馈被录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学生喜欢学、企业喜欢要。
即使今年是传说中的最难就业季，该职业院校的就业率仍相当不错。沈职院2022年毕业生人数为4796人，截至8月10日，毕业生已就业4486人，毕业去向落实率93.54%。
在广东，职业学校十年间为社会输送了约769万技能精英，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95%以上。“毕业的时候，我有几个就业选择，最后选了深圳一家头部的上市企业，成为一名技术工人。”今年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小李向记者表示。
毕业生的去向也更为明确。从沈职院2021年学生的具体毕业去向来看，“协议和合同就业”为毕业生主要去向选择，占比为77.91%，其中，78.26%的已就业毕业生认为目前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
然而，并非所有职业教育都能与企业需求达到较高的适配性。有受访企业直言，现在的部分高职及技校对学生的培养与企业实际需要的技能存在不小差距，企业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对于新人进行二次培训。究其原因，一是学校的课程设置以理论为主，实操较弱；二是就目前而言，学校的实操倾向于传统行业，校内的一些工种设置和操作方式跟不上社会发展和行业迭代升级的需求。
“企业跟学校深度绑定需要一定门槛，前提是企业自身体量够大，能够帮助学校消化大量毕业生。”朱正炎向记者表示。
即便职业教育为企业定制产业工人，也并非一劳永逸。李明向记者透露，订单本科班学生流失也很严重，只是把公司当作跳板，“不少又去考研、考公务员、考教师，进企业尤其是进私企是最后的选择，工作一段时间后都想到大城市去看世界。”
这一说法也得到职业院校的证实。沈职院就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小型民营企业是校园招聘主力，但受疫情影响，更多毕业生就业选择趋稳，学生看到这些企业抗风险能力较低，求职心态变化明显，“专升本”、“公考”队伍明显扩大，“慢就业”、“缓就业”现象持续，“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组织的校园专场招聘会，来参加的应届生寥寥可数，企业和学校都感觉有些‘受伤’。”
职业教育院校自身的发展同样任重道远。以人才引进为例，沈职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职业院校特别需要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人才，有实践经验的实训指导教师是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成效的关键部分。但是，这种高水平的技能型企业人才，由于工资待遇及发展前景的限制并不愿意到高职院校来。有的老技师动手能力很强，指导学生的话也基本够用，但他的学历可能仅是专科或者中专，这种人进入到教师队伍的路径不是特别的通畅，引进的手续很难办，“所以现在高职院校的教师队伍，多数还是‘校门进校门’的硕士、博士，而学校更期望能将更多的大国工匠、技能大师、高水平企业人才引进来”。
创新制度与政策增强产业工人职业认同感
李明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逐步提高产业工人社会地位、待遇、技能、工作环境等，让年轻的孩子不排斥工人这一角色，同时，也要做好企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解放人力。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典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一代的产业工人对工作的诉求不仅仅是收入，更多在工作的自由度、社交的可达性、生活的便利性、教育医疗的覆盖性等。因此，单纯的工资上涨实际上对工人的边际吸引力在降低，这也是近年来不少工人愿意去从事快递、外卖等灵活性就业岗位的重要原因所在。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从素质提升、地位提高、队伍壮大等方面着手，希望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
目前，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在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上进行更新，更多凸显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专业的布局，并在基础专业上开始通过强基计划加以重视；企业也在职位晋升、薪资调整、技能培训、机器换人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
余典范认为，这些措施在提高对工人的吸引力上面有一定的效果，对人才的指挥棒效应开始显现，但上述中长期的措施要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一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人才的培养和成才需要相应的周期，另一方面，目前新兴领域仍然处在培育期，其产业化、规模化还未完全实现，对人才的需求也还需要时间来释放。
“同时，全社会对于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技能发展通道等的认知和认同也还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只有上述条件形成全链条的协同，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业工人短缺的问题。”余典范说。
上述沈职院相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仍有待提高，学院专升本学生的数量和比例在逐年增多，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家长和学生还存在对高职学历的不满足，学生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升本，“现在社会整体对职业院校学生仍存有部分偏见，企业对不同学历学生有不同薪酬标准，拿20万、30万年薪招研究生，但职业院校学生每月工资仅几千元，岗位也有层级限制，而且存在晋升的天花板。”
余典范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需要进行更多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在降低人才落户门槛，加强人才住房、廉租房、公租房的保障等方面制定相应措施，切实破解产业工人面临的住房、子女教育等难题。
国内陶瓷机械行业龙头企业科达制造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相关部门给予制造业更多的帮扶政策，帮助制造业进一步改善员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同时希望对年轻人的观念进行引导，让年轻人增强职业认同感，提升年轻人的价值感、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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