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全球生产链条的跟随者，再到追赶者，最终成为了那个“颠覆者。”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出海研究，作者：郑鹏飞，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1999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硅港”计划，因此向港府提出了土地需求。但彼时正值香港雄心勃勃的“数码港”计划摇身一变，化身成了地产项目，于是出于对出现第二个“李泽楷”的担忧，港府最终没有同意拨地。
而斜道杀出的上海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上海不仅愿意以近乎免租的条件提供土地，还提供了首五年免税，其后五年税款减半的优惠条件，最终成功打动了张徐二人。于是项目落地上海，演变成为了如今的“中芯国际”。
时至今日，中芯国际不仅发展成为了全球前五大晶圆厂，同时也为上海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群，带动了本地一批高附加值制造业岗位的诞生。
不过面对错过了这样一个宝藏，香港官员似乎并没有那么惋惜。一位后来身居高位的香港官员在当时只是云淡风轻地表示，“在一些需要使用大量土地、聘用人手少以及增值不太高的行业，本港的竞争条件确是稍为不利，因此尊重他们的决定。”
或许能够认为半导体产业“增值不太高”的，也唯有香港一家。虽然香港和“亚洲四小龙”里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通过参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起了第一桶金，但香港可以背靠内地做转口贸易和金融生意，凭借第三产业就可以继续保持繁荣。
毕竟在之前的1996年，广义贸易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了香港第一产业。在这样的转型之后，香港人均GDP依然在四小龙中保持领先到了21世纪。
并不具备香港独特优势的其余“三小龙”，显然离不开制造业。韩国为了让产业链条持续向上攀升，祭出了OECD国家中的最高工作时长；新加坡也在“惊输”独特文化影响下，努力留住了第二产业；中国台湾也在此过程中，思考如何在价值链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更早的1992年，时任台湾宏碁电脑董事长施振荣，就总结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要增加企业的附加价值，绝不能久居曲线底部的组装、制造位置；而需要往左端（研发、技术）或者右端（品牌、服务）位置迈进。
▲“微笑曲线”示意图
而在彼时的海峡对岸，背负着更多的人口、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压力的中国大陆，同样也需要加速融入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的各项问题。
在亚洲“四小龙”通过数十年发展，就赶上了发达工业国两个世纪以来的领先身位之后，中国大陆产业带也在这前后的数十年间，开启了在全球价值链条上轰轰烈烈的进阶之路。
尽管已经成长起来的经济体可以选择自己的未来发展路径，但如果不是家里有矿，所有后来国家迈入已有的全球分工体系时，手中的唯一一张牌总会是——人口红利。
1978年7月一个傍晚，行色匆匆的香港商人张子弥在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领导的陪同下，走进了以镇子命名的“太平服装厂”。原籍上海的张子弥在确认了合作的兴趣之后，拿了一些半成品配件，问时任业务负责人唐志平能不能比照样品制作出来。
唐志平在接下之后，通宵和厂里技术员将这个欧洲风格的手袋复制了出来，第二天早晨就送到了张子弥面前。张子弥看到后，对质量和效率非常满意，当即决定合办手袋厂。9月，太平手袋厂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编号为“粤字001”。
▲第一个样版和按样缝制的手袋。
太平手袋厂的正式开工生产，也意味着“三来一补”模式的正式诞生。而这一模式无疑是当时的最佳选项，在资本累积近乎于无的条件下，生产的设备、原材料和来样都可以由外商提供，而且外商还能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于是“三来一补”模式很快成为了沿海开放地区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式。1996年，太平手袋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宣告寿终正寝，但是在它身后的土地上，东莞外贸在此前一年达到历史最高值，外向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达到了433.8%。
除了港商，台商和外资也先后开始向中国大陆进行投资。1995年诺基亚落子东莞，这也意味着外来资本投资的领域，也正逐步向电子通讯、五金机电产品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变。
于是在充足、廉价、高效的劳动人口，以及开放便利的政策加持之下，中国正在向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靠拢。
仅在深圳横岗，到2003年仍保有562家“三来一补”企业，虽然已经比巅峰期减少了300家，但当年结汇仍然超过了5000万美元。在全国的版图上，中国到2010年已经为世界代工生产了68%的计算机、70%的手机、80%的空调以及65%的数码相机。
而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彼时正在一路飙升，2010年正式超越了美国，第一次登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
▲中美日三国历年工业增加值比较
然而人口红利期终究有走向尾声的一天，加上土地资源紧缺、能源紧张的因素，“三来一补”模式在2012年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回过头来看，发展“三来一补”是开放初期的无奈之举，毕竟这是在卖苦力的同时，还搭上了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
但人口红利的兑现，让无数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成为了全球生产链路中的一环；让众多沿海农业村镇，一跃成为工业重镇；也让部分地区，培育出了一个不甚完美却足够齐全的产业集群，这些都在为中国实体产业的下一次跃迁积蓄能量。
当时间的车轮继续向前行驶，原本在中国沿岸星星点点的代工厂，在长期的投入和集聚之后，俨然已经扩张成为了连接成片的产业带。
在东莞，一小时交通圈内，可以通过大大小小的生产企业快速配齐一部手机95%的零部件；除此之外，包括晋江的体育器材、绍兴的纺织制品、义乌的小商品……中国制造业在众多等领域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生产规模。附加值较高的家电产业同样在此行列。
而在日后可以制造出全世界60%冰箱的中国制造业，其实直到1980年，才通过仿制日本三洋生产出了第一台电冰箱。白手起步的中国家电企业，最终不得不通过“技术换市场”的策略，出让国内庞大市场和劳动力，来换取技术瓶颈的突破。
这一方针使得国内家电企业快速完成了先进技术的积累，并且逐步形成了庞大且完整的产业链条。
产业链集群使得成本迅速降低。中国家电正是凭借高性价比的“杀手锏”，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2011年，中国家电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大关。2012年，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的冰箱业务——30年前的“学生”已经青出于蓝。
而就在家电业产值破万亿的同一年，另一位产业链顶级玩家小米手机第一次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在2011年8月16日小米第一场产品发布会上，雷军把手机的所有配置全部拆开并逐个科普，向台下观众提了一个问题：同样配置小米卖多少钱？
台下有人喊了5000，小米最终定价：1999元。
▲小米首场发布会现场
三周之后，小米的首次网上预定就卖出了30万台，第二次又再次卖出10万台。而彼时如日中天的苹果iPhone4，首日的销量也不过60万部。通过对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小米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中国华强北山寨机的时代。
2014年，堪称雷军和小米手机的巅峰。那一年，小米凭借着红米系列的成功，在成立短短4年间就出货超过6000万台，傲居全球第三。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凭借产业链红利起家的小米，同样也无法承受在供应链上出现任何差池。
2014年小米唯一的芯片供应商高通，受到中国“反垄断”制裁，于是小米就必须为芯片的专利费用支付更高成本。而后小米又惹怒了三星半导体，于是雷军不得不在2016年一个月内连飞四次韩国，亲自道歉，这才解决了当时小米的交付难题。
除了容易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之外，依赖产业链红利获得竞争力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容易引发价格恶性竞争。
由于坐拥产业链优势，因此中国厂家扩充产能的边际成本极低。在家电领域，国内的空调产能至少有2亿套，然而全球的家用空调需求仅有1.2亿套左右，于是价格战就成为一种常态。
因为没有定价权只能维持着稀薄利润，已经在价格战中倍感疲倦的中国实体产业，在这一次意识到了研发端差异化竞争乃至赶超的重要性。
一批迸发出十足生命力的年轻科技型企业，即将在缓缓拉开的幕布后踏上产业舞台的中央。
1980年，汪滔出生在了浙江省杭州市。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航模非常感兴趣。2005年，李泽湘教授破格将汪滔招至自己研究生门下，并全力支持他研究飞控系统。
一年之后，汪滔创立了智翔科技，一边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一边在深圳不到20平米的仓库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数年后，这家公司会因名为“大疆”而被世人熟知。
2008年，汪滔利用一个在玩具身上得到的灵感，制作出一款能够简易操作的多旋翼自主飞行系统，并且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高精度云台。而在影像板块，合作方GoPro提出的合作堪称苛刻，要求收取70%的利润占比。
这一次的经历，让汪滔认识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于是，汪滔提议大疆自主研发无人机所需的所有配件，并逐一申请专利，打造属于自己的无人机产业链。大疆1.2万名员工的一半，都由工程师组成。
最终在2013年，大疆成功研究出了第一代拍摄无人机“大疆精灵”。这个跨时代的无人机产品问世之后，一举帮助大疆拿下了全球非专业无人机市场上70%的份额。
▲大疆初代“精灵”
2021年，大疆累积已经申请了4600多项专利。公司凭借这些专利，位列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第29位。
正是汪滔的深谋远虑，让未来大疆面临美国的制裁时，美国竟一时发现自己竟无处下手，只能封锁了自家军队的使用许可草草了事。
而在芯片领域，2016年成立的长江存储则是由于初始技术来源于欧洲，幸运地避免了美国的制裁。作为信息产业的根基之一，长江存储所在的存储芯片领域，长期以来完全依赖于进口。
在组建仅仅六年之后的2022年，长江存储就正式推出了232层三维闪存，第一次触及国际领先水平。有了技术的支撑，长江存储的全球市场份额也有希望在未来扩大到10%以上，几乎成为了中国芯片企业突围的典范。
和大疆一样，长江存储一路逆袭背后，同样有赖于中国工程师红利的兑现。整个芯片产业的迅速发展，除了中国大陆的培养人才行动之外，也有3000名芯片人才陆续回国的助力。
其实在过去，他们在中国本土的产业链中“英雄无用武之地”。毕竟那时简单的生产链条，不足以消化每年数以万计的理工科博士、硕士研究生们。
通过中国产业带数十年如一日地不断接力：从利用人口红利做代工出口贸易，培育出了产业土壤；再到利用产业链红利出海攻城略地，夯实了产业链基础；中国不断向上攀升的本土产业链条，最终为这些工程师们，提供了施展自才华的舞台。
从此中国产业带再也未曾错过之后的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在新能源领域，无论是光伏、储能亦或是电动汽车，中国都位居前列；而互联网领域中国也不逞多让，在世界范围内和美国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然而已经迈过了重重山峦的中国，似乎仍然是那个疲于奔命的追赶者。在同一领域内，一次次后来居上的戏码固然可喜，但仍不能与开拓新领域的兴奋相提并论。直到数字化新出海时代的到来，产业“颠覆者”的身份似乎才姗姗来迟。
2007年，山东人许仰天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在跨境服务咨询公司的工作。但是很快他看到了跨境领域的“商机”。
最开始徐仰天通过开发网站SheInside（SHEIN原名），将国内批发的婚纱卖到海外。尽管利润颇高，但很快徐仰天选择将业务范围扩大到受众更广的潮流女装。2014年，为了加快扩张速度，许仰天将总部搬到了更靠近供应链的广州番禺。
SHEIN始终没有定格自己的风格，它的制胜点就在于就通过自有平台的前端链接用户，并且利用流量反馈，来决定库存增减，实现潜在机会的最大化。于是很快，SHEIN就在海外年轻人中一炮而红。
2021年5月，SHEIN第一次超越亚马逊，成为美国应用商店里下载量最高的购物App。此后，SHEIN几乎一直稳居美国购物类应用程序的下载量首位。
SHEIN除了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锚定需求之外，还打造了数字化的生产端。最终SHEIN的生产交付周期达到了惊人的5到7天，比ZARA还快7天。
在ZARA每年“只能”上新约1.2万款的背景下，SHEIN一年的SKU已经可以达到惊人的15万个。SHEIN还没上市，估值已经一度触达了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然超过了ZARA的母公司。
而就在往日欧美公司独占的时尚快消行业，在SHEIN的冲击下已经开始松动的同时，一家中国公司也正同样以互联网算法为矛，在美国巨头笼罩下的社交应用领域打下了自己的天地。
2015年，一家当时名为“今日头条”的公司，开启了全球化部署。而在这之前，公司创始人张一鸣已经坚持学习了多年英语，只为在工作中可以熟练地用英语交流。但连续的几次产品出海尝试之后，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直到Musical.ly的出现，局势才豁然开朗。2017年，字节跳动将其收购至麾下，并在2018年正式与Tik Tok完成了合并。
在与字节跳动的算法引擎牵手后，Tik Tok通过精准识别用户内容喜好，以及积极培育平台的多元内容，最终可以满足每一个用户的内容偏好。自此之后，TikTok的全球化扩张无比迅速，仅一年多时间，TikTok就首次成为了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非游戏类应用。
根据预测，TikTok 2022年的广告收入也将达到110亿美元，这个数字将会超过竞争对手Twitter和Snapchat的广告收入总和。
如果说电商出海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高速公路，那么金融出海则是这条高速路的加油站。在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总额就已经达到6.3万亿美元，跨境支付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偶然一次得知跨境电商收款成本约占销售额的2%之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当时身为华尔街精英的陈宇捕捉到了商机。
2014年，陈宇连同合伙人在美国创立了PingPong，将目标瞄准了跨境支付赛道，并喊出了“更懂中国卖家”的口号。
早在2004年，美国支付公司PayPal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但那时被国外机构垄断的收款市场，中国卖家往往需要支付高额的费率。
于是2016年，成立不久的PingPong金融，就迅速打出了“跨境支付手续费1%封顶”的口号，在跨境收款市场投入了一枚重磅炸弹。面对低费率竞争，美国支付巨头PayPal被迫应战，也很快调低手续费至1%。
而针对跨境贸易回款账期长、资金周转慢的第二个痛点。在2017年，PingPong发布了一款新的支付产品——“光年”。只要电商平台出账，PingPong就会显示入账，商户便可以即刻发起提现，可比全球的其他电商支付渠道提前3-7天拿到货款。
截至2021年末，PingPong交易规模已超五千亿人民币，日交易峰值更是达5亿美元以上。
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新出海企业，无论是基于互联网而生的Tik Tok、PingPong，亦或是基于互联网搜集需求快速反馈的SHEIN，都天生带有互联网的基因，而他们的出海打法也可以被总结为：
先通过数字手段分析用户的需求，然后在供应链迅速匹配最合适的供给；最终体现了数字化和行业结合的能力。
而这一套打法，其实同样被传统出海赛道企业所采纳，例如物流企业菜鸟。
在过去，中国跨境卖家因为订单小且不具备稳定性，因此跨境物流需求都很难被及时满足。但其实在一个较大的产业带区域内，这些单一卖家们的分散需求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被整合成为一个体量更大的需求集合。
菜鸟所做的就是通过数字化能力，将这些零散物流需求收敛成为相对“标品”的需求集合，然后再匹配以头程运输、清关、仓库运营、海外本地配送等物流服务，对跨境卖家的物流需求进行集约化的满足。
除了在数字化打法之外，菜鸟在海外“硬”基建层面也正在下功夫。为了解决跨境物流环节复杂、节点连接效率低的问题，菜鸟建立了包括列日、香港、吉隆坡等多个物流核心节点。其中，列日站点整体规划面积已逾20万平方米。
这些节点可以集中化完成卸货、清关、分拣乃至物流的逆向，最终反哺于菜鸟数字化跨境物流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在国内其他快递巨头——例如顺丰海外收入占比仅有2％，京东物流的业务则基本在境内开展，菜鸟国际业务已经在2021年占到了57％。2021年四季度，菜鸟日均服务跨境包裹量超500万件，与几大国际物流巨头跻身同一梯队。
▲菜鸟欧洲最大枢纽比利时列日eHub
SHEIN、Tik Tok、PingPong以及菜鸟四家出海企业，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时尚快消、移动应用、跨境支付以及跨境物流四个细分赛道中的超级独角兽。虽然它们均未上市，但它们的估值乃至对于各自所在行业颠覆的势能，足够令人们为之侧目。
就如同半个世纪前，“亚洲四小龙”借助西方制造业外迁的良机，实现了对众多往日工业国的超越那样——如今这四家年轻的中国出海企业，也同样在利用数字化和行业结合带来的新动能，正在对往日巨头实现超越，或者开辟一条全新的竞争道路。
SHEIN、Tik Tok、PingPong和菜鸟，已经足以被人们称之为“新出海四小龙”。
而“新出海四小龙”之所以能够诞生，则是因为中国通过前三个阶段的积累，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未落下风，并最终通过与更具比较优势的产业链结合，立刻产生了更强的竞争力。
自此，中国产业带终于完成了从人口红利时期全球供应链的跟随者，再到产业链和工程师红利期的追赶者，最终到往日全球生产链条颠覆者的角色蜕变。
在这数十年间，第一代人口红利期的贡献者们依然老去，第二代的产业链红利者们仍在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第三代红利期的工程师们正在迎接自己时代的到来，而新一代“新出海四小龙”的参与者们，依然在擘画一张更大的蓝图。
当时间回到上世纪下半叶，在那时国际社会对于“开放促发展”几乎没有异议，但对于如何开放仍然不无争议。
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观点推崇“休克疗法”式一步到位开放，而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更认可渐进式的开放节奏。
最终的实践证明，东亚模式更胜一筹。
以“华盛顿共识”指导开放的东欧、拉美地区，因为未能妥善处理外部冲击而陷入发展的停滞；亚洲“四小龙”则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最终也为中国在未来在开放中的“摸着石头过河”提供了范例。
眼下，全球化也正在遭到疫情、地缘、本土主义等因素的干扰，但最终代表着交流、融合的全球化道路，依然会在更长的时间线内向前发展。
而正像上一次亚洲“四小龙”为地区的后来者们指引了前进方向；这一次，中国的“新出海四小龙”们，或许也终会为中国乃至其他地区的实业家和出海者们，提供宝贵的蓝本。
引用材料：
[1] “三来一补”企业的“功”与“过”，龙岗区统计信息网
[2] 三个故事 讲述太平手袋厂的前世今生，凤凰网
[3] 产业链外迁，中国能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吗？，三联生活周刊
[4] GDP突破万亿，厉害的东莞回来了，证券时报
[5] 中国家电业迈入出海3.0时代：向“金字塔尖”冲刺，中国电子报
[6] 小米的八年往事，蚂蚁评测
[7] 出海十年：新旧接力，黑马崛起，霞光社
[8] PingPong的跨境支付之战：“了不起的1%”和“光年”，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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