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生产的本质,是发挥每个生产者的智慧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浪潮研究所(ID:waveinstitute),作者:浪浪子,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你扫我”还是“我扫你”的二维码,发明于日本工厂,却在中国普及。从“日本式创新”与“中国式创新”的对比,我们能收获良多启发。
二维码,也称QR码,来源于Quick Response(快速反应)的缩写,读取比其他编码速度快10倍以上。因为“二维”的属性,比传统的条形码(Bar Code)能存更多的信息,也能表示更多的数据类型,而且容错能力,最高损坏30%还能识别,还可以进行汉字处理。
在二维码作为“扫一扫”加好友、作为支付手段进入我们生活之前,早在1994年就被一位日本工程师,原昌宏发明出来了。
当时,原昌宏和他所在的日本电装申请了专利,但为了二维码能在工业领域更快普及应用,他们决定完全开放专利。
为什么二维码诞生在日本?开放专利有何意义?
我们可以说,二维码是日本“精益生产”的创造性产物,具有“升维”的意义。
那么二维码是如何发明的?
战后日本工业的急速发展,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帮助,成为面对中俄阵营的军事桥头堡,也包括跟着美国全方位援助欧洲的重建,大大拉动了日本的制造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企业摸索出了“精益生产”的模式。这让日本制造在德国、美国之后,在不少领域都弯道超车,比如日本汽车在性价等等很多方面,赶超欧美老牌车企。
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是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哲学。最初发源于丰田,所以也被称为“丰田主义”。
日本丰田汽车团队在拜访了福特流水线之后,立足于“更加精致的流水线生产系统”,最大化降低没有意义的浪费(日语:Muda)。在流水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一个工人的智慧,再一次提高了生产效率。
如何发挥工人的智慧?将生产过程的主导权“还给”工人。举个例子,丰田汽车流水线设有“安东绳”,任何一名员工只要发现异常,就可以拉动绳索,整条产线停止生产,防止次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拉动安东绳,让工人拥有自主的责任和权利,也将对生产的掌控权重新还给工人,而不是让人沦为流水线上可被替代的螺丝钉。
“二维码之父” 原昌宏所在的公司,是日本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零部件公司日本电装的子公司,正是丰田配套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厂家。
工厂为了管理生产流程,给每个零部件都进行编码,在生产线上扫描识别每一个零部件。但是,高精度的汽车零配件需要匹配很多信息,比如原料来源、产地等等,而传统的条形码信息容量非常有限,只能存储20个字符。如何在零件标签上存储更多的产品信息,成了日本电装的一道难题。
原昌宏带领团队承接下这个难题,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终于将标签上的“一维码”升级成“二维码”。
二维码在日本也逐渐在工业推广,进入商品、食品管理。比如,在日本吃和牛,比较好的餐馆的牛肉,都可以扫二维码看产地来源。
二维码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升维”。最多能容纳4200个字符,而这4200个字符的排列组合是2的942次方,或者是3.7乘以10的283次方,也就是1后面283个0。
这是什么概念?整个宇宙的原子数总量是10的82次方,也就是1的后面带82个0。这样一个33×33毫米的二维码,可以让宇宙的每一个原子都拥有不一样的编码,还有巨量的余量。或许是真正意义上能实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所以回到二维码的发明之初,为什么原昌宏和日本电装放弃专利、将其开放,是因为二维码本身包含的可能性是超越个体的想象力,可能是无限的。商业化用专利收取费用,就有可能限制其应用。
只有更多人用,才有价值。精益生产发挥每个员工的智慧,创造了“升维”的发明;而链接最为广大的应用场景,才能让这个发明的创造具有无限可能。
当我们去探讨,为什么精益生产诞生在日本,很多媒体或评论会停留在一些刻板印象: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小国,所以要精益生产、减少浪费,但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看到“日本式创新”的精髓:
让工作回归人,让人掌控工作,而不是工作奴役人,那么,人的智慧就能让日复一日的工作熠熠生辉。
这是日本所谓“工匠精神”的本质。创造是人的天性,生产本身就具有创造性,即便是在社会化大分工之后的生产线上。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看见人的存在,人的智慧。
其实中国非常宝贵的哲学,就是看见人,追求“仁”。但是在商业浪潮疯狂袭来,裹挟所有人的过程中,奋斗、逐利、成功、改变命运让很多人忘却了为什么要出发。究其根本,就是要改变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存和工作环境。
所以,我们反观,日本的“经营四圣”,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中国的词,“圣人”,就是因为他们在哲学层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仁”。同时,在西方商业的基础上,对于企业存在的目的,实现了一次“逆反”。
西方传统经济学,包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会认为,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客户。但是京瓷的创始人道盛和夫却认为:
“企业存在的首要目的是要保障员工及其家庭的幸福。”
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也曾写道:
“没有人喜欢自己只是螺丝钉,工作一成不变,只是听命行事,不知道为何而忙,丰田做的事很简单,就是真正给员工思考的空间,引导出他们的智慧。员工奉献宝贵的时间给公司,如果不妥善运用他们的智慧,才是浪费。”
把社会责任放在商业目标的前面。在这个层面上,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国企。而稻盛和夫、丰田用他们的商业实践证明了,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盈利,可以活十年、数十年,甚至成为一个巨头企业、基业长青、不断传承。
要实现这个愿景,需要全方位的经营理念。比如意识形态层面,“利他”的文化普及到整个企业,甚至整个社区。有“硅岛”之称的日本九州岛,存在大量这样“低调”的企业,在半导体材料领域深深扎根。
又比如公司制度层面,无论前、中、后台,都按照年限领工资,年景好多就分一点,经济不景气也不裁人,年景差就勒紧裤腰带,大家同舟共济(这在稻盛和夫的书中,有系统化的关于如何渡过萧条时期的企业措施)。很多人诟病日本终身雇佣制度会扼杀创新,但可能不同的产业模式,需要不同的人才制度。
为什么从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要去讲日本在工商业文明当中所形成的“经营理念”?因为这种范式在西方商学院的案例当中是极少出现的,却是东方文化中孕育而生的。
这对于下一个阶段的中国企业发展,对于管理、工业创新的理解,也会有所拓展。上一个阶段的中国可以依靠相对低价的劳动力,但下一个阶段,要在高端制造、在自动化生产上更进一步,就需要释放一线工人和工程师的智慧。但无论是前些年的血汗工厂,或是近年经常出现在头条的猝死新闻,都不是良性发展的。
其实,日本跟中国非常像,都是东亚国家的人口密度,很容易陷入内卷:卷勤奋程度、卷工作时长……但日本产业界跑出了闭环的模式:不一定要卷,也能让员工好好工作生活;企业不一定要以牟利为目的,大家一直把生意做下去,可持续就是成功。
从这个角度,日本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的。
如果放在当下,我们很多人眼里,发明二维码的日本工程师原昌宏是挺冤大头的。一辈子在电装当工程师,辛辛苦苦耗费两年才有了发明,却直接开放专利。如果保留专利,每笔交易都可以收费,将是巨大的财富。
但他本人却乐呵呵的谈论二维码在中国的发展,有作为工程师的自豪,并没有什么遗憾。
回到中国,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二维码借助社交和支付平台,实现了一次“突变”创新。
中国广袤市场、巨量需求撬动科技,广泛的应用能分摊巨额的成本,最边远的地区也能用上智能机、支付码,最普通的人也能开直播、看直播,享受最便捷的服务和文化娱乐。
这是“中国式创新”的内核:科技应用创造性地与最广大的人群结合。
再把时间维度拉长一点,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一直如此,尤其是在普惠大众的基建上。建国后,中国建成了世界最高的桥,海拔最高的公路,穿越地形最复杂的高铁,速度最快的高铁。
这些基础建设的背后,不仅是巨额成本,还有复杂条件下的技术攻坚,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
我们往往只关注世界最高的高楼,但其实中国的云南贵州湖北,承包了世界最高的六座大桥。中国桥梁在世界前100最高大桥中占据80%。国外有个收集全世界桥梁成就的网站,直接变成了“中国桥梁大全”。每一座桥都看得人心惊胆战,都成为了奇观。
世界从来不是平的,所以我们遇山开路,遇水架桥。
(图片来自highestbridges.com)
高速公路之后,就是信息高速公路。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新基建”,这是弯道超车的新机遇。
这个时代的“大桥”就是移动互联网,为更大范围的人群带来了信息平权、科技平权。超过15亿人口每天使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这些最前沿的应用场景,就与每个人、每天的行为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在参与这一波的技术创新。
站在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腾讯、阿里这样的平台型公司,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基础设施”之后,就需要用非商业手段让他们降利润、开放互通,而不是各自圈地、圈流量变现。
道路铺好之后,是为了更便利的通行、更多的交通往来,而不是为了收更高的过路费。拿回成本就可以了。
就像原昌宏发明的二维码,停留在工厂车间,就无法拥有真正的价值。
从日本的创新模式,和中国的创新模式,我们能看到一些非西方模式的案例。虽然对于“自主创新”,还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身处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关于500强、超级平台的,而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当新一代的研究者不再为了生计发愁,而愿意追逐内心,安于在象牙塔,用纯粹理性探索未知世界。我们可以拓宽人类对科学认知的疆界。
当成功不再有范式,不再有标准,有了多种可能性,所有的生意再小、再小众、再偏远,都能链接到受众,都能快捷支付,都能收获用户。我们可以延伸世界商业的边界。
当移动互联网十多亿人口全员上线,主播成为新职业,小程序成为新通道,再小的个体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出独特的创新之路。
没有人能够预估科技与每个人链接之后所创造的可能性,因为它是时刻动态的、自我演进的。
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中国式创新,从来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