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的回归逻辑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建了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到今天为止，供销合作社这种特殊的业态已在中国走过了百年路程。

毛泽东早于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合作社运动列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并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

在其百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供销合作社在支撑城乡消费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畅通城乡交流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亿国人的日常的生活消费，都只能依赖于供销社这一个商家。这也使其被诟病垄断、服务态度恶劣、商品短缺种类少等等问题。

到改革开放之前，供销社体系已经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供销合作社垄断地位的丧失，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农村供销合作社经营状况逐渐恶化。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区域的供销社因经营不善歇业。而这，也被人们当做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视之为市场的胜利。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供销社实际上从未退出历史舞台。根据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年销售额高达6.26万亿元，这一体量已超过京东与拼多多全年GMV之合。

体量庞大的供销社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未真正被历史和消费者所抛弃。在鲜有人关注的县域、乡村市场，供销社体系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市场的力量为何没有完全战胜专营、垄断、态度差的供销社，而是与之在几十年之间共存发展，值得深入思考。

1、从未走远，改革最晚

专营权的丧失，对于供销社来说是最重要的利空因素。

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供销社正在恢复重启。但值得注意的是，供销社一直是中国商品流通体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从未消亡，那就更谈不上重启。

举例而言，供销社至今是棉花收购、加工的主渠道，并受国家委托统一经营棉花，其在棉花收购中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市场份额。此外，在资源回收、农资类商品流通等方面，供销社也在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供销社的问题也同样显著，中国供销集团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其2019-2021年的净利率分别为0.45%、0.48%和0.43%，净利率均不足1%。与此同时，其资产负债率高企，近三年来分别为82.45%、80.24%和81.86%。

若将净利率低下的原因仅仅归咎为供销社承担着国家政策性任务，显然是片面的。复盘供销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刻的认知。

20世纪9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加速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供销合作社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再加上各种长期累积矛盾的集中爆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供销合作社都陷入了经营困境。

1999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甚至提出口号——“供销合作社不消灭亏损，亏损就消灭供销合作社”。

当时的多数供销社，尤其是基层供销社，由于规模不大，根本没有建立起市场化的经营体系。在理念上，供销社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全民所有制、独家经营”等传统垄断式经营方式，“官办”色彩浓重，缺乏服务意识；在经营业态上，乡镇以门店站点为主，缺乏连锁、配送等现代营销方式。

同时，专营权的丧失，对于供销社来说是最重要的利空因素。20世纪80年代，其垄断着主要农业生产要素的国内贸易和销售，控制着化肥和农药的流通，这些都可以为整个体系创造足够多的效益。

随着国家逐渐放开了统购、派购、议购的范围，深化了对化肥、棉花流通体制的改革。私营经销商迅速增多，供销合作社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这造成了供销合作社传统“政策红利”的丧失，使其靠“吃政策饭”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直到现在为止，这两大问题都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因此，也有人将供销社称之为“国内市场化改革最难、最晚的地方”。

2、撬动农业，革新模式

掌握流通体系的供销社，有能力改变农业生产体系和生产方式。

本质上，供销合作社最大的问题是有“供”无“销”。 

相比于帮农民“销”的积极性，合作社向农民“供”的积极性要强烈得多。日益严重的农产品销售难题，实际上就是供销社有“供”无“销”现实情况的体现。

不过，供销社的优势也同样明显，比如完备的流通网络。截止2020年底，全国供销系统拥有连锁企业6697家，拥有配送中心10802个，发展连锁、配送网点83.2万个，对比来看，我们随处可见的菜鸟驿站的网点总数也才不到10万。

巨潮曾在《美菜网，一场尴尬的颠覆故事》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农产品流通非常的原始和滞后。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餐桌，农产品的流通需要经历50多个环节，因此损耗率奇高”。

而供销社这个由83.2万个配送点建立的、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供销合作社平台和流通体系，其实足以消解农产品产业链长、流通环节多的流通风险。

换言之，供销合作社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全国组织体系的、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的供销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然优势。

政策同样指向着这一道路。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以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推动‘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掌握流通体系的供销社，已在某些特定品类上拥有了巨大且稳定的下游需求，而这足以倒逼上游农业生产体系、生产方式的变革，比如棉花。

供销合作社系统棉花购销量已经占市场份额的一半左右，因此，供销社有底气发起“质量兴棉”活动，也能够推动棉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参与棉花产业各环节相关标准制修订，推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如供销社旗下的中棉公司，在新疆建立了“龙头企业+轧花厂+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服务模式，提升了棉花生产收购加工能力和现代化水平。

纵向来看，若供销合作社能将这一路径推广到更多的农产品品类，那将有机会加速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发展进程。

此前几十年乃至成百上千年中，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难题，如今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民营和社会资本中，拼多多、阿里等大小企业都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以供销社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资本，也不应在这个过程中缺位。

3、渠道覆盖，深入农村

供销网点带有惠农性质，即使是无利可图的地区，也需要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除了农产品的上行外，供销合作社还肩负着消费品下行的责任。

2006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批示，要在建设农村现代流通体系中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的作用。为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简称“新网工程”）。

在供销总社的大力推动下，“新网工程”在各地广泛推广，建立起了集农资、日用消费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等连锁经营的新型业态。

这是近些年供销合作总社最重要的一次转型动作，其中有些连锁企业已成为了名牌企业，比如江苏的“苏果”、安徽“辉隆”等。

值得注意的是，供销社的定位是为农服务的组织，因此供销网点带有惠农性质，即使是无利可图的地区，也需要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和市场上大多数的零售企业的功能定位都完全不同。

湖北省房县万峪河乡老人坪村，这是一个距离集镇20多公里的村落，以前这里没有成规模的超市，村民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很不方便。2019年，房县供销合作社在老人坪村委会旁打造了房县供销老人坪综合服务中心，这才解决了村民群众购物不方便、不安全、不实惠的问题。

横向来看，供销社通过发展农村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将形成县有农资、日用消费品配送中心、再生资源集散加工中心、农副产品专业市场、批发市场；乡镇有中心超市、直营店；村有连锁便民店的县域流通网络。

而这些事情很多都是大资本不愿做，个体经营业主做不好的事情。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农业、农村的凋敝和发展缓慢，有其现实的原因和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农业和农民就注定只能成为被市场和资本遗忘的角落，这并不符合数亿农民群体的利益，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总目标。

4、写在最后

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论断：“对待分散的农民，只能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不能走别的道路。”

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分散”。从全世界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和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都是现实情况，长期无法改变。

而对于资本来说，对效率的要求，天然就决定了其更青睐于城市市场，在广袤分散的农村市场中注意力不足，投资不足。相应的，为其提供的服务也会不足。

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通常会被强调其“优化”的一面，认为利润可以促使资本出现在它最该出现的地方，带动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的发展。

但“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不是“资源配置”这件事的全部。在那些无法为资本提供足够收入和利润保障的农村地区——特别是那些地处偏远、距离市场较远的地区，人们仍然有消费和发展的需求，他们也需要获得资源。

如果民间和社会资本不愿去配置，那么全民所有制下的供销社体系就可以发挥出它的作用，在少赚钱、不赚钱的前提下把事情做好。这正是所谓“供销社回归”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抛开对于历史问题的刻板印象，站在几亿农民的下沉市场角度去思考，就会发现，供销社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屹立不倒，甚至于至今仍是年销售额六万亿的第一大渠道，自然有其深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