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中有人问过，为何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没有留下知名的电子公司？
实际上不仅苏联，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美国曾有过德州和波士顿Route 128产业圈；日本曾有过围绕NEC公司的产业集群；英国曾有STC、GEC等巨头。
然而今天，留下的只有硅谷。
所以，为什么是硅谷？中国的“硅谷”在哪？我们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如何把社会资源投入到产业中，塑造产业集群，获得超额回报？
这些问题是凡卓资本所关注的。
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我们用四段历史来说明，硅谷早期是如何集聚起来的。
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斯坦福工业园。
直到今天，斯坦福工业园也是硅谷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我们相信，它的历程说明了，为什么在加州旧金山湾区能够产生硅谷需要的产、学、研、投——以及我们中国的产业集聚可能需要什么。以下，enjoy
硅谷起源于何时？这里通常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法是惠普公司的诞生，一个说法是斯坦福工业园的建立。
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惠普公司成立于1939年，它的两个创始人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两位的导师就是后世被成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惠普早期也收到了特曼的投资与指导。特曼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和工程学院院长，也是斯坦福工业园的建立者。在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成立的时候，惠普也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所以，要想理解硅谷，我们需要先理解斯坦福工业园。
斯坦福大学今天世界闻名，它建立于1885年，1891年首次招生——但直到二战时，它还远没有承载科技产业集聚的能力，甚至算不上是一家一流大学。
举个例子，在1941-43年二战期间，美国向当时知名院校拨款4.5亿美元（约合今天90亿美元，相当于600亿元人民币）用于军事科技研究。其中MIT、哈佛等院校分别获得了数千万到亿美元不等的补贴——而斯坦福，仅仅获得了5万美元。
那么斯坦福为什么诞生了硅谷？为什么硅谷没有诞生在MIT、哈佛所在的波士顿？这与“硅谷之父”特曼的产业思路有关，也与美国当时的产业集聚有关。
特曼是一位“斯坦福二代”，他的父亲是斯坦福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主要从事智力研究，我们今天的智力测试，很多就是源于这位教授的研究。特曼自小在斯坦福长大，后来获得了斯坦福化学学士和电子工程硕士；到24岁，特曼获得了MIT电气工程博士，其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任教，担任电子通讯实验室主任，而后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
特曼后来的成长，离不开美国的科技环境和他自身的业界声望，而这两点都与特曼的导师、时任MIT副校长的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有着莫大的关系。范内瓦·布什是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如果这个头衔换成“最重要的科技管理领域的技术官僚”，那几乎不需要加“之一”的限定了，范内瓦就是当时美国的“CTO”。
概括而言，范内瓦的历史影响有三点：
▪ 作为学者，范内瓦是模拟计算机的开创者，也是我们今天诸多计算机理论的先驱。我们今天的搜索引擎、鼠标、超文本等一系列创造，都可以追溯到他1945年所写的文章《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
▪ 作为教师，他是特曼的导师，也教导出了香农（信息论之父）等一代优秀弟子；
▪ 作为技术官僚，最重要的，他开创了“国家层面科技管理”的先河。范内瓦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曾任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主席，“曼哈顿计划”的核心推动者和实际执行者。和当时一些教授不同，范内瓦不仅是理论的巨人，也是一位实干家。他认为，大学应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而不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显然，这个想法影响了特曼和斯坦福工业园，也彻底改变了美国科技产业。
在范内瓦的主导下，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上文所提的OSRD）等政府背景科学/产业投资和研究机构得以建立，这类机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主要的政府经费主要来源之一。可以说，范内瓦是美国科技管理的总工程师，奠定了二战后美国科技的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美国国防部和NASA把技术和制造的成熟度分为多个级别，并对其中早期技术进行支持，这类补贴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范内瓦的影响。一项技术的早期理论研究和开发验证，离商业化落地较远，所以除了天使投资人外难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但理论研究的长期意义是深远的——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讲，有着极强的外部性。所以早期理论研究，非政府支持不能为也，在1945年范内瓦给总统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就有相关的论述。该书后来引入中国时，便是由任正非先生等人撰写推荐序的。可以说，特曼和斯坦福工业园成长起来的世界，就是从“自由放任科技市场”，向“宏观调控科技市场”演变的一个世界。
弗雷德·特曼的一生，与其说是斯坦福教授的一生，不如说是作为“斯坦福工业科技”这个创业公司“CEO”的一生。他对斯坦福工业园的塑造，可以概括为三件事：以人格魅力招揽研究人才、与军方合作促发展、给学生投资做产业。
当时斯坦福大学电子科学教授团队的底子，可以说是特曼打出来的。上面提到，1941-45年二战期间，特曼的导师建立了OSRD；OSRD在提供资金之外，还主导建立了一系列军事科技实验室，其中之一就是“哈佛无线电实验室”——没错，是哈佛而不是斯坦福，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难入OSRD的法眼，因而这个实验室设立在哈佛——而这个实验室的牵头人，就是特曼。
这个实验室在二战之后，不再姓“哈佛”，而是姓“斯坦福”——特曼本人就是极富人格魅力的领导者；而在1945年，他又荣升为斯坦福大学副校长，他给当时哈佛实验室的同事提供了慷慨的offer：如果你们来斯坦福，可以获得终身教职。
熟悉美国大学教职体系的朋友们知道，“终身教职”起于1940年，在其后80多年里，它不只是个荣誉，也意味着财富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实打实的“铁饭碗”。最终，11位哈佛无线电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尽数跟随特曼，他们一起建立了美国西海岸最好的电子研究室，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
很快，军方的合同就来了。1946年，斯坦福的电子实验室获得了美国海军第一批订单。随后1949年苏联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让美国深感不安；而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更多的军事订单纷至沓来——加州地处西海岸，相对于东海岸来讲，离亚洲是更近的。而此时斯坦福在ERL之外，特别扩建了一个应用电子实验室（Applied Electronics Lab, AEL），专门用于机密军事研究——也许是因为二战期间斯坦福大学被政府补贴忽视了，此时特曼加倍努力，让斯坦福成为美国当时国家安全部、中央情报局、海军和空军的科研中心。
和其他大学不同的是，特曼恐怕是真的把军方当成“客户”来服务的，与军方的合作有三大创新：
▪ “以咨询业务为先导”，特曼成为了几乎所有军事相关委员会的委员，与需要电子元器件的军事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我给你做咨询，回头产品和实施用我的方案，很合理；
▪ “深度了解客户需求，与客户共同研发”，特曼去了解军事客户需求，然后斯坦福来制造原型产品。其他大学的合作模式更多是，“提供理论支持、然后由军工制造公司制造原型”——给客户做原型，降低客户研发成本，斯坦福也获得了经费和稳定的客户资源；
▪ “我给你土地，你跟我合作”，为了让斯坦福的科研成果贴近企业，也为了让企业贴近斯坦福师生，斯坦福工业园的早期入驻公司里，引入相当一批军工相关企业，比如第一家入驻的Varian Associates、后来的Microwave Electronics等等，这些公司一开始为军方生产单个的电子零件，后来则提供电子模组和系统；至1956年，洛克希德·马丁（当时叫“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也把电子研究实验室开设到斯坦福工业园里。与后世很多产业园不同的是，很多大学产业园只是学到了斯坦福工业园的皮毛，而缺少像特曼这样的顶层设计，“产学研投”一体化也无从说起，只能形成房地产生意。
除了军工之外，特曼也鼓励着学生们去创办公司。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很多教授都鼓励自己最优秀的学生留在学术界——但特曼没有，他给学生站台、给学生做顾问、鼓励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教学生经营企业，甚至于他本人和很多教授，就是一些校友企业最初的投资者，惠普公司早年就拿到了特曼的投资。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一些校办加速器、孵化器，其实就可以追溯到特曼时期。
在特曼本人的斡旋下，从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建立开始，到1955年7家公司入驻，60年32家、70年70家，到80年90家企业25万名员工入驻其中，整个园区完全租完。这些公司多数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科技公司，与特曼私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构成了硅谷的基础。至此，硅谷的雏形建立起来。
特曼在硅谷成功之后，他也曾在美国东部和中部尝试过建立新的产业园区，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为什么硅谷诞生在斯坦福？在《销售硅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区域优势模式》一书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认为，说服竞争企业合作支持共同目标这件事的难度，被大大低估了。但是我们认为，硅谷的成功有必然，也有偶然。
▪ 首先，科技产业园，需要很强的开放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理论研究上，在当年是不输斯坦福的，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但是伯克利当年的强项是原子实验室，二战后更多研究核武器相关理论，现在天体物理等最前沿科学也是伯克利的强项之一。但是这些产业着实不便于创业，或者保密性太强，或者商业化太慢。
▪ 其次，加州在地理和商业氛围上有优势。一方面二战后的军事需求发生在西海岸，一方面，东海岸有着太强的传统工业势力。东海岸的波士顿湾区和中东部的五大湖地区，曾经孕育过贝尔实验室、IBM——但是，它们太老了。各州法律太老了，传统工业势力太强了，创业公司与大公司竞争太难了，不光是行业竞争，人才、土地、资金，各种竞争都很激烈。就像是当年无数创业者涌入深圳一样，硅谷的起源是众多小公司，在市场势力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加州，创业的空间才更大。而且当时加州的环境确实是更适合创业的，比如说，当年加州立法禁止竞业协议（Non-Compete Clause），加快了技术的传播，对于小企业更加有利。所以，直到五大湖地区传统工业大批量整合、给生命科技腾出更多空间之后，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才孕育出生命科学产业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个偶然：一方面，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半导体中心其实是有三个的，也就是硅谷、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Route 128，以及德克萨斯州。波士顿Route 128背靠MIT与哈佛，与硅谷分庭抗礼，直到八十年代个人计算机崛起时，主攻政府和大企业的波士顿地区才逐渐被硅谷抢走风头；而德州也一直是工业和半导体重镇，德州仪器直到今天也是模拟芯片领域巨头——当然，术业专攻不太一样就是了。另一个偶然，就要提到另一位硅谷的塑造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当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破落、他带来的八位年轻人大展拳脚之时，就是硅谷半导体产业兴起之日。他们为何来到硅谷？又给硅谷带来怎样的波涛汹涌？请看下节：“肖克利：诺奖得主大败局”相关阅读：
1）《科学：无尽的前沿》，范内瓦著，任正非先生作序，理解“美国科技政策”的早期思维模式；
2）《销售硅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区域优势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列教授和卡冈教授著，讲述“硅谷”无法在美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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