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吃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红利的韶关，反而在数字化时代迎来了自己的荣光。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欧家锦，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似乎成了网络民意的共识。
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富是显而易见的——2021年，广东GDP高达12.4万亿，成为国内唯一GDP超12万亿的省份，（自1989年起）连续33年蝉联全国第一。广东经济不但总量惊人，且增速也喜人，比上年增长8%，略与全国增长8.1%同步。
2021年，全国共有24座城市GDP突破万亿元。这一年，东莞成为广东省内第四个万亿GDP城市，使得广东成为全国“GDP万亿俱乐部”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江苏亦有四城）。
放眼全球，广东GDP折合约为1.92万亿美元，超过韩国（约1.7万亿美元）与加拿大（约1.73万亿美元），与位列全球GDP排名第八的意大利（约2.01万亿美元）仅有一步之遥——这意味着，若将广东视为一个经济体，其2021年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第九。
为何广东的经济发展如此迅猛？诸多外部解读，主要为天时、地利、人和等三大原因：
先说天时。恰逢改革开放，且中央持续给予相对多的利好政策支持。诚如邓公所言，“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改开之初的1979年6月，广东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一个月后，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份报告，确认“广东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并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若没有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机遇，今日的广东或许还是偏居一隅的农业省份。
再看地利。改革开放之后，广东的地利优势立马凸显——毗邻港澳地区，不但顺利承接了港台的产业转移，更是成为中国内地与全球商贸的中转站及生产基地，且还具备世界一流的物流（海陆空）运输能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广东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
最后是人和。截至2021年末，广东省内拥有1.27亿常住人口。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广东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广东还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持续吸引大量省外人员。更关键的是，广东人口的老龄化最低、出生率最高——据“七普”数据显示，广东省内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2.73%，全国倒数第三（仅高于新疆与西藏）；2021年，广东人口出生率为9.35‰，连续四年位列全国第一。从长远来看，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保障要素之一。
我们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来观察。可支配收入是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相比GDP，可支配收入更能衡量一个地区的居民富裕程度。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具体到各省份，只有8个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这一水平。其中，广东以44993元位列全国第六，排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之后。
进一步细分，将居民分为农村与城镇居民。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实际增长9.7%；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实际增长7.1%。城乡居民收入比值由上年的2.56缩小至2.50。共同富裕三大核心目标之一的“缩小城乡差距”（另两大目标为缩小东西部区域差距、行业贫富差距）取得实质性成效。
将视线拉回广东，看看2021年度的数据：
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广东省内的21个地级市中只有7个城市超过全国城镇平均水平47412元，其余14个城市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排名最末尾的潮州市为28403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这说明广东城镇居民之“富”乃徒有虚名。
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广东省内的21个地级市中只有1个城市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8931元，排名最末尾的揭阳市为18016元，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5%——这说明广东农村居民之“穷”乃名不符实。
从以上两组以地级市为单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看，“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这一观点与实际并不相符；且与农村居民整体皆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相比，广东省内非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居民的创收更应加大力度。
再来看另一个数据：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比值。比值越大，即说明城乡贫富差距越大。
以2021年度的数据为例，广东省内除却深圳以外（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广州城乡收入差距比值最大，为2.15；而其它19个城市比值均低于2.0，其中东莞、潮州与中山的比值均低于1.5。
但将广东省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其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却瞬间扩大至2.46（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横向对比“全国共同富裕示范省”浙江的1.94，不得不承认广东的城乡差距确实挺大。
综合以上数据做个小结：虽然广东省GDP总量最高，四大超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广东省占据2个，而且各市的城乡差距都比较小，但是广东省整体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达到2.46，说明各市之间经济差异非常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发达（粤港澳大湾区已被国家确定为对标旧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全球级湾区），而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属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试想一下，当你仍在回味广深CBD的世界级繁华，仅仅离城一个多小时之后就看见了城乡结合部的落寞风景，脑海里确实会浮现一个感性的声音，“最富与最穷的地方果然都在广东啊！”
尽管广东的“穷”是相对“超富”而言的，但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为何广东省内的市域发展会如此失衡？
在官方行政划分中，广东省内21个地级市被划分为四个区域，分别是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江门、肇庆与惠州9城）、粤东（包括汕尾、揭阳、汕头与潮州4城）、粤西（包括湛江、茂名与阳江3城）、粤北（包括韶关、清远、河源、梅州与云浮5城）。
在此四个区域中，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一骑绝尘。珠三角地域面积约占广东省的30%，却汇集了约60%的人口，创造了约80%的GDP。而今，珠三角再加港澳两城而组成的粤港澳大湾区，更将成为势能巨大的“经济引擎”。
但“非珠”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具体到市级，以2021年数据为例，若论GDP总量，深圳以30664.85亿元位列省内第一；而位列最末的云浮为1138.97亿元，深圳是云浮的27倍！
若论人均GDP，深圳以17.36万元位列省内第一；而位列最末的梅州为3.38万元，深圳是梅州的5倍！
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量，广东省内的发展差异之大一目了然。为何会这样？主要也有三个原因：
一是地形差异。粤东粤西粤北多山，在交通基础设施与便利度方面远远不如珠三角平原。无论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坐拥地利的珠三角平原都是经济发展的先行者。随着改革开放，更因毗邻港澳的优势，发展现代工业更有先发优势。
即使广东在2008年实施“腾笼换鸟”政策——原意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而现实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方面，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转到“非珠”地区，而是转移到了（土地、人力、物流等）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非珠”地区的优质劳动力并未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而是纷纷流入了珠三角。
二是虹吸效应。这是指经济实力强的大城市将周边的中小城市以及一些小城镇的优势资源吸引到自己身边。自2009年武广高铁开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高铁时代”之后，交通网络日益发达，广深这两座超一线城市以及佛莞这两座新一线城市彰显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试想一下，在车程3小时内（高铁更是缩短到1小时内）即可到广深等珠三角城市，会有更多的岗位选择，更高的工资收入，更精彩的生活方式，谁还愿意待在同省的家乡小城呢？于是，越来越多的广东中青年开启“5+2”模式，即工作日在珠三角，周末返回家乡。他们点燃的一盏盏霓虹装扮了日益繁华的珠三角，身后却留下了一座座十余年未曾大变的静逸故乡。
三是财政倾斜。广东作为经济第一省，创造了巨大GDP的同时，也背负了不轻的财政上缴压力。在2019-2020年度，广东对中央财政净贡献超过8400亿元，加上调剂金的净贡献近900亿元，广东对中央的净贡献达9000多亿元，堪称中国最模范的省份。
一个颇为“无奈”的现实：因为深圳是计划单列市，所以它在经济与财政上直接对中央负责，财政收入部分上缴中央，部分自留，而不用交给广东省；但深圳由广东省管辖，很多工作都是广东负责落实，且很多都是无偿的。在有限的财政能力之下，广东自然会优先保障珠三角的发展，毕竟这才是广东经济的命脉，而“非珠”地区唯有一声叹息。
难道广东省政府就放任“非珠”地区不管了吗？当然不是。
打开广东地图，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云浮位于粤西，为什么官方却将它划入粤北？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云浮位于广东西部、肇庆以南，属于粤西无疑；将其划入粤北却有着官方的考虑——云浮生态环境优良，森林覆盖率67.15%，是广东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属于被限制开发区域。这一点与韶关等粤北城市之“珠三角后花园”的定位一致。
而粤西的定位则是与珠三角协同发展，如果云浮划入粤西则与其生态定位相悖。所以，广东在整体布局和规划时，将云浮划入了粤北。
自2018年以来，广东开始推动“一核一带一区”建设，即坚持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根据各区域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全省划分为珠三角核心区、（粤东、粤西）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3个功能区，对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带来新的变化。
因地制宜的不仅只有云浮，还有韶关。2022年2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通过在全国布局8个算力枢纽，引导超级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向枢纽内集聚，形成10个数据中心集群。其中，粤港澳枢纽的数据中心集群落户韶关。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当下，数据已成为土地、劳动、资本与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东数西算”是世纪工程，算力网络是国家新型基础设施的骨架。在国家发改委的官方解读中，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具有多方面意义：一是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二是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三是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四是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国内最早布局数字经济政策的省份，广东在2017～2020连续4年数字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因此，与其配套的数据中心集群尤为重要。但为何会落在粤北山区的韶关？
广东官方给出了解答：韶关作为华南地区老牌的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对于数据中心布局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一方面，韶关在地质构造上为非地震带，年平均气温在广东全省最低，又偏处内陆，受台风影响较小，典型的灾害低发气候适宜，本身就利于数据中心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韶关至广州的高铁车程缩短至1小时以内，良好的交通条件也为大湾区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提供了便利。
没有吃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红利的韶关，反而在数字化时代迎来了自己的荣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从云浮与韶关的例子，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另一个事实：放眼全国，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必须“唯GDP至上”，在一些城市奋力发展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城市进行数字化虚拟经济的布局，以及另一些城市在绿水青山自然之上的营造。
由此可见，中国疆域辽阔之下带来的巨量腾挪空间与强大发展韧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新时代更应讲究因地制宜，继而“带动大部分地区”，以可持续的方式“达到共同富裕”。毕竟，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作者：财经作家，资深财经媒体人；专注于创作“奢侈品在中国”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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