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者前行
全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们也在从疫情中快速恢复。今天我们想分享一篇，来自经纬创投张颖在最近的一次LP线上大会的演讲。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大家好，我是经纬张颖。感谢各位LP、创业者通过线上的形式参加2022经纬创投投资人年会。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比较直接和实在，我想先讲讲我们对大趋势的判断，以及相应的经纬投资策略。
在艰难的2022年，只要你还身处在市场之内，应该都会感受到来自宏观的跌宕起伏、风云变幻。大家对前景也都有各自的看法。
我最近和同事们聊天，包括年轻同事，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紧张和焦虑。全球股市震荡不安，热点轮换得太快，从2021年的消费、SaaS、合成生物学，到2022年的光伏、储能……热点一直在变，今天的热点可能明天就会降温。
到了2022年底，我们终于迎来了防疫政策的全面开放，各个城市也已经陆续达峰并且在恢复。从对“发烧”“布洛芬”等关键词的搜索指数来看，在12月21日已经出现了拐点，不过各个省份达峰的时间有先后。
中国庞大的产能也开足马力，据工信部数据，现在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的日产量已达1.9亿片，自12月1日以来，全国累计生产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已达到24.88亿片，在放开之初买不到布洛芬的局面也很快得到缓解。
2023年元旦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此外，各地消费也在积极恢复，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久违的交通拥堵。
在疫情这几年里，我仍然保持着高频与创业者交流的习惯，我能明显感受到哪怕是在最悲观的时刻，他们依然保持着韧性与活力，乐观拼搏精神始终存在。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无论是一家科技消费产品公司，还是一家智能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一家民营火箭发动机研发公司，真正选择躺平的少之又少，有一股劲被压着，大家都想再捋起袖子大干一场。
如今疫情管控政策彻底放开，也有不少创始人问我，“2023年是时候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复是——当然是捋起袖子来大干一场的开始，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乐观中的谨慎，最起码是在2023年上半年要保持稳中求进。
高盛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里分析，与多数欧美国家不同，它们在重新放开后经济立刻加速，但亚洲不一样。好几个东亚经济体，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普遍实施了相对严格的新冠管控政策，重新开放后，在初期反而对经济增长不利，会出现感染激增、人口流动性暂时下降的局面，而不是立即反弹。
比如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实际私人消费水平在重新开放后的一个季度里，都是立刻下降的。随后在第二个季度才反弹，此时病例数量下降并且恐惧因素消退。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全球经济都非常不好。目前全球经济最好的是美国，但在与美联储直接打交道的23家大型金融机构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将在2023年出现衰退。
欧洲从2022年末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衰退，法国巴黎银行的经济学家，甚至直接把对2023年的展望报告标题写成了“转向衰退”。
而中国的出口，从去年9、10月份开始因为疫情冲击等因素开始下滑，PMI也出现了下滑。当然全球经济下滑也会严重影响中国出口，比如最近因为苹果需求减弱，中国大陆供应商只能跟着减产AirPods、Apple Watch和MacBook组件等产品。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最近中国经济活力的恢复——随着多个城市疫情峰值已过，复工复产脚步加快，多地的消费、生产、交通活力有序恢复。多家国际投行、券商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将在新一年内复苏，并能带动世界经济增长。
我们刚从疫情泥沼里走出来，依然不可掉以轻心，现在还没到雨过天晴的时候，2023年可能同样充满挑战，至少上半年是如此，不要从极度悲观又转向盲目乐观。依然要审视现金亏损，制定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和切实可执行的预算，管理好内外部预期。
虽然很多人都说早期投资人往往是乐观派，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我们在做完一项投资决策后，需要坚持很长时间才能迎来收获）。
但我还是一直在关注几个“乐观指标”和“悲观指标”，当市场情绪过于乐观时，我往往去聊聊“悲观指标”；在市场情绪悲观时，我则会去聊聊“乐观指标”，绝对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都是不适合我们的。
下面，我想谈谈在最近一年的市场起伏动荡中，我的一些底层思考。
最近一年里，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当下的变化，又如何去看待未来？
我很认可一句话就是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趋势，长期看文化。
对我们自己来说，先得认清可能改变的是什么？在一个亿万课程的周末，我和孙立平教授还在讨论说，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改变。
他的观点是我们要警惕三个问题：一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在变化；一个是中俄对西方的科技、高端设备及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变化；还有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业的依赖在变化。
对应的就是，原来全球体系中的两大运营逻辑：比较优势的逻辑、资本逐利的逻辑，就会让位于安全的逻辑、以及价值观的逻辑。
在这种底层逻辑替换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一些波动和调整。我们要问自己，如果处于这样的情景下，我们的企业应该要做怎样的布局调整？
如果你是做出海的，你对目的地市场选择是不是要做出新的判断；涉及到全球产业链条的，你对库存或者是短缺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不是以后会不一样；对于跨越成长期的公司，如何在新维度下验证和开拓市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看2022年的一些数据，比如社会零售额或PMI（采购经理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等等，都因为疫情造成了不小的扰动。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我最近经常在关注的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这个数据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指标，用来衡量一国在制造业方面发展速度和实力，很多经济学者最近也更为关注这个指标。
在世行开始公布中国这项数据的2004年，中国仅占全球的9%，但今天是30%。中国在2010年超过美国，变成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这个“第一”已经保持了12年。
在有新冠疫情的2020和2021年，202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3.8万亿美元，2021年更是向上跨越了一个台阶，达到了4.9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7倍，接近美国+欧盟27国之和。
这个数字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前两年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比现在小。在疫情扰动比较大的2022年，前11个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依然维持增长。
2018年，美国开始贸易战，但在2019年，中国新增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超越了美国，达到5.9万件；中国科研者在一流期刊的国际论文发表数量，也达到了美国的70%。当然这是增量，总量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领先能带来什么？
我非常认同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提到的一个观点：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带来了一项最底层的东西——“在干中学”。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就是最好的老师，这会使中国产生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这个东西今天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第二个指标可能更宏观一点，就是我们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超大市场的不可替代性，全产业链与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是我们经济的压舱石。
最近市场上也老有两个针对产业链的问题，一是中国制造业有没有可能回流美国？供应链中断和贸易紧张推动了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比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在2024年要开业了，台积电也有可能从美国2022年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获得数十亿美元补贴。苹果也寻求把部分生产转移出去。二是有没有可能被东南亚或者印度取代？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会有一部分高端和低端的外流，但很难大规模取代。美国有它的通胀问题、产业工人短缺问题，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对于东南亚和印度，由于我们自己做过一些制造业产业的投资布局，如果要说一些低端制造业，确实有在流向东南亚和印度。但对于中高端制造业，它还是需要大批能够上岗的熟练产业工人、高级管理人才、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可信赖的金融信用体系，比如印度各个州之间情况都非常不同。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确实是建立了核心的优势，你看像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墨脱县都能凭借畅通无阻的物流网购商品，这样的运输体系不要说印度、东南亚，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实现不了。
中国还有最重要的工程师红利，比如在iPhone这种精密设备的生产中，NPI（New Product Introduction）这个环节非常重要，是指把产品蓝图和原型转化为量产的详细制造计划，比如iPhone的组装就需要400道工序，这也是生产工程师和供应商集中的中国所擅长的领域。
大规模生产考验的是综合能力，不能低估让合适的工厂、工人、设备和原材料供应链聚到一起这件事，它的难度比想象中要高得多。
由于全球化、科技进步等因素，后发国家并不完全会按照发达国家的路径去走，特别是各国的差异也非常大。
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以及第一人口大国，对于很多资源经常是买哪个东西，哪个就涨，卖哪个哪个就跌，很多决策都需要基于这个庞大体量的框架去考虑，其实超越了很多经济学定律。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之前产生这些经验的国家。
在这些乐观指标的基础上，我想讲讲对于经纬来说，我们在大变局下会有哪些应对策略。在大方向上，特别是国家安全方向，完全与政策同频，这一点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因为核心生产要素都在国家队体系里面，你不可能跳出这个来做企业或者投资。
在这个基础上，我最关注三件事：一是认知迭代；二是如何更早发现水下的隐形冠军，做深入产业链的投资；三是如何做创新的投后体系。下面我来讲讲这三个大逻辑，具体的投资布局由我的同事们做补充。
第一，我最近非常关注自己和同事们的认知迭代。
首先在与政策同频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非常严谨的认知迭代，也需要找出新的投资方法论。在某一个赛道或行业中，初投资时会谨慎出手，不要出现太大的盲点，每隔一段时间审视一下自己，然后再调整节奏。这其实是一个工作的流程，它易懂难做，但如果没有形成这种工作流程的投资同事，就会被我限速，无论是合伙人还是年轻同事。
经纬在2011年决定All in移动互联网，也是当年认知迭代的结果，因为当时觉得移动互联网是一场大变革，会带来各个层面的机会。
我们从2017年开始投资电动车及产业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能源变革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能源变革首先是从化石燃料到清洁能源，最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就是从燃油车到电动车，车电动化之后，又更容易实现智能化，就有了从汽车芯片、精确导航，到智能座舱，甚至自动驾驶等等一系列机会。
从投资布局的角度来看，电动车还是能源变革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没有电动车，就不会有今天动力电池的局面，而动力电池又拉动了储能电池，让人类储存电力的成本大幅下降。如果没有储能，光伏和风电这些不稳定的新能源就无法高比例并网，这恰恰是彻底改变能源格局的基础，所以2022年的光伏、储能行业大火。
电动车的发展，也的确超出我的预期。在2017年投资理想、小鹏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渗透率会提升得这么快。在2022年11月，国内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达到了33.8%，再创历史新高。
而行业里一个比较激进的预测是，到2025年电动车在新车销售中渗透率会达到70%。虽然数字很夸张，电动车行业也在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因为需求疲弱，特斯拉在2022年交付的汽车数量低于最初目标），但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挑战的目标，并且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企占比会越来越大。
此外，现在有很多要素市场都在改革，这些改革很重要，也是能带来商机的，我们需要有更敏锐的嗅觉。
第二，是怎么更早地发现水下的隐形冠军。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产投，去寻找那些在某个产业链环节中的必需品，可能是材料，或是核心设备等等。我们要重新审视那些一眼看上去行业天花板没有那么高，但有技术壁垒和定价能力的公司，时刻关注他们能否顺着行业演变而延展到其他产业，从目前的“小而精”变成未来的“大而全”。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做深入产业链的投资。
硬科技时代，与以前TMT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你必须要有产业链的节点资源和认知能力，如果没有这两点，几乎是没有办法做投资的。如果等到公司的商业模式被验证之后再想着投进去，财务投资人的空间就很小了，产投和国资会更加强势。
财务投资人最重要的护城河，就是要更早地发现机会、承担更大的风险，要抢在产投和国资认可之前投进去，这就要求很高的节点公司资源和产业认知能力。
我想举两个产业节点资源和认知的例子。
一个是在车载以太网领域，有一个重要的市场分歧是多少兆的车载以太网够用，是百兆级的还是千兆级的。当时市场中有一种声音是，由于现在车的数据传输量还比较低，不可能一上来就需要千兆级的。但由于我们投资了理想、小鹏这样的主机厂，我们在沟通中发现千兆级的技术方案可能很快会落地，所以最终投资了直接针对千兆级以太网的景略。
另一个例子是光羿科技，它是做电致变色新材料的，也是国内唯一可以实现大面积曲面产品量产的公司。
在我们投资之前，他们主要想做针对手机的产品，但我们看到了变色玻璃在电动车上的应用前景，所以建议他们去做电动车的天幕。所以先在一个行业投资布局3-4个节点公司，然后基于这些节点再去延展，让被投公司之间形成协同，这一点如今至关重要。
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芯片“卡脖子”开始，我们就切实感受到其实在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技术等领域，我们还是有很大短板的。并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最近与美国的差距也是在拉大的，并没有缩小。
在很多前沿领域，要想发展和创新，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个行业的事情，很多技术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看好多学科交汇的技术融合地带。像经纬支持的万众一芯，这个创业项目将半导体技术用于基因测序；还有三迭纪，将3D打印和药理学相结合。
此外，在硬科技投资的时代，我们关注的企业指标也有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转变，是从原来对总市场规模的关注，转变成对定价能力的关注。
这背后的逻辑是，以前TMT投资的时代，企业追求的是赢家通吃，覆盖的可以是中国10.5亿互联网上网人数，市场空间动辄上百亿美元起。但现在很多技术类公司，都是针对某一个细分领域，比如动力电池里面用的某种粘结剂，或是光刻胶这样的漫长生产链中的上游材料，客观上这些公司的市场空间看似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时候判断的核心指标就要从市场转换为定价能力，它反映了技术有没有独特性，如果技术壁垒足够，就能有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性，也能有足够强势的定价能力，这是对研发的奖赏。
多说一句，很多面向大众消费的制造业、消费类企业，也依然存在巨大机会。工业化不仅仅是ToB的，很多制造业的终端产品都是ToC的，比如刚刚提到的理想、小鹏等国产品牌电动车，还有极米的投影仪，他们也有领先的技术、很长的供应链、优质的设备和工厂。
第三，就是要做创新的投后，让我们的投后始终处在绝对领先的位置，真正帮助被投公司发展和成长。那我们要如何做呢？
首先，投后一定要创始人（在经纬，就是我）主导，持续花时间迭代和创新，才有意义。因为只有一号位主导，才会有体感，知道从移动互联网切换到硬科技时代，哪些投后环节最有价值，哪些改变需要出现，哪些地方需要创新。
在创始人主导的基础上，还必须要有足够的利他精神。在追逐利润之外，如果一个机构的核心创始人和团队，没有足够的利他精神和意愿的话，在投后方面也是会比较乏力的。
然后，在硬科技时代，投后绝对不能再是简单的招聘、介绍客户、PR等等，而是要通过各个投后小组之间协同，通过更深度的交流来前置发现潜在人才；要有协助科技创业公司做IP，国内外收购中尽调、条款等环节的专业混合小组；还要有专业的外部导师体系，在经纬亿万创业营，我们就积累了经纬“轻骑兵”团队，你可以理解成，他们是被我们过滤过一遍的，宏观专家、战略专家、组织专家、工具专家等等，深入企业帮助其解决遇到的棘手问题，并前置性地提醒创始人可能踩坑的地方……通过这些创新来赋能科技创始人，才能真的帮忙不添乱。
以前总有同行标榜他们会给被投介绍客户，其实我们的部分投资同事也有依托我们的产业链，在做这样的撮合。但我一直强调这样的思路就不是创新的思路。因为一个公司的采购体系是严谨和复杂的，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介绍就卖过去。如果这么容易，为什么之前你的被投做不到，做不到是不是它的产品不够好，还是销售策略不够对？
所以我总说我们要想得更深一点，所谓细心之后的更细心，像亿万的工作坊，我们让创始人带着自己的销售高管团队进来，再请特别好的ToB销售专家，来给他们做销售体系的搭建，从管理方法、组织方式、人才培训的根本角度来解决他们的销售问题。
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我自己觉得才是长期的有帮助的赋能。而投后就是要做长期的东西，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今天的开场我本打算就说到这里，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其实还想讲几句话。
第一我觉得对于经纬来说，长期主义跟乐观主义是我们的本色，是我们的底色。从疫情到现在的时间里，经纬一直聚焦中国，我只相信聚焦才能有结果。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策略，我们合伙人的配合，我们的互相信任，我们的差异化其实都越来越明显。
这些其实让我个人和徐传陞总也越来越有信心，我们能带领团队，带领公司去挑战新高。而疫情之后这两年多，我们之间这种信任、互补，以及互相赋能，一起联手去带领经纬这艘船度过一些大风大浪，给了我更多直观的效果与信心。
再加上我们每天在关注的，包括团队的认知迭代，创新的投后，在每一个行业里深挖水下的冠军，以及我个人怎么去花时间，更加直接地出现在一线，配合我们优秀的投资同事们在新的项目上去寻找、判断，促使我从对创始人的理解上去用心赋能。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里面也写过，在国际局势复杂以及市场波动的一个阶段，其实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良币驱逐劣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做的就是关注自己的核心，关注我们自己本身的底色，然后发挥极致，把我们擅长的发挥好。
最后我想说，在国内投资，长期主义的根基是国运。新冠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抬头，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并且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有很多地区都陷入动荡。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和挑战并存。
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彼此共通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比如世界大战、冷战、欧盟、贸易全球化。
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比起贸易带来的经济联结，我们面临着的共同的威胁与挑战，比如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大议题，可能才是让全球真正密不可分的基石。即使这些合作存在于一些负面的挑战之上，但人类就是基于此分享着共同的命运。
即便现在世界局势，出现了瓦解与突变，我们也要意识到，融合依然是最终的、唯一的结局。乐观才能让我们对困难脱敏，习惯困难亦有利于前行，它也是目前所有需要继续前进的人，最重要的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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