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这么高薪水，可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钟宇，正在遭遇人生中最大的迷茫。

他26岁，刚结束一场创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后，钟宇顺理成章地进入头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尽管在洛杉矶工作顺利，他却选择了辞职。那时他的困惑是，每天这么累，拿着那么高薪水，可这份工作对社会产生了什么价值？随后，他和攀岩结识的朋友一起创立了护肤品品牌，计划从北美推广到全球市场。投资人认为他会连续创业而想要优先跟投权，他却皱眉，对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今创业一年有余，他与合伙人因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有分歧，结束了合伙关系。

20多岁的人总在质问，也总在迷茫，而这似乎是一种属于年轻的特权。

我拿这么高薪水，可对社会有什么价值？

朋友都说，钟宇是最不可能去创业的那个人。但是，他辞职了。

离开那天，他走进上司的办公室，有点内疚，又是第一次辞职，于是他表现得很抱歉。上司说：“你千万不要觉得抱歉，我们就是最好的商学院，恭喜你毕业了。” 咨询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接近学校的公司，做项目就像写作业。

钟宇待了一年半的时间，起初三周看一个产业，每天从早上九点干到晚上十一点，抓数据、打专家电话、回答客户问题……管理咨询注重提纲挈领，从概念上和语言上把东西梳理清楚，但是不注重实用落地。“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报告压在芯片公司里谁的案头上。” 钟宇知道，从你写出这个报告到最后实际在工厂里发生改变，也许是10年、20年后的事了。

很多时候，做CDD（商业尽职调查项目），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评价者”，最后不能带来什么实际改变。这种“评价”的价值在商业体系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个体来说，身在其中，不免会有一种“疏离感”。管理咨询提出的建议、看法，和资本隔着一层纱，而资本，又和企业隔着一层纱。

表面你特别能干，特别能抗，但钟宇感觉到了自己被异化，自己做的东西无法彰显个人精神。“我费那么大劲，给我这么多薪水，最后给这个社会到底带来什么价值了？当资本对人的异化在我的工作中上升到了一个很高境界时，我就有点受不了。”

沃顿毕业的本科生，95%的人直接进入九大投行和管理咨询公司，不少人泰然地躲在名校、大公司的标签背后，安度此生。钟宇看起来是最适合在这个专业系统里晋升的人。无论在新加坡的中学，还是宾大，他都是中国学生会主席，也在每个地方都担任戏剧社社长。所以这样的成长环境让所有人觉得，你就适合去做高管。他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好，只是在心里过早地叩问意义，叩问价值。

也许是因为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钟宇身边的人经常被一种焦虑萦绕，当他们在投行和咨询公司苦干时，会问自己——我是不是还可以做些更有趣、更有用的事？很多在纽约的人，会跳槽去大PE，继续卷。洛杉矶更多元，合伙创业、做可持续农场、去盖茨基金会的人都有。

对于沃顿和MBB（三大管理咨询公司）的标签，钟宇看得很淡，他说：“人们可以用标签去理解别人，但不要试图用标签去参透或‘曲解’一个个体。” 现代商业社会中，沟通变得很粗暴，在全世界都可以用标签迅速认识一个陌生人。在旧金山这个效应就很强烈，你是哪个行业多大岁数，人家直接就能推断出你的收入和家庭状况。你无需解释，大家就知道你有钱有闲或有钱没闲。钟宇觉得，“这也很好，只是另一种生活罢了。”

但他在过去两年里，正在克服标签效应。标签消失以后，他想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你能做什么？究竟这辈子你想留下点什么？你的个人意志又该如何外化？

为什么你认为我会连续创业？

钟宇离职时，有三个期待。第一，他想要穿破资本到达企业的层面，真正做一个产品、公司。第二，他想找到自己的社群，有一些更有精神功能的朋友。第三，他想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价值。“即使建造真实、有价值的东西，很难，但这个一步步建造的过程本身就很美好了。” 

他们做美国品牌，在韩国生产，主打可长期使用且温和的日常护肤品。 “好的护肤品不刺激，应该是一个前提，而不是一个优点。” 钟宇说，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不少投资人来见他们。有几次都临门一脚了，但他和合伙人还是决定暂时不融钱。有些投资人认为，如果你这次创业失败了，肯定会再去创业，那么他们想在你的下一个项目里拥有优先跟投权。钟宇对此皱眉：“我从来没想过连续创业。” 显然，中国消费市场“高举高打”的策略，和他们“百年”的愿景有了冲突。

除了这类条款，钟宇也隐隐感到，投资人总会催你赶紧去融下一轮钱，融下一轮最直观的就是产品要多，这就跟他们产品研发的理念和速度有冲突。钟宇表示：“这钱现在给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花才最有效，我们目前没有非拿钱不可，手头有启动资金，也有小笔进账。这个时候烧钱去推广，全球经济都不是那么好。我们还是倾向于更持续地发展。一旦有资本入局，很多事情都开始不确定，你能不能守住你的philosophy，会不会去做很多所谓吃相难看的事情，都未必是你说了算。等到我们缺钱，能把钱花在刀刃上时，再接受投资就会不一样。”

只不过，钟宇与合伙人虽然在融资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却在何时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不久前两人分道扬镳。

回望这一年来的创业历程，从开始到结束，钟宇都会想起昔日那场穿越美国南北的骑行之旅，那成了他创业的隐喻，也是埋藏在他心底的冲动化为现实的一个佐证。

“那趟旅程改变了我，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很随性地去做一件事。” 两个月，钟宇从加拿大边境一路骑到洛杉矶。一个人，一辆车，前后左右四个大包——装着帐篷、炉子、睡袋、食物、水、修车工具……在Excel里罗列的一百多样东西，还要绑上一块太阳能板。自行车加上人的承重极限是250斤，而他当时自重185斤，于是在出发前的三个月，钟宇把砖头放在车里，每天骑一百公里来回，瘦了40斤。这一切只源于他的一个念头：2020年疫情起始，公司的上班时间推迟到五个月之后，那这段空余时间为什么不把我的老自行车骑上路？查了路线，虽然很难但可行。而且，此前在南极的生存挑战让钟宇学会了露营这些户外生存技巧。

路上果然很难。迷路、遇到熊、被狗追、站在大马路上讨水喝……那时他一周住一次旅馆，平日在路上搭帐篷，晚上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只有动物的叫声。半夜突然有只浣熊睁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你，吓得人蹦起来。有时他骑了几十公里到露营地，结果山火烧到那儿了，警察拦住他说：“小伙子，你很勇敢，但是整座山都着了。” 然后他转过身，一整天都白骑了，刚才所有的上坡下坡要一步步退回去，边骑边流泪。

这时候，他就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上路？我到底来这里搞什么？”

他用村上春树“远方的鼓声”来解释这一切，出发前仿佛内心深处有一个小人在催促你：为什么你的生活里没有更多能彰显你自己想法的事？那未必是世俗意义上的奖励，却是精神层面上的回馈。钟宇如今觉得，一些人生中的关键时刻在来临的时候，没有给你什么选择，你很自然地必须这么做。他有位朋友对他的这个决定一点都不惊讶：“你的内心深处就是有想要打破规则的冲动。”

钟宇从MBB离职出来创业，也同样由这种想要打破规则的冲动所催化。他一度觉得，看着自己每几个月都能扎扎实实做出来一些事情，从生活中发自内心感受到收获和踏实，这比交作业的感觉好太多了。

创业结束后，钟宇低落了两周，他突然发现人生中第一次不知道每天醒来后该做什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多岁的人在迷茫什么？

我和钟宇的对话发生在2022年末的上海，那天飘着森然的小雨。

回到北京，我跟主编董老师回忆了很多这次访谈里的细节，尤其讲到钟宇的那场骑行，我说一个人一辆车在路上两个月，像缺水这种事就可以时不时把你置于一个荒凉的绝境，然后你不断绝处逢生，只为了起初的一个念头……听我说个没完，董老师问：“你到底是想聊他还是聊你自己？” “啊？”我愣了一下。他笑说：“通常我们写别人，也是因为透过别人看到了自己。”

我跟钟宇年龄相仿，他的骑行让我想到我在写散文集这件事。不管是创业还是创作，那条路你很多时候是独自在驰骋，其间有怀疑、不安，以及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我写文集的初衷是处理自己的回忆，记下你曾经跟这个时代发生过的碰撞。但我今年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动笔，借口那是写作瓶颈，但内心又对这种停滞极为不满。然后你就开始质疑自己做的事到底价值几何？在一个不太赞颂文学的时代里。

20多岁的人总是在质问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钟宇在professional service系统里敏锐地觉察到那分工作的局限性，他问自己拿那么高薪水，又给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可其实，这样的工作对于很多渴望安定的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奢侈。当他出来创业后，想的是用几十年打造一个消费品牌，可投资人一上来就赌你会连续创业。他那时不以为然，结果这场创业真的在一年后告终，他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可这种迷茫总是暂时的。你逐渐意识到，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就已经是值得过的人生了。

至少我看到，钟宇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骑车上路，如果畏难，在半途买张机票飞回去也无不可，但他不仅为这趟旅程自律地训练了三个月，而且一站又一站地骑完了全程。离开MBB，很多人不愿放弃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光鲜又便利的标签，他能意识到被异化，也能进一步去叩问自己是谁，自己的实际能力到底如何。创业消费品牌，他和合伙人坚持长期主义，不愿做投资人臆想中的连续创业者。甚至从公司退出后，他站在对方角度考虑，觉得对方的理念长远来看也许是正确的。

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其他的路径，并承担相应的代价，钟宇表现出来的是，他接受自己选择后的代价。

我感到，这几乎是在践行存在主义了。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里想要告诉公众，这是严肃的乐观主义哲学，你的选择、你的行动才真正塑造了你的人生，可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对自己负起所有的责任，再也没有借口。

此外，如果年轻时的质问与迷茫可以演化成对自我的负责后，这也意味着在失序的世界里，你至少在试着匡扶秩序。

我们最后谈到了《莫斯科绅士》，那是关于一个俄罗斯伯爵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的故事，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用旧时代的温雅建立起周边的秩序。小说的结尾提到了《卡萨布兰卡》里的一个镜头，瑞克在酒吧经过一番打斗之后，悄悄扶起了一只被推倒的鸡尾酒杯。二战期间，来到卡萨布兰卡的人都寄希望于拿到签证，离开欧洲战场，瑞克的酒吧就是这种希望的中心，而他在混乱之后扶起酒杯的这个动作，正展现了他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信心。再微小的动作，都可以为恢复这世界的秩序尽一分力量。

无论是创业还是创作，只要你仍然有对世界的不满，你也在践行着自己的理念，那无疑也是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试图匡扶一点秩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钟宇为化名，文/竺晶莹 来源/投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