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第一年，各行各业都在期待复苏，但信心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何正确把握疫情后的经济大势，并在其中寻找新的机会？这是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财经十一人，作者：余乐 辛晓彤，编辑：余乐，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2023年是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第一年，各行各业都在期待复苏，但信心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何正确把握疫情后的经济大势，并在其中寻找新的机会？这是企业、投资者和创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为此，《财经十一人》与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展开对话，就经济发展趋势、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市场现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李丰认为，由于疫情快速过峰，一些行业已经在快速复苏，现阶段的情况比较乐观。他预期，中国的经济形势将会走出过去几年各种突发事件的影响，回到2019年之前的正常轨道。
李丰还表示，经历了2022年的资本寒冬，创投领域的复苏仍需要一段时间。“不管是市场上的钱，还是同等质量的优秀项目，在个数和规模上应该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投资人的退出路径也在发生改变。赴美上市已经不再是众多创业者的首选，即便上市成功也会面临较大风险。李丰认为，中国香港正在代替美国，成为中国资产的下一个离岸交易中心。
由于2023年欧美经济预期放缓，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任务。李丰认为，中国逐步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内需增长，国家也会竭尽全力拉动内需。最理想的结果就是通过拉动内需，带动产业升级，提高行业附加值，带领中国企业在这个中国引导的全球化周期里成长为国际化企业。
《财经十一人》：我知道你们的投资人每周都有例会，疫情结束后，大家关注的情况、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哪些方向？
李丰：疫情对我们机构的投资没有那么大影响。去年五六月份，我们就开始要求尽量多投，因为当时整个市场的情绪非常保守，或者说悲观，于是创业者对融资的预期也比较低。
《财经十一人》：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投资属于抄底？
李丰：如果不叫抄底，最少也可以说那是个难得的窗口期。创业者不再喊高价，多家机构竞争一个项目的情况也基本不存在，所以可以大胆地看、放心地选。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比以前更多，但至少也没有比以前少。
2020年-2021年中是创业和融资市场超级热的一段时间，然后2022年超级冷，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大家的情绪就变得相对保守和悲观。所以，我们能在那段时间做到“不比以前少”，就已经很特别了。
《财经十一人》：现在重新进入一个抢项目的阶段了吗？
李丰：我觉得整个市场只是处在变热的过程中，但是大家还没有非常高的信心和确定性，以至于投资的频率和个数上还没有显著增加。
《财经十一人》：你认为现在这个市场主要是缺项目还是缺钱？
李丰：不管是市场上的钱，还是同等质量的优秀项目，在个数和规模上应该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财经十一人》：你们是做早期投资的。我们感觉现在有创业的想法，或付诸行动的人比前几年少多了。这会不会导致现在有竞争力的创业项目也在变少？
李丰：去年肯定是这样，今年还不太确定。创业对经济发展和自身成长都是好事，但创业有很多类型，只有很小的一类是适合机构来投资的。我认为这一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恢复周期，大家可能也会偏谨慎。
《财经十一人》：以前初创公司和投资机构的退出路径比较清晰，比如说公司做几年之后到美股去上市。但是，过去几年上美股的难度增加了，中概股的估值也大幅下降了。这会不会导致你们的投资逻辑发生改变？
李丰：我觉得这会导致美元基金有很多变化，但还没到看得非常清楚的阶段。对创业公司来讲，去美国上市是中国资产和国外资金之间的匹配问题，也就是说“让在中国长成的企业去融国外的钱”。以当下中美关系来看，中国资产赴美融资这个选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
原因很简单：假定你所在的行业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单向制裁的行业，比如科技相关，随着对方不停调整标准，即使你去美国成功上市，也会遇到流动性挑战。假如这些特殊行业美国资金不能投，那你在后续的融资或者公司的交易量上就会出现问题。
《财经十一人》：如果不去美股上市，会去哪里？
李丰：不管出于中国企业的主观意愿，还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大家在逐渐从美国转向中国香港。我经常把中国香港称为下一个中国资产的离岸交易中心，取代美国。这个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当然，也有人质疑企业在港股会不会同样受到制裁影响。这的确有可能。但长期看，中国香港的资金更多元化，除美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资金，影响相对小一些。此外，外国资本用中国香港的基金买中国的资产，意味着他对中国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也比较高。
《财经十一人》：新加坡会是另外一个选择吗？
李丰：很难。
《财经十一人》：美股和港股的上市规则和对公司估值的逻辑都不太一样。这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投资预期和初创公司的发展规划？
李丰：其实还好。中国香港在四五年前调整了新药研发类公司的上市标准，允许没有收入和利润的新药研发企业可以上市，引发了一大波热潮。美国早就实施这一标准了。
另外，A股已经实行全面注册制了。它的整个标准和估值体系正在向港股移动，而港股正在向美股移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转换过程。
从结果上来看，今天A股、港股和美股三个选项仍然各有各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核心问题还是中国资产怎么融资。2015年大家还在融境外的钱，但过去四年，赴港或赴美已至少平分秋色，可能过去两三年赴港更多。
《财经十一人》：港股和A股之间呢？
李丰：全面注册制是今年开始的。对创业者来说，对A股最大的担心是不确定性，包括公司是否符合标准，以及花多长时间能走完这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想要确定性，就会选港股；如果想要更好的资本市场的认可和估值，或许会等A股。
04拉动内需不仅是国家经济的需要，也是海外关系的抓手
《财经十一人》：刚才我们也谈了宏观经济的恢复，还有投资的恢复，你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
李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强调拉动内需，尤其是去年底。但是，中国人受疫情影响，不愿意花钱甚至没钱，那内需能不能拉得动呢？从长期结果来看，一定能拉得动。
从最简单的社会结构来看，任何一个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必然进入这样一种结构——赚钱的人少，花钱的人多。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周期，积累的社会财富总量有很大提升，反映在存款、房产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拉动内需，它也会自己增长。
《财经十一人》：内需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丰：2023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欧美。这两个最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甚至经济衰退，使我们的外需出现很大问题。2023年又是国内经济恢复发展最重要的第一年，肯定要表现出能力和动力，否则信心不容易恢复。
此外，中国想要解决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得首先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市场。举个例子，俄乌冲突之后，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去年德国总理仍然率团访华。这件事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的汽车消费市场在全世界的地位太重要了，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了全球一半以上。德国需要来中国，帮助他们的著名车企得到机会。这就说明，拉动内需能让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受益。
中国从经济政策到宏观政策已经做了很多铺垫，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市场如何增长的问题。你可以从别的方向上政策上看到，比如说我们要解决要素流动的问题，让内需市场变成一个统一市场，防止区域间设置壁垒，否则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市场。
《财经十一人》：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什么方向上的投资机会更好？
李丰：中国希望在解决内需的过程中，还能让自己的产业和经济受益。拿智能手机举例，原来手机在中国是做低端生产供应链，虽然规模全世界最大，简单讲就是“山寨机之王”，但附加值很低。到了智能手机时代，因为背靠华为、oppo、小米等，我们诞生了很多中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既有品牌又有精密加工，甚至还带动了相关的传感器芯片，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升级，相当于改变了整个行业的产业结构和地位，从只大不强变成又好又强。
《财经十一人》：过去几年投资比较热的赛道有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几年下来，你觉得这些赛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李丰：生物医药其实是过去五年变化最大的，因为2018年中国香港资本市场改了规则，允许没有盈利和收入的制药企业上市，造就了一个资本热潮。2019年更热。2020年经过短暂的疫情扰动后，2021变得极其热。然后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热度就有所回归，泡沫开始破了。
但是从长治久安的角度，中国需要追赶生物医药技术的新方向。所以说也许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热度还会逐渐回来，实际它已经开始慢慢回来了。
今天最热的新能源其实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在2015年到2016年，其实它小热过一段时间，没有今天这么热。然后2017年底到2019年，出现了产能过剩，一些中小规模的动力电池厂破产了。2019年之后到2021年之间，新能源政策出台，外加大家对新能源车的普遍接受度提高，新能源又开始热，2022年到了非常热的程度，或许也会出现调整周期，反复一下。
所以，曾经超级热的赛道都是有它热起来的原因，并且百分之百会经历泡沫阶段。新能源的上一个周期，广义上是看产能；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是看谁的动力电池做得好、谁做的整车接受度高；可能再往下大家就要看谁的创新性高等等，循环往复。
新能源去年热到了比较极限的程度，其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是俄乌冲突，我们的底线思维是：万一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被西方阵营转化，那天然气和石油的进口就会受到巨大影响，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能源结构安全性上寻找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是多样化供给，二是自给自足。中国作为贫油的国家，最好的方法是增加一些自己拥有的其他能源供给。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第二是因为去年疫情导致很多行业难以增长，国家需要花钱来对经济托底。这两个问题的交集就是能源。但是，今年很多因素都在变化，所以新能源就不一定那么热了。
《财经十一人》：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出海的问题。现在出海非常热，很多公司都在大力投入。原因是什么？
李丰：有三方面的动因。第一是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我们2015年到2017年投了一批出海企业，那时候中国是去产能周期，谁也不希望被“去掉”，哪怕是低效产能，都希望多赚点钱、活得久一点。所以这一轮出海，我们叫中国产能的对外释放。
但是从2020年开始，中国的很多产品开始具有除了产能以外的附加值了。供应链升级之后，企业更有能力做出海，去做真正意义上的好品牌。
第二，从二战以来美国推动的这一轮全球化来看，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企业的国际化。今天中国也在不断促进一些中国参与的贸易体系的发展，例如去年签署的RCEP、上合、一带一路等。从广义上来看，中国在努力推动一些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的建立，跟美国周期是一样的，中国企业也会受益。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国家策略造就了你的企业出海。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本能地就会去扩张。举个例子，海尔其实在全球和国际化上做得非常好，已经是欧美地区中高端家电品牌的领导者。所以当企业附加值变高之后，天然就会有向外扩张的能力和需求。
《财经十一人》：现在国内的一些外贸工厂接不到订单，但SHEIN、Temu等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中国商品却卖得非常火。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
李丰：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产能输出和品牌输出的差异。外贸工厂更像是我们讲的产能输出，SHEIN还不能叫完全的品牌输出，但它已经像品牌输出了，有一些附加值。下一步应该是真正的品牌输出，也就是说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耐克或lululemon这种既代表附加值又代表品牌价值的品牌。
《财经十一人》：以前的消费品牌出海更偏向于作秀，开一两家店，起品牌展示的作用；但是这一轮出海，已经有不少品牌在海外开到上百家店，意味着它真的要做当地人的生意了。那么和当地品牌竞争，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李丰：以前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是便宜，现在中国市场本身已经代表了一定程度的发达市场，尤其是大城市。此外，国内市场竞争超级激烈，供应链和客户都在身边，反馈周期很快，迭代升级的速度也快，比跨海来的国外品牌迭代速度快得多。
你在中国的一二线核心市场“卷”得赢，就代表你的效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去国外就也有可能“卷”得赢，因为你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锤炼过、竞争过，跟供应链极其高效地配合过。所以，你“卷”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更好的东西。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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